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曾对人生的意义感到困惑。这个问题是否有答案？答案是否取决于我们？或者它不过是一个伪问题？

《牛津通识读本：人生的意义》

特里?伊格尔顿(作者),朱新伟(译者)

译林出版社

在这部充满睿智和生气又能激发思考的作品中，特里?伊格尔顿展现了许多世纪以来的思想者，从莎士比亚、叔本华到马克思、萨特、贝克特，对人生意义问题的探索。作者知道，“《牛津通识读本:人生的意义》的许多读者很可能会像怀疑圣诞老人的存在一样怀疑人生意义”，但同时又认为，在需要寻求共同意义的当今之世，我们有必要回答这个所有问题背后的问题。

赵汀阳，广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长城学者，当今国内zui具有原创性等思想家之一，主要著有《论可能生活》《天下体系》《第一哲学的支点》《坏世界研究》《天下的当代性》《惠此中国》等。

赵汀阳推荐语

曾经有个学者问梁漱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梁漱溟反问：“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这个反问正是切中要害的回答：无论人生意义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其实都不如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和理由那么重要。伊格尔顿在《人生的意义》这本书里似乎也想说明这一点，他分析了解释人生意义的许多可能性，最后也没有给出答案。

自古诗人们感叹人生苦多乐少或命运不可理喻，佛祖更是发现世俗人生无非执迷不悟于虚幻，而亚里士多德则乐观地思考人生，他试图发现真正好的存在方式，但严格地说，人生意义是一个现代问题，准确地说，在现代生活里才成为人人关心而且也不得不关心的普遍问题。现代生活背弃了原来确定无疑的信仰和传统，一旦信仰和传统不再为生活给出最终解释和最终意义，生活就失去确定性，人人都像在等待戈多，不知道戈多是否会来，或什么时候来。伊格尔顿把“等待戈多”作为隐喻去说明现代生活失去“意义”的状态。这倒不是说，传统信条清楚地告诉了人们，生活有个如此这般的意义。传统不说这些，也无需说，传统只是表明生活的活法：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当失去传统，人就发现生活意义也“失去了”。

生活失去意义完全不同于末日将临：世界末日令人绝望地终结了生活；失去意义只是意义丢了，而生活还在继续，于是人甚至无法绝望。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如果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那么绝望就是不可能的”。既然传统失去了，戈多也不来，现代人就只好动用“主体性”给生活赋予意义，伊格尔顿发现这件事就更严重了：假如生活本身并无内在意义，而要人去“赋予”它意义，那么人又有什么本事能给本来无意义的生活赋予意义呢？假如一个人足够真诚，就一定会发现自己赋予生活的意义连自己都不相信。这个困境与当代艺术的境况有些类似，假如艺术品没有内在意义，而只能由艺术家或批评家去赋予意义，那么，当我说“你们觉得这个艺术品没有意义，我就觉得有意义”，这样说有意义吗？这让人想起维特根斯坦说的一个笑话：有个人具有完全的主体性，他把手放在自己头顶去丈量自己的身高，说：“瞧，我有这么高”。

伊格尔顿对人生意义的讨论方式比较接近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而在关于幸福观点上则比较接近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并非维特根斯坦的价值观发生变化，而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没有直接讨论幸福问题），因此不妨把维特根斯坦一起讨论。维特根斯坦对“什么问题是有意义的”这个问题有透彻的研究。这里无法概述维特根斯坦关于“问题”的论述，但有几个原则被贯彻在伊格尔顿的分析中，需要一提。维特根斯坦相信，一个问题是否能够回答，关键在于是否以正确的方式提出了问题，如果提出一个荒谬的问题，那么得到的回答只能是胡说。伊格尔顿的说法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只能招来同样愚蠢的答案”。可见如果我们觉得谁的回答很愚蠢，一定是我们提出的问题太蠢。维特根斯坦还指出，人们总以为有问题必有答案，其实并非如此，凡是能够以科学方式去描述的问题都有科学的答案，而在科学之外那些说不清楚的问题就不可能有一个答案，而只能以某种方式去显示。人生意义就属于没有答案的问题，维特根斯坦是这样说的：“我们会感觉到，即使所有可能提出的科学问题都有了答案，生活的疑问依然全未触及。当然也不再有问题了，而这就是答案。生活疑问的解决就在于这种疑问的消失”（《逻辑哲学论》：6.52；6.。中文版错把这段话当成是《哲学研究》里的）。

