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照时，许子东显得有点不自在，尽管他已经录了17年的电视节目，面对镜头，还是凹不出造型。就像他的老朋友窦文涛，叱咤主持界30年，录一个宣传片，还是痛苦得不行。

年10月20日，许子东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侯欣颖/摄）

他来北大开会，刚刚到宾馆，被《环球人物》记者截住采访，风尘仆仆。他找了一把椅子，斜侧着身子，看着窗外浓黑的夜色。在他讲话的几秒钟里，感觉一下就来了。这种感觉，可能是一种“范儿”，一种他在电视中呈现出的形象和姿态。

去年3月末，在做张国荣的纪念专题时，《环球人物》记者曾采访过许子东。他和张国荣见过几面，印象中的“哥哥”“戴着黑框眼镜，很帅，虽然‘眉目如画’，却不是小白脸的类型。”他至今仍记得，张国荣自杀那天被临时叫去录节目，结束后去了尖沙咀的酒吧，里面空无一人，整个香港仿若死城。

张国荣有首歌，叫《侧面》，发行于年。彼时的许子东，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不会想到，以后会在电视上讨论张国荣的死讯，做起跨界的媒体人。但正如歌词所写，“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你所知的我其实是那面”——那张荧屏上谈笑风生的侧面，远不能勾勒许子东的全部轮廓。

书生之见

几天前，许子东转发了一个网友的微博，说是“应出版社要求王婆卖瓜”。网友讲了一个故事：她和男朋友闹矛盾，一气之下跑到书店，无意间翻开一本书，看到一段话，突然就消了气，“不是原谅谁了，是突然觉得事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段话出自许子东的新书《书生之见：子东时间》：“人生如果有什么事情想不通，到墓地看看就想通了。我去给父母亲扫墓，他们在苏州的一座山上，可以看到很多墓碑上刻着夫妻的名字，有的放着照片，有的虚位以待。我顿时感到夫妻缘分不止几十年，活在一起几十年，之后在那里不知道要待多久。墓地，就是人生的缩影。”

发完这通人生感慨后，许子东谈起了墓穴“到期潮”的问题。年出台的公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墓地和骨灰存放格位的使用年限，以20年为一个周期。现在20年到了，许多墓穴面临着“无处安放”的难题。于是，奇招频出：有的上海人到崇明岛买一套房，不住人，专门用来放骨灰；有的香港人提议把骨灰制成一个晶石，如果愿意，还可以挂在项链上，与祖先日日相伴……

年夏天，许子东在搜狐文化栏目开了一个专栏，每期以音频的形式，用十几分钟谈论一个话题。后来，北京华文时代书局将文字稿选择整理，出版成书，名字就叫《书生之见：子东时间》。

每期的录音就在他家里进行，“列几套提纲，然后对着手机讲，讲够十几分钟就结束”。许子东说，“这是我接过的最轻松的活儿了。写一篇文章，得到的最高许诺是千字千元，哪怕只有字，也得花上一两个小时；现在说上10分钟，就有元，比写稿划算。从经济的角度，就被说服了。”

《子东时间》里的许子东，以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念起“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墓地何处有，付钱续约祖先坟”的打油诗，将各种社会热点和文化现象一一道来。他谈人生——“天生我儿必有用，何必要买天价房”“在中国人看来，大家抢着要的东西总是好东西”。讲文学——“如果巴金生活在现在”“莫言之后，还有谁能获诺贝尔奖”。论世间——“我们喜欢看国足的人更多的并不是欣赏美感，也不是欣赏快感，而是一种屈辱感。”在许子东看来，这些只是书生之见，讲的也都是常识，“只不过我们正面对一个常识也会被人忘却、被人挑战的‘小时代’”。

录到年的秋天，许子东任教的岭南大学有个别人反对，“说我作为系主任，要专注学术论文，少做外面的文化批评”，栏目就停了下来。实际上，从他上电视“露脸”的第一天起，类似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学界或者有同行会觉得我有些‘玩物丧志’‘不务正业’，至少是损失了研究的时间”。

许子东自己也有些无奈：“今天在网上输入许子东3个字，几十年教书生涯没什么痕迹，学术研究成果也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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