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人生论 >> 人生论名言 >> 冯端冯康的科学生涯我的回忆
作者 ： 冯端，物理学界泰斗、教育家，曾任中国物理学会会长。 年7月毕业于中央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年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后，历任物理系副教授、教授及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系博士生导师、研究生院院长、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冯康是冯端的哥哥。
年，冯康、冯端同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编者注 ： 今年是冯康院士（－）诞辰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我国计算数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冯康逝世到现在已整整五年了（编者注： 本文写于年），在这里对冯康不加任何头衔，因为一切头衔仅对生者有意义，逝去的科学家则只有以他的工作来面对世界，其他毫无意义。 正如我们提到牛顿与爱因斯坦无需加任何头衔一样。 冯康的逝世，一代科学大师的殒没，当时仅在我国新闻报道中引起一丝波粼，和他的科学业绩极不相称。 甚至有些他的友好（数学界以外）对他过世竟毫不知晓，许久之后方始获悉他已不在人世了。 国内只有计算数学界（多数是他的弟子辈）对于他为我国计算数学事业所做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评价，但知晓者几乎全部限于行内。 耐人寻味的是，美国科学院院士Lax教授得悉冯康逝世的噩耗后，立即发表悼文，对冯康的科学生涯和业绩作出了全面而中肯的评价，并着重指出“他的声望是国际性的”，惜乎并未广为人知，应该说在年冯康虽已“盖棺”，但尚未得到“论定”。 不仅如此，对他的飞短流长，亦有所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冯康的科学业绩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其巨大的贡献在众多领域中凸现出来。 年春，菲尔兹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丘成桐教授在清华大学所作题为“中国数学发展之我见”的报告中（见中国科学院《科学发展报告》，亦见年3月11日《中国科学报》）提到，“中国近代数学能够超越西方或与之并驾齐驱的主要原因有三个，当然我不是说其他工作不存在，主要是讲能够在数学历史上很出名的有三个： 一个是陈省身教授在示性类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华罗庚在多复变函数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冯康在有限元计算方面的工作。 ”这种对冯康作为数学家（不仅是计算数学家）的高度评价，令人耳目一新。 为此，许多人奔走相告产生强烈共鸣，虽则其说法很可能出乎某些人的意料之外。 随后年底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授予冯康的另一项工作“哈密尔顿系统辛几何算法”，这是一项迟到的安慰奖，也是对他的科学业绩进一步的肯定。 我以为这些迹象表明了对冯康的科学贡献作“论定”的时机业已来到，在过去我一直回避对冯康的科学生涯和贡献发表意见或写文章，因为作为他的亲人难免有偏袒之嫌，相信历史自有公论。 现在好在客观的评价已由著名数学家和权威机构给出，再加上我年事已高，有些话不讲出来，也许再没有机会讲了。 所以我也不避嫌地而且毫无保留地将我对冯康的科学生涯所知道的事实以及我个人的见解，和盘托出，以表达我对冯康的深深的怀念之情，寄托我们的哀思。
深厚的文化素养科学家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星宿，而是在人间的凡人，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培养和锻炼，逐渐成长起来的。 作为冯康的亲人，我正好有机会得以就近观察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的成长过程，特别是从小学到大学这一阶段。 目前素质教育得到社会的大力提倡，冯康的事例对此也有启发。 冯康深厚的文化素质要归功于中学教育。 他的母校，有名的苏州中学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家庭角度来说，主要是提供了宽松的学习环境，一种氛围。 “宽松”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和当今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的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过程从不横加干涉或插手其间，更不施加任何压力。 兄弟姐妹之间，虽有切磋之乐，却从不包办代替。 记得冯康刚进初中时，英语遇到困难，由于他在小学一点英语也未学过，而其他同学大多学过英语。 问题之解决完全靠他自己的努力，很快就跟上了班，不仅如此，还跃居班上的前列。 整个这段时期之内，他是轻松愉快地进行学习，而不是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的苦学，从来不开夜车（这和他后来的情况完全不同），即使考试时期，亦是如此。 当时的中学教育强调“英，国，算”作为基础，这里稍加介绍。
苏州中学是省立中学，英语限于课堂教学，毫无口语的训练。 他课堂英语学得不错，而且还注意到课堂外的自学，在高三期间，常将《高中英语选》上的一些文学作品译成中文。 我记得一篇幽默文章“闺训”曾发表于杂志“逸经”，另有一篇剧作“月起”，则未发表。 抗战初期学校图书馆被炸。 他曾在断瓦残垣之间、灰烬之中拾得一本英语残书——《世界伟大的中篇小说集》，他就津津有味地阅读其中的一些篇章，这是他阅读英文书刊的开始。 英文报纸和电影也成为他学习英语的辅助手段。 后来他曾在许多国际会议上用流利的英语作报告并和外国学者交流。 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英语口语训练，靠的是中学课堂教学的底子，以及后来的多看多用。 至于其它外语，他的俄语受过专门训练，又在苏联住过几年； 德语是大学里学的第二外语，可以顺利阅读书刊； 法语是自学的，文革后期还用一套唱片学法语会话。 总的来说，他的外语素养是非常突出的，不仅能看狭义的科学文献，而且可以在广泛领域来阅读与科学有关联的著作，涉猎极广，如科学家的回忆录、传记、史料与评述等，使他广阅世面，眼界开阔，因而对科学的见解高超过人。 另一方面，文化的滋润也给他坎坷的生涯中带来了慰籍和乐趣。 记得在年他卧床不起，前途渺茫之际，他从阅读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的原文中得到了安慰，他大段朗诵其中的诗句与独白，我至今仍忘不了他在重庆沙坪坝的斗室之中深有感触地用英语朗诵，“让受伤的鹿去哭泣哀号，无恙的野兔嬉闹耍玩，有的该守夜，有的该睡觉，——世道就是如此运转。 ”他从英文中读莎士比亚与吉朋，从俄文中读托尔斯泰，从德文中读茨威格，从法文中读波德莱尔，原汁原汤，当别有滋味。 由此涤荡心胸，陶冶情操，开拓视野，使他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仍然屹然挺立。
谈到中文，他也根底良好。 在中学里文言和白话都教，但以文言为主。 他能用浅近的文言来写作。 记得在文革后期，无书可读，他就买了一套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来消遣。 很显然，他的语文素养也在日后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冯康的科学报告，乃至于讲课，均因语言生动精炼，逻辑性强，深受听众欢迎。 他的文章和讲义，也都反映了这一特点。
至于数学，不仅课堂学习成绩优异，他还参考原版的范氏大代数等国外教本进行学习和解题，应该说他中学数学根底非常扎实。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本科普著作对他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高三时期，他仔细阅读了朱言钧著的“数理从谈”。 朱言钧（朱公谨）是我国前辈数学家，曾在哥廷根大学留学，回国后在上海交大任教。 这本书是通过学者和商人的对话来介绍什么是现代数学（其中也提到费马大定理、哥德巴赫等问题），这本书有很强的感染力，使冯康眼界大开，首次窥见了现代数学的神奇世界，深深为之入迷。 据我观察，这也许是冯康献身数学立志成为数学家的一个契机。 当然，道路并不是笔直的。
宽广的专业基础 冯康的大学生涯一波三折，受到人们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falalicar.com/rslmy/1955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