问题的答案在于问题的消失，指的是必须最终到达再也提不出问题的地方，然后就踏实了。首先需要放弃愚蠢的问题以及愚蠢的答案（比如各种人生指南），然后去看清楚“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个事实，维特根斯坦建议在理解基本事实时，“要看不要想”，于是就看到生活的一个个事实原来如此，而人生意义没有答案并不妨碍人能够幸福地生活。也许多数人会认为有意义的人生其实就是幸福的人生，这是始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伊格尔顿没有忘记嘲笑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概念只能解释比尔盖茨而无法解释圣方济各。在伊格尔顿看来，幸福并没有解释人生意义，不是说错了，而是幸福是个同样难以解释的概念，等于没有说。维特根斯坦显然知道什么是幸福（他的遗言是“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但他似乎觉得，幸福的人们已经理解了幸福，所以无需说；而不幸的人不可能理解幸福，对他们说了也无用，“幸福的人的世界与不幸的人的世界毫不相通”（《逻辑哲学论》：6.43）。这个说法很残酷，但事实如此。维特根斯坦只是偶尔透露一点关于幸福的理解，比如说“美是使人幸福的”（《-年笔记》：-10-21），或者“为了生活得幸福，我必须同世界一致。这就是幸福的含义”（《-年笔记》：-7-8）。这些启示式的说法，比如“同世界一致”就有些费解，大概是说幸福的人的眼界达到与世界的尺度一致，因此不会抱怨世界，不会认为世界或者生活欺骗了他。

不过，幸福概念的确不能代替人生意义的概念，某种有意义的人生有可能是悲剧性的，充满苦难而功败垂成。“人生意义”是个修辞性太强的形而上概念，或者就是个引起幻觉的文学修辞，我们不妨把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转换成一个没有修辞性的简单问题，比如说：你在生活中想要什么？这个问题是能够回答的，因为它问的是欲求，而不是生活本身。伊格尔顿罗列了人们想要的许多东西：权力、财富、爱情、快乐、成功、荣誉、敬仰、自由、民族、真理、上帝等等，但他认为这些人人想要的东西不是含糊就是虚妄，要是让他实实在在地说，“实际上对大多数人，人生是因为身边最亲密的人，例如伴侣和孩子，才变得有意义的”。无独有偶，《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表述了一种实在到俗气的观点：是什么使人如此热爱人生，甚至不愿放弃人生去做神仙？据说无非四种东西：功名、财富、娇妻、儿孙。当然，好了歌马上又指出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得到了也必失去。

人的生活追求什么？这个心理学式的问题很容易引向虚幻目标，因为在欲望的事情上，人很容易一想就想多了。我宁愿将其转换为一个存在论追问：人的生活一定会做什么？假如仅就生物生命而言，人与其它生物同样都试图生存并且延续物种，这显然不足以说明人生意义。人生的意义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而产生的问题。自由行为意味着行为本身含有目的，即选择做什么事情的目的就是意义所在。如果一件事情是为了另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本身没有意义，而所求的另一件事情才是意义所在，比如说，假如工作是为了财富，那么，工作本身无意义，财富才是意义，而财富是为了兑换成快乐、物质、自由和体面，那么财富本身无意义，而快乐、物质、自由和体面是意义。如果不断追踪下去，可以发现，在逻辑上，只有两种情况是真正有意义的：一种情况是，一个行为具有自相关结构，即一个行为的目的就在于这个行为本身，别无他求（这是我在《论可能生活》中论证的）。例如不含功利交换的爱情和友谊；另一种情况是，一个行为指向一个超越生命的目标。生命是生活的界限，假如为了一个高于生命的目标而行为，这个连命都可以不要的行为就有了意义。例如为真理、民族、国家、神、美而牺牲的英雄行为。正如伊格尔顿说的：“人生若不包含准备为之赴死的事情，人生就不太可能有所收获”。维特根斯坦说得更干脆：“幸福的人不怕死”（《-年笔记》：-7-8）。也许需要补充一句：并非不怕死都是幸福的。

一九九七年赵汀阳先生

担任席殊书屋专家导读系统专家亲笔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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