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国恩，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版著作《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16部，主编教材4种，博士原创学术论丛19种，发表论文余篇，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省部级项目，成果多次获省政府奖。

鲁迅是一个战士，他拒绝平凡。五四文学革命发动，鲁迅秉承思想启蒙的宗旨，以文学形式批判国民劣根性，激起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30年代，鲁迅参加了左翼文学运动，成了战斗的左翼文学的一面旗帜。40年代以后，鲁迅的成就逐渐被从他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关系方面来阐释，这提高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同时也加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意识形态的历史正当性。而在新时期思想解放潮流中，一些鲁迅研究者提出回归五四，开始强调鲁迅与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关系，其成果颠覆了此前占据主导地位的从鲁迅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来思考问题的研究模式，打破了教条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上述历程说明，“鲁迅”与20世纪中国的重大问题密切相连，鲁迅研究成为一门显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的进程。

一、世俗时尚中“鲁迅”遭遇了寂寞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告别了激进革命的传统，转向了一个以市场改革为导向的追求经济利益、同时又尊重人的合理欲望的消费型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新的社会阶段，原来决定鲁迅成为一个卡里斯玛典型的文学环境已基本不再存在，“鲁迅”遭遇了寂寞。

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积累起了相当的财富，形成了日益庞大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的成员按市场的规则来经营实业，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他们所获得的财富，这使他们远离了理想主义，办事和考虑问题都特别讲究实际。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现在所关心的就是怎样挣钱，怎样消费，怎样用财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显耀自己取得的成就。即使有烦恼，那也是非常世俗化的烦恼。而国家的管理方式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所做的变革，则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允许他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实现其个人的欲望，而不再像从前那样以革命的名义来进行政治监管或道德规训。这一阶层中的成员大多数具有高学历的背景，换成以前思想启蒙的时代，他们很可能成为鲁迅精神的追随者，但现在他们却很少会与鲁迅的精神世界接近了。鲁迅作品揭露封建礼教“吃人”，涉及的是民族的痛苦经验，拷问的是人的灵魂。他要求读者不仅要反思历史，而且要反思自身对“吃人”历史所要承担的一分责任。这些非常沉重的话题，在革命时期曾引起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的忧思，在今天却不容易引起这些富裕阶层的兴趣了。因为这与他们的事业无关，更重要的是一旦进入这样的思考，享受生活的乐趣会大打折扣，甚至因为要拷问到灵魂，会让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的。

一般民众现在也已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为改善生活而忙碌。当人们为致富而忙碌时，“鲁迅”是帮不上忙的。这些人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学，在操劳之余也要寻找一点消遣。如果在以前，他们也许会去读一点文学作品，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有了更富诱惑力的消费选择。走进电影院，声光电技术制造了身临其境的震撼，让你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烦恼。电视里有许多时尚节目，像幸运56、玫瑰之约、非常男女、超女快男、为爱向前冲……，让你沉浸在狂欢中。潇洒一点的，可以用mp3、mp4听听流行歌曲，得半日清闲。前卫一点的，就上网打游戏，在虚拟世界中打斗拼杀，直呼过瘾。即使是网络聊天，也充满巨大的诱惑：你可以说一些现实中不能说、不敢说的大话、粗放、假话，有了全新的体验。总之，由现代高科技支持的新媒体，在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精神生活领域的同时，也助长了低俗之风，严重威胁到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市场占有份额。文学越来越处于边缘的位置，作为文学家的鲁迅能够幸免吗？

或许有人会说，今天通俗文学不是正大行其道吗？其实这丝毫不会改善“鲁迅”的境遇。通俗文学与传统文化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它贴近普通民众的消遣需要，不承担思想教化和社会批判的角色，因而虽在五四时期受到新文学的打压，但它深得市民的青睐，一直在民间流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的通俗小说开始在大陆走俏，带动了大陆的通俗文学创作。影响所及，大陆的学术界也调整了文学的审美标准，把通俗文学接纳进了大学的殿堂。通俗文学重新占据文坛重要地位，这说明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宽容了，可以接受娱乐性的东西，但同时文学的社会功能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从以前的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教化作用，到现在更多地强调文学的娱乐作用。一般民众今天阅读通俗作品，显然不是为了从作品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思想的启迪，也不是为了寻找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而是为了比较单纯的娱乐目的。在这样一个为了娱乐可以放逐意义、甚至解构崇高的时尚中，“鲁迅”显然被边缘化了，他作为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与一般读者的距离明显地拉大。

当然，在消费时代，鲁迅也是会有知音的。因为鲁迅不仅属于他的时代，也是超越时代的。鲁迅对底层民众的大爱，他的有担当的伟大爱国主义，他在绝望中进行不屈抗争的坚韧精神，在知识界已经升华为一种文化符码，为那些有志于超越平凡、不满足于物质享受而去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的人提供精神动力，鼓舞他们去为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奋斗，在为人类的正义事业中实现自我的价值。不过，这样的人在今天肯定是少数。而一般研究鲁迅的学者，则主要是出于一种学术的使命和求知的热情。他们是专家，长期致力于研究鲁迅，探讨鲁迅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探视鲁迅的内心世界，厘清鲁迅研究中的各种问题，他们把学术上的发现视为自己的至关重要的成就。上述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是个人化的，与大多数没有多大关系。理想主义者热爱鲁迅，是出于自身的精神需要。专家的研究鲁迅，虽有崇敬的因素在内，但从更为普通的意义上说，只是一种职业行为。他们的意见，只能代表个人，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到整个社会了。

鲁迅研究，一个时期影响之所以大，主要不是因为鲁迅，而是政治的因素。在思想高度统一、不允许独立思考的年代，知识分子谈社会问题，就常拿鲁迅说事，围绕鲁迅与时代的关系做文章。无论是用鲁迅来证明新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还是证明鲁迅是现代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旗手，最终都是为了证明“鲁迅”以外的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命题。鲁迅一生从事文化批判和思想斗争，与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交织在一起，人们的确很容易透过他来对历史进行新的阐释，从而表达一种政治和思想的观点，参与现实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这样的时代，谁掌握了鲁迅研究的话语权，谁就抓住了主流意识形态，谁就在社会政治和思想领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连身居领袖高位的毛泽东也要涉足这一领域，他通过重新评价鲁迅，肯定鲁迅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把人民政权与五四传统联系起来，为新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合法性的论证，从而加强了人民政权的思想基础。这样来研究鲁迅，当然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

可是在社会趋向多元化的今天，舆论环境变得比较宽松，个人尽可以就各种社会问题发表独立的意见，不再需要绕弯子借道文学的领域，拿鲁迅说事，因而鲁迅研究不再承担“鲁迅”以外的政治规训和道德教化的功能。鲁迅研究，只与那些热爱鲁迅的人的个人内心生活联系在一起，或者只是那些有志于学术的研究者的一项个人事业。这后一类人，要通过研究解开一些历史的谜团，要确立起一些他们认为正当的价值原则。但很显然，这些原则只对那些认为这些原则重要的个人起作用，有的甚至只是作者一个人的意见。既然鲁迅研究与现实政治问题脱离了关系，成为学术的问题，甚至成为作者自言自语的问题，那么它影响社会的范围缩小和力度下降，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况且现在社会思想活跃，各人所坚持的理念有所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研究者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标准来理解鲁迅，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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