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时间》的“缺爱现象” 　　

靳希平

一、《存在与时间》的基本内容是人生现象学

众所周知，年至年是海德格尔准备和写作《存在与时间》的时期，最初海德格尔提出的是一种“人生现象学”(人们可以从海德格尔年之前的讲演录，即《海德格尔全集》第58至60卷中读到相关内容)。正如G.费伽尔(GünterFigal)在他为《海德格尔年鉴》撰写的文章中指出的，海德格尔“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并且在亚里士多德影响下，对他的人生现象学做了重构，试图把人生现象学改造成为关于人生達在(Dasein)①的基础存在论，并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重新建立一般存在论，因此，关于“人生達在”的基础存在论，是为进一步重新考察一般意义上的存在之意义而做的准备工作。(Figal，：55-82)在这个过程中，海德格尔将人生实存(ontic)上的特征，阐释为是“存在论的”(ontological)。也就是说，人生達在的存在样态，即人的生活进程，是特殊的，它与其他任何存在的样态、所有其他实体，例如自然事物等等，都根本不同：人有对存在的领会(Seinverstndnis)。正是这种对存在的领会，使得人的生活的这类存在，于自身之中蕴藏着通过超越性而理解一般存在的意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人生達在的ontic(实存)上的特征，恰恰是ontological(存在论)的(因为哲学、形而上学上的存在论无非就是对存在的意义的讨论)。(Heidegger，SZ：§9)(SZ为《存在与时间》德文书名SeinundZeit的缩写。下同。)这正是从人生现象学走向人生達在之基础存在论的理论结合点。而按照海德格尔的计划，人生達在之基础存在论，又是通向一般存在(Beingingeneral)的存在论之预备和出发点。这里我们简要归纳的海德格尔的这种哲学洞见是革命性的：它扭转了，或者说提升了哲学人类学这个形而上学中的应用分支学科，使其成为了哲学的最高层次上的一般存在论的基础，成为了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或存在论(以前叫作本体论)的基石。

重构存在论是海德格尔的野心。其结果是导致了他一辈子锲而不舍地追问一般存在的意义问题。但遗憾的是，他探究一般存在之意义问题的道路，却终止于两类不同的存在的意义分析(人生存在之意义的具体分析与一般存在的意义分析)的交界处。《存在与时间》野心勃勃的计划只完成了前一半，后一半只停留于草图阶段。正如J.斯坦博(JoanStambaugh)《存在与时间》英译本的修订者D.施密特(DennisSchmidt)所指出的那样，从对人生達在的生活存在的准备性分析，过渡到对一般存在本身的追问，这个过渡的步骤从未曾施行过。(Heidegger，：XVIII)《存在与时间》的主要内容，是对作为“在世界之中”生存的人生達在之存在的意义分析。因此许多读者(包括一些大哲学家，如萨特等)常常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哲学思想理解和阐释为“存在主义”哲学，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存在主义”正是人生现象学的别名。《存在与时间》标榜的目的是一般存在论研究，但是里面有的只是对人生達在的现象学描述。所以，本文把《存在与时间》刻意解读为一部“人生现象学”的著作，并且认为，一般存在之存在论，只是海德格尔成问题的哲学野心而已，也就是说，它是《存在与时间》的行文之中的一条明晰的线索和主题，但对它的具体研究并没有实施，甚至连开始也没来得及。后来在课堂讲义中，他曾多次尝试，继续《存在与时间》中未竟的工作，但都在开始阶段嘎然而止。

二、海德格尔人生现象学中的“缺爱现象”

当我在讲授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时，我注意到，在他这部人生现象学文本中，尤其是在关于与他人的“共在”(Mitsein)的讨论中，人们鲜能找到涉及人际之间的友爱和信任的思想，而这些却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重要关切。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儒家基本观念——“仁者爱人”就是例子。在此，“爱”不仅仅、而且主要并不意味着性爱，而是《新约》希腊语中的“agapê”，即中性的友爱、热爱、关爱。它在语义和语用上涵盖了友爱、同情、信任、团结、尊重等等。在我看来，友爱和信任也是基督教中非常重要的本质要素，例如从《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4节中我们可以读到，上帝诫命如下：“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但海德格尔的人生现象学从来不谈这些话题。后来，当我看到舍勒读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笔记的时候，我惊叹不已。我很高兴地看到，舍勒对海德格尔做出了与我同样的批评：舍勒批评海德格尔只用“畏”(Angst)和“死”来刻画人的生命的特征。他指出，“但并非如此”(Abersoistesnicht)；舍勒接着说：人“首先转向内在世界，这并不是基于强迫、畏和逃离自身，而是基于爱(eros)”；“正是爱，而不是畏，为我们敞开了世界”。(Scheler，：)当我发现舍勒笔记中的这个段落的时候，我很激动：面对海德格尔对人生描述的局限性，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居然与我有同样的印象！即便舍勒评论的出发点是基于神学的背景，因此与我完全不同，但我仍然钦佩他的洞见。

