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剑华 　　

“鲁镇”是鲁迅小说中出现最多的一个空间意象，而学界历来也都把它认定为是鲁迅母亲的故乡；其实，“鲁镇”与“S城”、“未庄”、“庞庄”等一样，集中负载着作者对于小城绍兴的复杂情感。比如《祝福》开篇便说，“虽是故乡，然而已没有家”，这显然是对鲁迅卖掉“祖屋”以后，“异地”谋生现状的一种隐喻性表达。鲁迅反复将“鲁镇”作为他小说叙事的空间背景，既反映着他对故乡绍兴的深深眷恋，也寓意着他对乡土中国的深刻理解：小城“鲁镇”无非就是未来中国的都市雏形，无论它外在形态如何膨胀和发生变化，都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它乡土中国的文化属性。因此，精确地解读“鲁镇”意象，是我们研究鲁迅思想的重要节点。

一、“鲁镇”——乡土中国的真实写照

《呐喊》《彷徨》多以“鲁镇”叙事为主，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学界对此所给出的答案则是，鲁迅为了反封建思想启蒙的客观需要，以“鲁镇”去建立“反封建叙事的承载空间”，（1）进而批判“封建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温床”。（2）我个人的看法却有所不同。研究者似乎都已注意到，“鲁镇”既不同于“乡村”，也不同于现代“城市”，它是“乡村”通往“城市”的过渡桥梁。然而，他们只看到“鲁镇”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障碍作用，却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现代都市文明对于乡土文化的历史传承，这恐怕是研究者与鲁迅之间的最大差别。众所周知，鲁迅有个著名的“染缸”理论，而这一理论的基础建构，恰恰又来自于他对“鲁镇”文化的深层认识。因为“鲁镇”与中国其它的小城镇一样，是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所以它不仅生动地反映着乡土中国的真实面貌，同时也预示着中国现代都市社会的未来走向——“城”与“乡”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血缘关系。即使是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外国学者，也发现了乡土中国这一十分奇特的文化景观：“在传统中国，基本的社会单位不是单个的村庄（即农民住宅和/或私人地产的群落），而是由村庄群落所组成的集镇社会。”（3）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农民不仅可以在城镇中完成商品交易，同时还可以从城镇获取各种各样的社会信息，故城镇便成为了中国农村生活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

曾有学者这样认为：“鲁迅小说真正取材于‘乡村’的作品其实很有限，《社戏》可能是其中之一；而他小说写到乡村主力群体农民的更是凤毛麟角,闰土恐怕是唯一的一个。鲁迅小说写到的乡村不是典型的乡村,他所写的城市也不是典型的城市,他的小说大都取材于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地带——小城镇。”（4）从表面观之，这种说法十分符合鲁迅小说的实际情况，活跃于“鲁镇”上的那些人物，都没有直接去从事农耕生产；但实际上，论者却完全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大多数的“鲁镇”人，都与土地保持着密切关系。因为在江南一带，许多农民本来就居住在小城镇上，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是靠土地而不是靠经商，这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此现象至今依然存在）。鲁迅在《呐喊》《彷徨》中已经写得明明白白，像赵七爷那样开酒店、华老栓那样开茶馆的“鲁镇”人，几乎是凤毛麟角并不多见；而赵贵翁、魏大人、闰土、王胡、吴妈、祥林嫂等，才是故事叙事的真正主角，他们都没有工商文化的社会背景，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自然就是土地。无论是赵太爷还是魏老爷，他们既无酒店也无茶馆，那么他们究竟靠什么去生活呢？答案无非是出租土地。无论是小D还是王胡，打“短工”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维系生存的经济来源，仍是辛勤劳作的土地馈赠。我们现在已无法去得知五四前后，“鲁镇”人的实际生活状况，但是从浙江大学年对兰溪城镇所做的社会调查报告中，多少还是能够看出一点端倪来：“各家之收入来源约可分为食用作物、工艺作物、蔬菜及其他之植产收入，猪、羊、鸡、鸭、蜂蜜、鸡卵等之畜产收入，与商贩、技匠、纺织、养蚕、捕鱼以及公家服务等之副业收入三种。就中以植产收入为主，畜产收入次之，副业收入最少。”（5）20世纪30年代的兰溪城镇是如此，大概五四前后的“鲁镇”更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尽管小D和王胡进城打短工，吴妈与祥林嫂进城做家当女佣，都不可能是他们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只有农耕生产才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这说明鲁迅早已先见之明地发现，“鲁镇”与乡村的一体化特征，预示着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建设，必然要肩负起沉重的乡土传统，比如乡间祭祀活动与民俗风情的“鲁镇”再现，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具体事例。

