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去世三、四年前，一直生活在一种烦恼中。这种烦恼困扰着他，使他忧心忡忡，愤愤不平，却又要时刻面对，痛苦挣扎。

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文人，写作一方面是实现自己的人生的途径，用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一方面也是生计，要靠稿费过日子。鲁迅作为一个战斗者，其文字对黑暗的揭露常常入木三分，寸铁见血，对论敌亦毫不留情，因此，一直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和批评。如太阳社、创造社、“第三种人”，甚至自己营垒里的“暗箭”。但这些都没有问题，在言论较为自由的环境，鲁迅愿意的话，还可以撰文予以批驳，是非自会越辩越明。但到了年之后，鲁迅却明显地感到了来自官方禁言的压力。

事情由小到大，由点及面。年1月，鲁迅开始给《申报·自由谈》投稿，但到了5月，他的文章便“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比如像《论翻印木刻》这样的文章（大概那时“木刻”二字非常敏感，有时即等于“革命”或“反动”）。尽管鲁迅不断用新的笔名，并为避免认出手迹，请人誊抄稿件。年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采取查禁进步书刊的措施。10月26日，杭州开明书店被封。同月，国民政府发出《查禁普罗文艺密令》，所附查处作家的名单中，鲁迅的名字赫然在目。11月到12月间，艺华电影公司被人捣毁，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被砸坏玻璃。年2月，《新闻报纸在检查期间不服检查之处分办法》颁布，同月，国民党宣传部下令查禁在上海出版的种文艺图书，其中就有鲁迅的12种。因为这种查禁对出版业的打击太大，出版商为了减少经济上的损失，提出了一个先审查原稿，许可后再出版的建议，于是，在“官民合谋”之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于年5月正式成立，并颁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从此，对文字的审查便“合法化”了，对言论的摧残也就更加有恃无恐。其实，在此之前，审查早已开始。年10月，鲁迅的《二心集》出版不久，就被禁止。后由合众书店送交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审查，37篇作品被抽去了21篇，连一半都剩不到，改名为《拾零集》，于年10月出版，但在他家乡的省会杭州还是被禁，书店说这是中央审定的，得到的答复却是：这里特别禁止。鲁迅作为同人的《文学》杂志，在年2月呈上第二期的10篇稿件，审查时被抽去一半。鲁迅的《集外集》出版时被抽去10篇文章，检查官还大施淫威，非得要把书名“鲁迅：集外集”改为“集外集鲁迅著”，其实并无大的区别，但一定要按他们的意思做。年5月，上海《新生》周刊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引起中日纠纷而被查封，主编杜重远被判刑。年一、二月间，国民党中宣部以种种藉口接连查禁《海燕》、《大众生活》、《生活知识》《读书生活》《漫画和生活》等杂志23种（比如给《海燕》定的罪名是“一、抨击本党外交政策；二、宣传普罗文化；三、鼓吹人民政府”等）。二三年中，鲁迅被删改或禁止的文章竟有近20篇。而且有些删改是大删，且删得莫名其妙。比如《病后杂谈》，是一篇六千多字的长文，共分四节，竟被删去后三节，只留下一千多字的第一节。鲁迅在致友人的信中说：“由此看来，我即使讲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也必不能满他们之意，而我也确不能作使他们满意的文章。”后来，他又写了《病后杂谈之余》，发表时同样遇到删改。而“这回审查诸公，却自己不删削了，加了许多记号，要作者或编辑改定，我即删了一点，仍不满足，不说抽去，也不说可登，吞吞吐吐，可笑之至。终于由徐伯昕（按：上海生活书店经理）手执铅笔，照官意改正，总算通过了”。但“题目必须改为《病后余谈》，小注‘关于舒愤懑’这一句也不准有”。而被全篇禁止的文章，就更莫名其妙。比如他为文学社的《文学百题》而写的《什么是讽刺》，通篇讲的是文艺，丝毫没有涉及政治与社会。但印出来时，变了一个“缺”字——即全篇被抽去。还有《从帮忙到扯淡》《脸谱臆测》，前者是为《文学论坛》、后者是为《生生》文艺月刊而作，根本都没能发表。

鲁迅的烦恼即由此而来。可以想见，一个拿笔写文章的人，遇到如此恶劣的境遇，他还会平静如水，更何况嫉恶若仇的鲁迅！我们读鲁迅年下半年到逝世这段时间的书信，发现此事成为他与朋友议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三年的时间中，竟有80多封信谈到这个话题，占了相当大的数量和篇幅。足见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与困扰。

