作者简介：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浙江省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等学术职务，著有《反省与选择》（获国家图书提名奖）、《孤独者的呐喊》（收入“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意义的重构——中国新文学生成的文化阐释》等学术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

在现代中国，无论是从思想史、社会发展史，还是从文化史、文学史的角度来审视，鲁迅都是一个绕不过的人物。鲁迅是谁？这个看似简单而实际上又难以真正回答准确的问题，也一直缠绕着现代中国的知识界。不论是他曾经被推上神坛，还是后来又走下神坛，也不论他曾经头上戴有何种桂冠，荣誉有何其的多，他的多重身份，他的思想的多样性，心灵世界的复杂性，性格表现上的矛盾性，尤其是深藏在他内心深处的那种难以“直说”的苦楚，那种挥之不去的忧郁、孤独、疑惑，那种被灵魂的“毒气”和“鬼气”[i]纠缠而产生的苦痛，都使他成为现代中国始终都无法“说清楚”而又“说不尽”的“异数”，并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中国。

鲁迅诞生于19世纪末，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而这正是现代中国处于的一个新旧转型时代：一个曾经有过辉煌的古老文明，却在近代遭遇了空前的失败和耻辱；一个已成为共和制的民国，“貌虽如此”，却又处处显示出“内骨子是依旧的”特性。[ii]旧的价值体系失效了，崩溃了，从中心滑向了边缘，而新的价值体系，却又不知建立在何方？现代中国的这种矛盾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文化转型与发展时期所出现的“价值真空”现象，都在鲁迅的内心深处挑起了一种“紧张”，增加了他的意识的复杂性和内心的矛盾性，使他始终都对所处的时代，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保持一种警觉，一种质疑，一种忧患。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教授在论述鲁迅意识的复杂性时，曾用“隐示的意识层次”来加以探讨，他指出：“鲁迅既要在理性和道德方面献身于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同时又信奉中国的某些传统价值，这就在他的意识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紧张，它不是形式上或逻辑上的矛盾”，他进一步强调指出，鲁迅在意识上存在着“复杂的模棱两可的含义”，“在他的显示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想和隐示的意识层次上献身于中国知识和道德的传统之间，产生了真正的思想上的紧张。”[iii]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在当时就直接向鲁迅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她说：“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iv]的确，要真正地认识鲁迅思想的独特性，就必须正视他内心的紧张、矛盾和复杂性，认识他的多疑、忧郁和孤独的心理气质与性格特征，认识他的“独异”和“自成品格”的特点，并将其置于现代中国多变、动荡和转型的时代语境之中加以审视，方能发现他的思想的深邃、独特和心灵的博大、幽远。

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而言，丰富而优质的文化遗产是值得骄傲的，但巨大的历史惰性力量，也往往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因为它已经深深地嵌入整个民族的心灵，甚至是已成为一种不可救药的国民劣根性。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经过层层的沉淀，就往往会成为这个民族的崇拜图腾，成为不许怀疑的金科玉律。但是，对于鲁迅来说，他要做的首先就是要冲破这种传统，如同他大力呼吁的那样，要“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v]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以“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vi]虽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但他始终相信“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事实境况，[vii]然而，他总是自觉地选择“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一点缺陷”的方式，[viii]向旧世界、旧思想、旧道德“宣战”，如在小说《狂人日记》里，他就借狂人之口，对有着“四千年文明”的历史发出大胆的质疑：

从来如此，就对么？

可见，鲁迅的“独异”和“自成品格”，是具有独特而深刻的思想和文化内涵的，深含着对历史的剖析，对文化的反省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并非完全是由他纯粹的个性而单独决定和生成的。他自己曾说：“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ix]不言而喻，鲁迅的“独异”，源自他内心对历史之“恶”、人性之“恶”的独特认识和发掘。他常常说：“我的小说都是些阴暗的东西。我曾一时倾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等人，今后我的小说也将都是些阴暗的东西，在中国能够有什么光明的东西吗？”[x]在《两地书》中，他对许广平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又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xi]就像美籍华裔学者张灏教授曾用“幽暗意识”来说明现代文明的生成那样，鲁迅内心的“幽暗意识”，其实也就是他认同现代文明，获得现代性思想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张灏教授在解释“幽暗意识”特点时指出：“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醒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这种对人生和宇宙中阴暗面的正视，并不代表价值上的认可。实际上，这种幽暗意识是以强烈的道德感为出发点的，惟其是从道德感出发，才能反映出黑暗势力之为‘黑暗’，之为‘缺陷’”。[xii]鲁迅的“独异”和“自成品格”，除了遗传的天然个性因素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源自他对历史之“恶”、人性之“恶”所怀有的一种深刻的思想认识和心理体悟，并同时受到他复杂的意识结构的决定和制约，正如林毓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鲁迅有一种敏感和怀疑的气质，他认为中国民族根性痼疾太深，民族的传统太腐败，因此，这种沉疴是否能够治愈，过去传统的影响是否能够摒除，还是成问题的。”[xiii]

正是这“敏感和怀疑的气质”，鲁迅在由“独异”和“自成品格”所形成的视阈中，给他所身处的世界给予了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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