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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鲁迅,吓着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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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自己说,弃医从文的原因是觉得“强健民族体魄”不如“医治民众心灵”更为重要。但其弟周作人却曾著文提及:鲁迅从日本仙台医专退学,主要其实还是因为“成绩不好”。最高的伦理学83分,德语、物理、化学只有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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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仙台回到东京后,除了回绍兴与朱安成婚外,鲁迅一直在此滞留。这段时间里他既无职业也无家庭资助,却能在物价昂贵的东京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不但出入歌舞场所,还雇日本女佣,甚至资助二弟周作人留学。
这些钱从哪里来?以他的成绩根本不可能申请奖学金。那么是官方赞助?同乡资助?误中彩票?鲁迅对此终身未置一词。
谜一样似乎无所事事却能滞留昂贵的东京长达5年,度过其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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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二十一条》。这条约人人都知道:等同于卖国。袁世凯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不愿一个人背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表示同意——不签名也可以,辞职走人便是。
时任教育部公务员的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
所以后来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嘲讽一针见血:“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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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19日,周作人来到前院鲁迅房中,亲自交给鲁迅一封信。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兄弟自此失和,终生不睦。连鲁迅去世,周作人都未前往奔丧,彻底地老死不相往来。
鲁迅的说法是:他对羽太信子大手大脚的持家多有批评,惹恼了羽太信子,于是信子就在丈夫面前挑拨离间,致使兄弟失和。
羽太信子的说法是:鲁迅偷窥她洗澡。但如果仅凭羽太信子的指责,周作人就不分青红皂白断然与大哥绝交,未免也太低估了周作人的双商。
还有一种貌似荒唐的说法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羽太信子同居。因其本人有婚约在身,只得承诺为信子负责,并主动介绍赴日留学的二弟作人与信子相识,让二弟接手。三人在北京同居一院后,信子近在眼前相处日久,鲁迅旧情复燃,进而想让信子一人共侍二夫。这才是最终导致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周氏兄弟决裂的根本原因。
十几年后两兄弟的人生轨迹全然不同:一个被奉为神,一个被视为鬼。当了神的哥哥鲁迅的说法当然被广泛当成了事实。只是对照周作人的原文,哪一种看起来更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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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鲁迅骂为“狗”“乏走狗”“落水狗”的人,几乎都是当时的名流:章士钊、杨荫榆、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陈源、李四光、成仿吾、顾颉刚、沈从文……这里面很多人家世比鲁迅深厚、学历比鲁迅显赫、为人比鲁迅谦和。
鲁迅骂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杨荫榆是“性变态”,而杨荫榆之所以惹鲁迅讨厌,是因为当时任校长的她对某些教授玩弄女生深为不满,雷厉风行整顿校风,触到了正与许广平暧昧中的鲁迅的痛处。
年日军侵华后,杨荫榆因自己的学生被日军轮奸残杀,愤而跑去日本领事馆痛斥,被日军枪杀于苏州吴门桥下,身中数十弹。鲁迅骂大学生陈其昌拿日本经费,事实是陈其昌在上海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被日本人抓起来装进麻袋乱刀戳死。鲁迅常常痛骂的高长虹在法国留学,听说日本全面侵华之后辗转多国赶回中国抗日,跟随国军转战大半个中国。
鲁迅骂的是这样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人。之前他鼓励许广平刘和珍带头反对北师大及教育部,而当刘和珍们去游行示威之时,他却力阻许广平不许前往。
然后就有了人人都学过的《记念刘和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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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九一八事变,举世震惊,鲁迅却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他干了些什么呢?12月与“友人”出版旬刊《十字街头》,而鲁迅以“阿二”为笔名发表的,都是令人难以启齿的辱国歌谣:《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讽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协商以军事外交途径化解民族危机的努力,把国民政府说得天下最黑最无能,倒像是日军配合军事侵略的心理战传单。
年淞沪抗战,十九路军浴血奋战,鲁迅说“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全家躲到内山完造的书店里,而这书店据说其实是日本特高科驻上海的联络站——当然鲁迅对此是反驳过的。
就算不是吧,那鲁迅在干什么呢?此时上海文化各界都在声援抗日,而年2月16日的鲁迅日记记载:“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
对于日本人,一个骂字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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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上海时,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内多发徽章和照片。许多青年不懂地下工作的残酷,一旦被日军发现难免被杀。
鲁迅是这样说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原来日军不是残酷是认真,青年不是爱国是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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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却为鲁迅守了一生活寡,整整41年。年12月,鲁迅回绍兴把全家迁来北京。在家已独守空房十三年之久、年已四十的妻子朱安,得知大先生(鲁迅)要回来,本已死寂的内心升起一丝希望。每天必到大门口翘首以盼。这天终于看到鲁迅进门了,连忙上前打招呼,接行李,鲁迅用鼻子“哼”了一声,而行李并不交给朱安。当晚鲁迅仍然坚持独住,让朱安一个人在房中以泪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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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西医既然如此水平,居然也反对中医,而且翻遍整个鲁迅的著作,也看不见鲁迅证伪中医的临床实验记录。通常,在医学界,要证伪某一命题,必须经过一定的临床实验和数据统计,这些在鲁迅的作品中皆无法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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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之后,鲁迅不断为苏联辩护。他明明知道苏联肃反中的大规模清洗、杀戮、监禁和流放,知识分子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却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和《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文章中告诉青年:
像这样对反动派决不怜悯的无情打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为正当的”,“正确的战法”,是有“坚强的意志的战士”所不能不采取的斗争方法。
他若是能再活三十年,多半也是要双手拥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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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是有钱兼有闲的人。他的教授薪水在民国是最高薪的职位之一,他的稿费收入在民国是暴富阶层的水准。他住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和日本老板茶余饭后相谈甚欢,享受着和许广平经常去“大光明”看西洋电影的乐趣,同时骂着当时内外交困艰难前行的国民政府。
“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对内束手,只知道杀人、放火、禁书、掳钱的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他们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现在是在毁别人的、烧别人的、杀别人的、抢别人的。越是凶,越是暴露了他们卑怯和失败的心理!”(唐弢《琐忆》)
鲁迅一边安然无恙地骂,一边自由出版着他的《伪自由书》,一边感叹这样的自由是“伪自由”。事实上~这十年,堪称中国报刊最自由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真正时期。……
当鲁迅离世后被誉为“民族魂”之后,其弟周作人曾说:
“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地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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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出任左翼作家联盟领袖。作为一个文坛上混了几十年的鲁迅,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组织就是当初希特勒创想,在列宁、斯大林手上发扬光大的御用文学组织,也就是现今某些国家的官方文学。鲁迅不仅自己出任要职,还怂恿自己的弟子去延安。当时斯大林迫害知识分子已经不是新闻,鲁迅此举意欲何为?事实证明,鲁迅的这些弟子后来在文革中死的死,伤的伤。当然,这事虽然不能完全怪鲁迅,但是鲁迅作为师,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陈独秀对鲁迅的评价:“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双山回忆录》第页,转引自唐宝林《陈独秀传》),说得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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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鲁迅还撰文支持书报审查制度。鲁迅是最早的文艺政审的支持者和提倡者。他说,在实现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前,无产阶级对文艺“不能不暂时有禁约”。所谓“禁约”,即实行严格的政审,也即书报检查。这一点,在鲁迅翻译和提倡者并推荐的俄国文艺总管卢那察尔斯基著作中,说得特别清楚:“几乎一切的艺术,对于我们,是有着或则有害,或则有益的煽动的萌芽的,而且艺术者,又常是煽动底的。……对于我们有反感的阶级的煽动,我们必须加以禁止,是当然的。在我们的革命期中,我们不能实行煽动的绝对自由。而且在这里,还必须大大的机微和大大的留心。”鲁迅此论遭到梁实秋等人痛骂!
对于鲁迅推荐的共产党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当时正与鲁迅论战的梁实秋先生,立刻写了一篇《所谓“文艺政策”者》,作了非常尖锐的评论:“文艺政策”,谁的文艺政策?是“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决的,这一点首先要交代明白。鲁迅先生认定“这一部书”“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所以才把这一部书硬译出来。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我们看看,当然是不为无益,不过这样的一本书也要挂上“科学的艺术论”的招牌,这就不免带有夸大的宣传的意味。
“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虽然也有十几段,洋洋数千言,其实它的主旨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必须拥护自己的指导底地位,使之坚固,还要加以扩张,……在文艺的领域上的这位置的获得,也应该和这一样,早晚成为事实而出现。”(二一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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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三伪文学无疑是一个作家最大的污点。愚民谎言文学、妥协文学和御用文学合称三伪文学。几乎所有写三伪文学的文人都会被全球文学界所不齿。一个文人的作品里是否含有三伪文学的成分是衡量真正作家和御用文学奴工的一个分水岭。这点很重要。年,苏联搜粮,引发大饥荒,苏联粮食出口竟然猛增20倍。作家纪德写了《从苏联归来》一书对斯大林的暴政进行揭露,此外全球一大批文人纷纷谴责苏联,当时的《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约尔特·杜兰金,还因为“对俄罗斯作出公正、坦诚的报导”,从而得到了“普利策”奖。在这样的声势下,鲁迅却写了《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为大饥荒洗白:“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并挺身而出,保卫苏联:“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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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所骂的人,基本都是当时地位比他高名声比他响的人。如章士钊、杨荫榆、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陈源、李四光、成仿吾、顾颉刚、沈从文、施成蛰、朱光潜、徐懋庸、周扬、阳翰笙、田汉、夏衍等。且动辄用“狗”、“叭儿狗”、“走狗”、“落水狗”之类词汇。
部份被鲁迅所骂人的结局如下:
37年日本人来了,被鲁迅辱骂成“性变态”的原北大女校长杨荫榆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学生不被日本兵强奸,找到日本宪兵队长那儿斥骂日本人,被日本兵枪杀后一脚踢到桥下;被他诬蔑拿日本经费的陈其昌是在上海搞地下抗日被日本人抓起来装进麻袋乱刀戳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曾被鲁迅屡屡痛骂的“情敌”高长虹后来远在法国留学,37年惊闻日本人入侵中国,立马放下手中的工作,辗转数十个国家,行程几万里赶回中国抗日,之间跟随中国军队转战大半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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