那么，鲁迅在书信中表达了怎样的烦恼呢？

一、文章不能发表，书籍不能出版发行，经济上也受到影响

年下半年，对言论的钳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鲁迅敏锐地感到了这一点。他在致曹靖华、郑振铎、姚克等朋友的信中说：“日内又要查禁左倾书籍，杭州的开明分店被封了，沪书店吓得像小鬼一样，纷纷匿书。这是一种新政策，我会受经济上的压迫也说不定。……现正在出资印《被解放的吉诃德》，这么一来，一定又要折本了。”“看近日情形，对于新文艺，不久当有一种有组织的压迫和摧残”，“对文字的新压迫将开始”，他致信异地朋友说：“此地对于作者，正在大加制裁，闻一切作品被禁者，有三十余人，电影局及书店，已有被人捣毁，颇有令此辈自己逐渐饿死之意，出版界更恐慌，大约此现象还将持续。”他告诉朋友：“我的投稿，久不能登了。”“文稿很难发表，因压迫和书店的买卖坏（买书的都穷了，有钱的不要看书），经济上自然受些影响”，“《自由谈》上仍投稿，但非屡易笔名不可，要印起来，又可以有一本了，但恐无处出版，倘须删改，自己又不愿意，所以只得搁起来。”“《伪自由书》已被暗扣，上海不敢复售，北平想也没有了。此后所作，又盈一册，但目前不复有书店敢印也。”“这一个月来（按：年10月中旬以后）我的投稿已被封锁，即无聊文字，亦在禁忌中，时代进步，忌讳亦随而进步，虽‘伪自由’，亦已不准”。“风暴正不知何时过去，现在是有加无已，那目的在封锁一切刊物，给我们没有投稿的地方。我尤成为众矢之的，《申报》上已经不能登载了，而别人的作品，也被疑为我的化名之作，反对者往往对我加以攻击。”

到了年和年，情况不但没有改观，反而更糟。年初，他告诉朋友：“检查已开始”，“新年新事，是查禁书籍百四十种，书店老板，无不惶惶奔走，继续着拜年一般之忙碌也。”3月，《申报》刊载消息说《各大书店缴获大批反动书籍》，鲁迅在给萧三的复信中将此消息剪下寄他。有人来信问鲁迅近年出版集子的事，他答复说，共有三种，即《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但“出版后不久，都被禁止，印出的书，或卖完，或被没收了。”他给不同的朋友复信，有时会顺便告知说：“进来虽也化名作文，但并不多，而且印出来时，常被检察官删削，弄得不成样子，不足观了。”“这几年来，短评我还是常做，但时时改换署名，因为有一个时候，邮局只要看见我的名字便将刊物扣留，所以不能用。近来他们方法改变了，名字可用，但压迫书局，须将稿子先送审，或不准登，或加删改，书局是营业的，只好照办。”他愤慨地说：“从明年起，我不想再在期刊上投稿了。”年初，鲁迅在复曹靖华的信中说：“今年恐怕要更坏，一切刊物，除胡说八道的官办的东西和帮闲凑趣的‘文学’杂志而外，较好的都要压迫得奄奄无生气的。”“检查也糟到极顶，我自去年底以来，被删削，被不准登，甚至于被扣住原稿，接连的遇到。”所以，他反复说：“今年大约不能写得这么多了，就是极平常的文章，也常被抽去或删削，不痛快得很。又有暗箭，更是不痛快得很。”“但短评，恐怕不见得做了，虽然我明知道这是要紧的，我如不写，也未必另有人写。但怕不能了。一者，检查严，不容易登出。二则我实在憎恨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按：因为前不久有人污蔑鲁迅的文章为‘买办言论’）的战斗。”在致吴渤的信中，他说：“上海有官立的书报审查处，凡较好的作品，一定不准出版，所以出版界都是死气沈沈。”而“杂志上也很难说话，现惟《太白》《读书生活》《新生》三种，尚可观，而被压迫也最甚。”果然，年6月，《新生》被查封。年初，《太白》《读书生活》纷纷被查禁。鲁迅哀叹说：“稍有生气之刊物，一网打尽矣。”

稿费和版税一直是鲁迅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限制出版自由的政治压迫必然波及他的收入。因此鲁迅给朋友说经济上要受影响，卖书要折本，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担忧。年1月，他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写信时便感慨道：“在中国靠笔来生活颇不容易。”5月，在与曹靖华通信时，又忍不住说道：“现在的生活，真像拉车一样，卖文为活，亦大不易，连印翻译杂志，也常被检禁，且招谣言；嫉妒者又乘机攻击，因此非常难办。”

