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著名音乐史学家汪毓和(-),与时俱进，倾心乐评，为中国现当代音乐思潮、音乐现象、音乐活动进行了大量评论。从年至年，发表各类评论文章余篇，撰写评论著作多部，为推进中国当代音乐理论建设和促进当代中国音乐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深入分析他的乐评，认为其注重音乐家研究、音乐形态分析、音乐社会实践诠释，以真诚的书写，展现出了特有的“热情笃信、深情坚守、反思掘进”的心路历程，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深刻启示。

关键词：

汪毓和音乐评论热情笃信深情坚守反思掘进

汪毓和先生是我国著名音乐史学家，一生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热情携笔投身宏阔的音乐社会活动，对中国近现代和当代音乐思潮、音乐现象、音乐活动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大量评论。汪先生作为中国现当代音乐发展的热心参与者，音乐史学研究的辛勤耕耘者，各种音乐论争的谨慎守望者，从年《美学问题和怎样提高我们的美学修养》，到年的《马思聪全集的编印及今后》，发表各类评论文章多篇，还潜心撰写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家评传》（上、下册）、《聂耳评传》、《聂耳音乐作品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等著作，给出了诸多富有真谛和价值的论说，为推进中国音乐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写作不是‘语言游戏’，而是一种价值选择，这种选择将连同自己的灵魂一块给出”[1]。音乐评论，作为对音乐现象的价值评判，自然更是价值选择和灵魂的综合体现。中国音乐评论，由于其与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则使得这种体现更加复杂曲折。因此，对汪先生音乐评论的历史性研究，有助于厘清其学术心路历程，概括其人生价值追求和学术品格，促进对其学术成就贡献的全面总结，也有助于进一步弄清中国音乐评论的发展历程，以推进中国音乐评论的理论建构，完善音乐评论学科建设。

[1]王岳川著.艺术本体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6年,第63页.

热情笃信：

年至年期间的音乐评论

从年到年，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经历了重大变化，既有总体层面的发展进步和提升，也有“左倾”思想影响下的“反右”和“文革”等之艰苦与磨难，那是一个腾飞、喜悦、艰难、困苦交织的曲折发展时期。年是一个大好年，新中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百废复兴、万象更新、万众欢欣，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但是，由于在其后的“左倾”思想超越了“百花齐放”所应有的“合度性”，于是出现了年“反右”，年“大跃进”、年“反右倾”和“拔白旗”等运动，迅速并深度影响着中国音乐生活，致使“百家争鸣”中“左倾”批判赓续发生，诸如“土洋之争”问题（马思聪节目单之争、年的德彪西之争、土嗓子与洋嗓子之争）、政治与音乐关系问题论争（始于年的吕贺之争、年钱仁康撰文纪念黄自导致的批评等）、通俗音乐问题讨论（年《柳堡的故事》主题歌，年李凌的“轻音乐”观点）等，在这些论争中，不乏尊重音乐规律的客观性学术讨论，但受“左倾”思潮影响，阶级性评论甚至阶级性批判也是此起彼伏，并在总体上越来越凸显，更在“文革”期间走向顶峰，给音乐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尽管思想政治斗争激烈，但是“文革”前的十多年，音乐工作者们在艰难的环境中，为音乐文化建设发展还是作出了重大贡献。

“写作的内在关联域与人的价值选择和真理追求紧密相契。”[1]该时期汪先生秉持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美学观，坚持革命的、民族的、大众的审美立场，力尽所学，热情讴歌，撰写各类音乐评论文章约30余篇（“文革”十年空白）。按时间段分，“文革”前约25篇、“文革”后约5篇；按题材内容分，音乐会评论6篇、作品评论7篇、人物评论3篇，音乐家评论2篇，音乐现象评论11篇。

在名作剖析中热情笃信。汪先生始终从音乐分析出发，凭借自身扎实的作曲技术理论素养，以一腔热血和学术追求，对很有社会影响的音乐作品进行深度阐释。《中国新歌剧的第一个里程碑——对歌剧白毛女的研究与分析》一文是该时期代表之作。这篇2万字的长文，通过对中国新歌剧历史发展的简要梳理，为《白毛女》歌剧的诞生开掘了历史的纵深；通过对该作品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给出了据理而立的评价；通过归纳总结、宏观凝练，乐观地描绘了中国歌剧音乐发展的前景。诸如，中国的歌剧艺术是沿着两条线索发展的，一条线为地方戏曲，另一条线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歌剧”；再如在分析歌剧音乐素材运用后指出：“《白毛女》中那样广泛地运用民歌，吸取民间音调来加以创造，是标志着在我国歌剧创作上的一个重大的转变。同时，《白毛女》的音乐在如何创造性地运用民间音调、真切而恰当地表达戏剧内容和人物性格上，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2]还有从人物性格刻画和歌剧的戏剧结构等进行的分析阐释，也多有独见。而这些独见，都归于题眼，即“歌剧《白毛女》是中国新歌剧发展中第一部真正建立在自己民族音调基础上的、深刻地反映当时社会尖锐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现实主义的大型歌剧。”[3]可以说，汪先生的这篇音乐评论，为歌剧《白毛女》创作的得失提供了清晰的图谱，使其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在音乐理论视阈中得到了“澄明”，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宏阔背景下，获得了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凸现。这种思想性、历史性和艺术性的歌剧评述，是具有开拓新中国歌剧音乐评论先河之功的。通览后来的《白毛女》歌剧音乐创作分析层面的研究，大多难出于汪先生该学术成果之左右。由此不能不说，当年如此富有深度和见地的音乐评论是汪先生内心价值选择和热情追求之结果。

在直抒己见中热情笃信。评论的关键，在于真实客观地给出价值评判，不虚妄美言；评论的困难，在于针对问题秉笔直书，不轻描淡写，更不遮掩。统观这一时期汪先生的音乐评论，能立足当时的音乐社会生活，凭借自身敏锐的听觉感性审美能力，表扬言之以据，批评直截了当，结论观点鲜明。如在《从几部作品谈交响乐反映历史革命战争的几个问题》中，他既指出有些交响乐作品和声与配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指出有的作品在用相应的民歌音调来表现战争中人民形象与敌人形象的关系处理不妥。如他在评论器乐创作时直言不讳地说：“在器乐创作中引用整首歌曲作为某种形象的象征，我认为更应该谨慎。……例如《抗日战争交响乐》中引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代表党的领导就有些生硬勉强的感觉。”[4]对于成功作品，汪先生也热情落笔，直言评说。如他在《内蒙古人民英雄的颂歌——谈交响诗“嘎达梅林”》音乐评论中说：“看了《嘎达梅林》交响诗以及其他献礼的管弦乐作品的演出，非常兴奋。显然，中国的交响音乐创作正在跨进一个新的发展阶段。”[5]在此，不难见出汪先生积极乐观之情、畅所欲言之性。

在直面问题中热情笃信。热点问题是







































乌鲁木齐治疗白癜风医院
白殿疯病


转载请注明:http://www.falalicar.com/rslzs/147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