但是，要严肃地处理海氏哲学的缺爱问题却是很困难的。在年海德格尔的《黑皮本》首次面世的时候，曾经引发过一场非常严肃的争论。于是，北京大学的年轻同事将翻译《黑皮本》的任务交给了我。这个任务又反过来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当代哲学的这位德国导师为什么会转向国家社会主义，即便是一种存在史意义上的国家社会主义②，并且后来一直未能与之划清界限？在准备这篇论文时，我得以重新思考“共在”或“与他人共同存在”和作为“共同達在”(Mitdasein)的他人的问题。我试图找到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人生现象学的“缺爱现象”和二战期间无情的“直白称谓”(einfachesNennen)③之间的关联。写作这篇文章之前，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主要受到图尼森(Theunissen)的著作《他人》(DerAndere)的影响。而在写作时，D.威尔顿推荐我读了宾斯万格(Binswanger)的著作《人类達在的基本形式与认知》(GrundformenundErkenntnismenschlichenDaseins)。这样我才知道，早在70年以前，宾斯万格就已经探讨了《存在与时间》中的“缺爱现象”，并用超过页的长篇巨著，异常详尽地进行了分析、讨论和批评，从正面对海德格尔的人生现象学提出了补充。本文的写作直接受到这部书的影响。

三、有用应手之物与他人的“共同達在”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具体描述与他人打交道的“共在”的时候，通常关联到相关的器具(Zeug)用品等。在他的人生现象学中，他人并不是直接被给与的(gegeben)，而是“附带照面”(mitbegegnen)的：这些已完成的、做好了的家什用品，就是为这些他人而准备的。④这样，似乎只有通过由家什器具用品构成的“物品—世界”(Werk⑤-welt)，我才会与他人照面。而通过有用应手之物身上体现出的所谓因缘关系(Bewandinis)，我才能注意到这些家什物品的承用者，家什物品就是按这些承用者“量体剪裁”、对号制作的。(cf.Heideger，SZ：-，，，，ect.)

所有在《存在与时间》中谈及的这些情况，都是在我与他人不直接的“照面”的情况下，与他人相遇的。也就是说，通过用具的指引(Verweisung)、通过我对器具用品的理解，而与他人间接照面。他的描述中，焦点不在他人，而在“用具”，在物品。他人的照面只是服务于对物品器具的真实属性的解释：东西是有人味儿的。他人则是与用具共在(co-existence)，附着在物品器具内部。⑥

但无论如何，在海德格尔的描述里，“我”首先且通常地(zunchstundzumeist)并不是与作为“他人”的他人直接照面的，而是按照指引关系(Verweisungen)，通过我的存在领悟，以及在操心、操劳和操持之中，在对用具的使用中，间接地与他人照面的。由于他的视域中只睹物，不直接见人，所以与他人直接照面、直接交往的基本样态(爱与友爱)被弃之不顾。作为一种人生现象学描述工作，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四、宾斯万格对海德格尔“達在分析”的补充与扩展

宾斯万格试图克服与矫正海德格尔的上述缺陷。他尝试对人生達在的基本情绪：爱与友爱作详尽地描述分析，以弥补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的不足。在他的著作中，宾斯万格所分析的并不是日常经验层面上的人生達在。他的工作也是在一种先验论与存在论(transcendentalandontological)的层面上进行的。对于宾斯万格而言，爱是人之存在的存在原则(SeinsprinzipdesMenschseins)；在他看来，爱与友爱打破了在世界之中的“操心”(Sorge)桎梏，以将其自身理解为爱。(Binswanger，：)

宾斯万格首先分析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缺爱现象”：操心何以能够压制人的存在，以致爱的原则被完全遮蔽、完全压制，使得在整个一代人(当然这里指的是那整整一代支持纳粹暴政的德国人)中，爱的观念消失不见！？(ibid.，)

宾斯万格将他的哲学称为关于与他人相互共在的爱与友爱的现象学(desliebendenandfreundschaftlichenMiteinandersein)。从海德格尔开创的達在分析领域出发，宾斯万格的“与他人相互共在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ofMiteinandersein)超越了日常行为与行事中的人与他人的“共在”。他认为，海德格尔将“達在分析”与“人类学”彻底剥离开的企图是不可能成功的。宾斯万格强调，作为一种“向来属我”(jemeiniges)的“向来我属性”(Jemeinigkeit)的“達在”概念，使得海德格尔无法理解最广义的“爱”的真正含义。海德格尔的片面性只能通过对爱的想象力(Einbildungskraft)来克服。宾斯万格认为，在海德格尔对“共在”和在世界之中的“共同達在”的描述之中，人们完全找不到想象“爱”的瞬间、也完全看不到“你”和“我”作为一个统一的“我们”的时刻。为了修补海德格尔哲学中的这一漏洞，宾斯万格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这种存在是“在世界中超越世界”(Inder-Welt-Ueber-die-Welt-hinaus-sein)的一个进程。他就是在这个新的人生现象学视域中发展了一种爱的现象学。在这种现象学中，爱和友爱成为领会存在的基本方式和重要样态之一。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指出，海德格尔的達在分析是一种缺乏爱的哲学。我认为这正是海德格尔纵容某种暴力、权力和政治独裁的重要原因之一。“畏”和“操心”将权力和暴力保存在自己的内部。海德格尔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套人生達在的杰出理论分析，却不能避免染指并为暴力与屠杀辩护。这样的人生现象学显然是有缺陷、不完善、不是人类理想所企望的人生哲学。宾斯万格明确指出，“爱与权力或暴力互不相容”。(ibid.，25)宾斯万格试图努力拓展出一种将爱与友爱理解为人生達在之存在的本质样态的现象学分析。

五、爱与死亡

海德格尔之所以忽视了“共在”之中的“友爱”这个要素，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海德格尔对“死亡”的片面的分析。简而言之，由于海德格尔的人生達在分析是“向来属我”的，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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