二、愤慨于检查官的颟顸低能不讲道理

书报检查机构成立以后，很多过去作不了文章的所谓“文学家”忽然充当起检查官来了，甚至还有一些穿着高跟鞋、留着电烫发的摩登女郎也在其列。鲁迅闻之浩叹：“我辈之倒运可想矣。”这些人，一是文字水平低，基本是外行；二是手握生杀大权，而检查又没有一定之规，任由自己的喜恶裁量；三是以人划线，重点盯住像鲁迅这样的人，凡他的文章皆不放过；四是口含天宪，不容申辩，无处讲理；五是挟嫌报复。最为鲁迅深恶痛绝的，就是他们乱删乱改作者的文章。经过检查官之手的文章，往往变得支离破碎，乱七八糟。鲁迅愤怒地说：“别国的检查是删去（按：指整篇删掉），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对我的文章看不懂就动手，删得叫人不舒服。高明的勇士，一刀便击中要害，置敌于死地，然彼女流辈手持小刀，对着背上或屁股的皮肤乱刺，流着血，样子也难看，但被刺者不易于倒下，虽不倒下，总使人厌恶难受。”“他们虽然不会做文章，却会禁文章，真禁得什么话也不能说”。虽然检查官也宣称他们只看内容，不问作者是谁，意即不和个人为难，但正如鲁迅所说：“这种心口如一的君子，恐不常有，即有，亦必不在检查官之中”。对于他们的表态，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其实他们是阴谋，遇见我的文章，就删削一通，使你不成样子，印出去时，读者不知底细，以为我发昏了。”那篇《病后杂谈》就是例子，因为登出来只有第一节，就使一位读者认为：鲁迅是赞成生病的。这样的删改不光让读者误入歧途，而且对于不知底细的研究者，也会造成误解。鲁迅在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提醒说：“自去年六月以来，对出版物的压迫步步加紧，出版社大感困难。对于新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压迫特别厉害，常常把有关紧要之处全部删除，只留下空壳。在日本研究‘中国文学’，倘对此情形没有充分了解，就不免很隔膜了。”

以鲁迅的洞察力，其实对这种检查看得很清楚：“现在之压迫，目的专在人名及其所属的是那一翼，与书倒不相干的。说是‘犯禁’之后，即无可分辨，因为现在本无一定之‘禁’，抗议也可以算作反革命也。”“他们的嘴就是法律，无理可说。所以凡是较进步的期刊，较有骨气的编辑，都非常困苦。”“现在连译文也常被抽去或删削；连插画也常被抽去；连现在的希忒拉（按：即希特勒），十九世纪的西班牙政府也骂不得，否则——删去。”由于他们的随意性太强，所以鲁迅说：“检查官的心眼，不能以常理测之。”“他们要开一点玩笑是极容易的”。与黄源谈起译文社出版的事，鲁迅就很忧虑，说：“我们办起事来，纵使如何小心，他们一不高兴时，就可以不说理由，只须一举手之劳，致出版事业的死命。那时我们便完全失败，倘委曲求全，则成了他们的俘虏了，所以这事还须将来再谈一谈。”即如何采取对策，也颇让鲁迅头痛。

而检查制度又为一些人报私仇提供了机会。鲁迅指出：“这种残酷的办法，一面固然出于当局的意志，一面也因检查官的报私仇，因为有些想做‘文学家’而不成的人们，现在有许多是做了秘密的检查官了，他们恨不得将他们的敌手一网打尽。”

三、为如何写文章发文章出版书籍伤脑费神

在这种文化专制的重压之下，一个蜚声中外的文学大师，却突然面临一个怎样写文章才能够发表并免于荼毒、怎样编书才能够顺利出版而不被禁止的问题。写了一辈子东西，做了一辈子编辑，突然间举手投足都是禁忌，动辄得咎，确实也够鲁迅烦恼的了！

看看他对朋友是如何说的——“至于新作，现在可是难了，较好的简直无处发表，但若做得吞吞吐吐，自己又觉无聊。这样下去，著作界是可以被摧残到什么也没有的。”“议论不容易发，如果顾忌太多，做起来就变成‘洋八股’了。”他向萧军吐露心声：“有几种刊物，是不能不给以支持的，但有检查，所以要做的含蓄，又要不十分无聊，这正如带着镣铐的进军，你想，怎能弄得好，有怎能不出一身大汗，又怎能不仍然出力不讨好。”“刊物来要稿，一面要顾及被禁，一面又要不十分无谓，真变成一种苦恼，我称之为‘上了镣铐的跳舞’。”“执笔之际，避实就虚，顾彼忌此，实在气闷，早欲不作，而与编者是旧相识，情商理喻，遂至今尚必写出少许。”

