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究竟与我们有多远，鲁迅究竟与我们有多近？”要理解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阅读鲁迅，然后阅读我们的时代。然后你会发现，鲁迅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与未来。

在众多的现当代文学作家研究中，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像鲁迅那样，研究者对其思想和精神的倾心投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鲁迅学”已经变成了“学鲁迅”。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是读不懂鲁迅的。鲁迅的本质精神是他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深刻理解。只有读懂了鲁迅才能理解中国社会，而只有理解了中国社会才能读懂鲁迅。鲁迅与中国就是这样一种解不开的纠葛，并已经成为中国世纪性的话题。因为鲁迅是属于我们民族历史和时代的。

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但是在其后漫长的时间里，鲁迅仍然无处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我们要真正地接近鲁迅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思想进入了一个文化反思的时代。在儒学复兴潮流中，整个社会文化出现了一些“清算”文化激进主义、质疑和否定五四新文化而强烈向后看的倾向。其实，从不断泛起的传统回归运动来看，现代性在中国先天不足而又后天失调。这一境遇决定了其不是当代社会政治的真正的异己思想，而用新儒学代替或遮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暗流才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发展中的最大问题。因为在保守传统和本土优势的价值判断下，作为一种西方文化和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新儒学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本质性的差异。

早期鲁迅以“取今复古”的美好愿望，开始寻求自己文化选择的最佳方向，而后则义无反顾地确定在“彻底反传统”的不懈努力上。从人们所熟知的他对“《三坟》《五典》”的全部否定、从他“不读中国书”至深至真的慨叹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对于旧传统的摧枯拉朽的批判力量，这是一种具体的否定。

同时也应该看到，鲁迅对于封建传统文化的否定虽说表现为宏观上的整体否定，或者说是一种“意义”和价值体系的否定，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其对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批判既可以做新文化建设的目的论来理解，也可以做新文化建设的方法论来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包括我自己在内，更多的是作为目的论来理解的，从而对其进行了过度阐释或者过度批判。

当把鲁迅“彻底反传统”的主张作为文化建设的方法论来理解时，就会从中看到，鲁迅和五四新文化先驱者有意通过“彻底反传统”的方法，从而达到“批判地继承”的目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这可能更接近鲁迅文化批判的实际效果和历史价值。从这一点来看，无论是传统保守主义对鲁迅文化观的批判，还是传统反叛主义对于鲁迅文化观的弘扬，都可能是单一逻辑式的批判，未能真正接近鲁迅文化观和文化批判实践的本质。所以说，对于鲁迅思想的文化上的远离，既包含对于鲁迅文化观的整体肯定的一面，也包含整体否定的一面。二者的相似之处就是对于鲁迅文化批判实践价值和当代启示的忽略。

年前后，鲁迅作品从中学语文教材中减少成为热议事件。庆幸的是新版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又保留了相当的数量。过去，中学生大多对鲁迅是敬畏而疏远的。对于这种现象的发生，我们不能过多地从学生方面去寻找原因，因为当多数人都对某一现象有相似的感受时，其根源那就一定在现象本身。我们应该进一步从文章选篇的选择标准进行思考和判断中学生与鲁迅疏离的现象。过去课本选文过多专注于从“战士”风格的角度来选择鲁迅的文章，而将无比丰富的鲁迅变成了单一性格的鲁迅，从而造成了学生们对于鲁迅其人其文的“远离”。

鲁迅研究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学术高原，从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比例和历史来看，是任何一位作家都难以比拟的。根据北京鲁迅博物馆葛涛先生统计，从年到年的年间，中国各类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共计篇，出版相关研究著作部。其中，年到年十年间中国大陆共发表鲁迅研究文章篇，比年到年66年间总和的篇文章还多多篇。这个黄金时期的出现不只是因为研究成果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思想质量和学术含量的提高。出现高峰之后必然是低谷，学术积累的深厚，研究的精细化和充分性，导致未来研究空间的减小，进而使研究的难度加大。

吉林大学一直是中国鲁迅研究的重镇，从20世纪50年代废名先生开始，先后有9位老师讲过《鲁迅研究》课程，有十几篇研究生学位论文题目与鲁迅相关。但是，近几年研究生论文中鲁迅研究的选题明显减少，而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以及期刊研究明显增多。这不单单是吉林大学的一种学术倾向，因为学术逻辑的作用具有普遍性，而当代学术研究的快捷化，也使鲁迅成为相对寂寞的高原地带。

鲁迅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是人格的真诚，最主要的挑战是批判虚伪。我曾经说过，封建传统道德需要虚伪同时也制造虚伪。鲁迅在《立论》中表达的正是这种人生哲学，读后令人生出无限的感慨，可以感受到鲁迅不只是一位横眉冷对的战士，还是一位性情坦荡的君子。鲁迅一生批判和挑战的不是哪一个个人，而是中国的一种旧有的文化传统，一种不良的民族根性，一种冷漠的社会状态。通过鲁迅，我们发现中国千百年来封建社会所有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对于“人”的不尊重。鲁迅的真诚与真实是当下中国最值得珍惜的精神资源，思想个性上的“独出”与道德人格上的“率真”，是鲁迅“致人性于全”的主要思考内容。

人们都认为鲁迅性格的本质是挑战强者并反抗，但是我们很少能细想为什么鲁迅能至死坚守这一性格？归根结底，就是鲁迅的思想性格和道德人格所致。任何性格特征大多源自于人格特征，鲁迅一生矢志于对虚伪道德人格的批判，其批判的实质是造成虚伪道德人格的封建传统文化的系统功能。鲁迅是与整个旧社会和旧习惯相对抗的，也因此而最终不容于环境。谎言是一种人为编织的虚假事实与荒诞逻辑，而最终会被现实存在或另一个谎言本身所戳穿，从而加大做人的成本和社会的不信任感。当虚伪成为一种民族习性和社会人格时，必然导致深重的文化灾难和社会危机。鲁迅批判虚伪和谎言正是为了挽救这种民族的精神危机，这就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呼唤“救救孩子”的最终目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都不能缺少基本的信任。因此，鲁迅对于虚伪的批判具有超越性的经典价值。

看清“大鲁迅”“小鲁迅”

那么，鲁迅究竟离我们有多远？我们应该怎样走近鲁迅？而要走近鲁迅，我以为首先要有看清哪个是“大鲁迅”，哪个是“小鲁迅”。

鲁迅自己曾说过，要写一个论敌如何攻击自己的《围剿十年》。几十年来，在经历了“神化鲁迅”之后，人们从文学价值、心理性格、道德人格、政治立场和文化观念诸方面对鲁迅的价值质疑或者否定，刻画“小鲁迅”的形象。其中最为长久、最为根本的否定是对于鲁迅文化观念和文化实践的否定，人们将其视为文化激进主义的主要代表集中批判。特别是近年来在网络世界里从民间立场上对于鲁迅文化观贬损的言论更加直接，有人甚至称要“打倒鲁迅”“痛扁鲁迅”。虽说这些语言多是情绪化的，但是却表明了一种文化价值取向。

纵观半个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历史，对于鲁迅价值的评价从来没有像近年这样众说纷纭。这本身表明了中国学术思想尺度的变化和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觉醒。研究者大都从鲁迅世界本身入手，努力与鲁迅进行心灵的对话和个体认证，而各自研究结果的价值取向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鲁迅的伟大与平凡或平庸之间进行选择，分别描绘着“大鲁迅”和“小鲁迅”的形象。对于后者，我们暂且称之为个体化理解，而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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