其时鲁迅正在准备着手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小说二集，因为编好还好作序，看到书报检查的如此情势，鲁迅写信给主编赵家璧，谈了自己的担忧：“当送检所选小说时，因为不知何人所选，大约是决无问题的，但在送序论去时，便可发生了问题。五四时代比明末近，我又不能做四平八稳，‘今天天气，哈哈哈’到一万多字的文章，而且也真和群官的意见不能相同，那时想来就必要发生纠葛。我是不善于照他们的意见，改正文章，或另作一篇的，这时如另请他人，则小说系我所选，别人的意见，决不相同，一定要弄得无可措手。非书店白折费用，即我白费功夫，两者之一中，必伤其一。”鲁迅认为，从实情看，他的担心并非杞忧，请赵家璧考虑是否找一个不被当局憎恶的人来做更为稳妥。

四、为避免连累书刊和作者，不断婉拒约稿和作序

在如此险恶的情势下，鲁迅知道自己树大招风，他以菩萨心肠，处处为别人考虑，不想因自己的一篇文章，而殃及他人。年6月，王志之致信鲁迅求他为自己的文集作序，鲁迅回复说：“序文我想我还是不做好，这里的叭儿狗没有眼睛，不管内容，只要看见我的名字就狂叫一通，做了怕反与本书有损。”12月，罗清桢寄给鲁迅他的《清桢木刻画》第二辑稿，要鲁迅作序，鲁迅回复说：“至于小引，我是肯做的，但近来对于我的各种迫压，非常厉害，也许因为我的一篇序文，反于木刻本身有害，这是应该十分小心的。”翌年2月，罗清桢又给鲁迅寄来5幅木刻，并求鲁迅给予推介，鲁迅复信说他比以前更受压迫，“倘于大作有所绍介，则被绍介者会反而受害也说不定，现在的事情，无道理可说，不如暂时缄默，看有相宜之机会再动笔罢”。

5月，王志之又约鲁迅给《文史》写稿，鲁迅说：“登出来时，倘用旧名，恐于《文史》无好处，现在是不管内容如何了……这一层须与编辑者说明，他大约未必知道近事。”6月，杨霁云为《新社会半月刊》向他约稿，鲁迅回复说：“我的名字，也还是改换好，否则，无论文章的内容如何，一定立刻要出事情，于刊物未免不合算。”12月，鲁迅就《集外集》编辑有关事宜致信杨霁云，先谈了他认为必然会被检掉的几篇文章，意思是不要收入集中。同时又寄给他一篇报上刊载的年在北平演讲的内容，意可收入集中。但嘱咐说：“但记录人名须删去，因为这是会连累他们的，中国的事情难料得很。”年3月，徐懋庸来信要鲁迅为他的杂文集作序，鲁迅说：“序文我可以做，不过倘是公开发卖的书，只能做的死样活气，阴阳搭戤，而仍要被抽去也说不定。”年4月，杜和銮、陈佩骥写信给鲁迅为《鸿爪》约稿。鲁迅回复说：“我来投稿，我看是不好的。官场有不测之威，一样的事情，忽而不要紧，忽而犯大罪。实在不值得为了一篇文字，也许贻害文字和刊物。假使是大文章，发表出来就天翻地覆，那是牺牲一下也可以的，不过我那会写这样的文字。”在出版《南腔北调集》时，也是为出版者打算，鲁迅自己先抽去三篇文章。向报刊投稿，也是自己“先抽去几根骨头”。

由此看来，在鲁迅去世的前几年，一直处于一个十分恶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鲁迅的烦恼、忧患、痛苦和激愤是可想而知的。年6月，林语堂写信向鲁迅索诗，鲁迅复信说：“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压迫，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一再表示：“所谓黑暗，真是至今日无以复加了。”“简直无法忍受。”现状为我有生以来所未尝见“黑暗至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但鲁迅毕竟是进击黑暗的战士，他紧接着说：“但我还是要反抗的。从明年起，索性来做整本的书，压迫禁止，当然仍不能免，但总可以不给他们删削了。”鲁迅说到做到，在后来出版的《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集子中，他不但补齐了被删改的文字，而且将被删改的地方以黑点或黑杠重新标注，不但记录下了国民党“党老爷的蹄痕”，而且冲破了黑暗势力的围剿。

年年中，鲁迅开始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在说起果戈里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为人时，鲁迅说到：当时俄国的检查制度很严厉，不能说什么。果戈里略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现在看起来，不是也没有什么吗？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我们现在来看鲁迅的文章，不正如鲁迅当年看果戈里的文章，也没有什么吗？大概极权统治者，到了一定的时候，总是非常虚弱，因此就有了禁言钳口的种种恶政。殊不知，这种愚蠢的做法，虽则有用，终归无效，还总是得到恰恰相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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