与此同时，鲁迅将“鲁镇”生活还原为乡土本质，但他又明确地告诉读者，“鲁镇”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封闭，假洋鬼子可以出国留学，魏连殳可以接受新式教育，各式各样的人物出现在“鲁镇”，也使“鲁镇”人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大事。茶馆里的“坐客”们，从康大叔的口中得知，夏瑜“造反”却不思悔过，在牢里仍宣传“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最终落得个杀头的罪名。“革命党”人一进城，阿Q就跟着上街大喊“革命”，赵秀才立刻“将辫子盘在顶上”，假洋鬼子则赶紧在胸前挂上“一块银桃子”（徽章），全都“咸与维新”了。以撑船为生的七斤，一听说“皇帝要坐龙庭”，立刻为自己没有掉辫子而感到不安，“七斤嫂这时从直觉上觉得事情有些不妙，因为咸亨酒店是消息灵通的所在。”“鲁镇”人用他们特有的理解方式，去表达他们对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独特认识——夏瑜“造反”是秋瑾事件的反映，“未庄”动荡是辛亥革命的反映，“皇帝要坐龙庭”是张勋复辟的反映。这充分说明，“鲁镇”人并非是置身于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之外，而是以他们自身的经验判断，去看待或回应这些社会变革的重大历史事件。研究者将“鲁镇”人的这种经验判断，总结为“国民劣根性”的两大表现特征：“:一是盲目地服膺异己的以官魂和匪魂为代表的封建伦理文化，一是本能地适应吃人的封建社会现实。”（6）由于学界早已将五四定位为启蒙时代，以鲁迅为首的精英作家也都是启蒙作家；那么从启蒙主义角度去诠释鲁迅小说的“国民性”思想，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不可撼动了。

硬要将这种稳定性视为是“病苦”，未免会背离鲁迅的初衷而误入歧途。鲁迅本人曾有个著名的理论，即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无非就是两个时代的依次循环：：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鲁迅这种“奴隶”时代的理论阐释，其背景显然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经验理性；但鲁迅绝不是要否定这种经验理性的滞后作用，而是在充分肯定这种经验理性的实用价值。鲁迅非常了解中国历史，任何一次朝代更替的大变动，都充满着残酷杀戮的血腥气味，民众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变得萧条、人口陡然锐减，可是民众在新的朝代里，仍旧没有改变其“奴隶”身份。“鲁镇”人嘲讽夏瑜的革命理想，这并不是他们思想愚昧的具体表现，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经验理性，因为他们从历史教训中懂得，没有一个朝代“是我们大家的”，所以他们相信未来的“民国”，也绝不会是“我们大家的”。“鲁镇”人这种务实的人生态度，其实就是鲁迅本人的真实态度，鲁迅自己不就说过吗，“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8）就连鲁迅自己都对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怀疑起来”，并且变得“颓唐得很了”，他又怎么会去斥责或批判“鲁镇”人抵制“革命”的消极心理呢？可见“病苦”的真正含义，并不是单纯地意指“庸众”或“下等人”的“国民劣根性”，同时更是意指《新青年》阵营那种不切实际、盲目乐观的狂躁情绪。

己》）；无工可做时，王胡坐在太阳底下捉虱子，“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也不失为一种快感；（《阿Q正传》）“临河的土场上”，人们端着饭碗聚在一起，听“七斤”讲述城里的见闻，从中去寻找自己的乐趣；（《风波》）失去了儿子的单四嫂，大哭了一场之后，除了觉得屋子里“太静、太大、太空”，剩下的便是务实性地想着“明天”该怎么过。（《明天》）“鲁镇”人偶然也会发生点矛盾冲突，比如阿Q被赵太爷和赵秀才打，那也不是因为“阶级压迫”，而是因为阿Q无端地“骂人”——阿Q本来就是一个外乡人，他不安分守己却没事找事，自诩比赵秀才高三辈（也就是说他变成了赵太爷的“父辈”），这就使得赵家打人情有可原了。祥林嫂受婆家虐待，是鲁四老爷家收留了她，并使她“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至于后来她再次丧夫受到“鲁镇”人的嫌弃，那也只不过是民间“庸俗”在作祟，而与鲁四老爷的阶级身份没有任何关系。

“鲁镇”人的生活节奏，为什么会那样沉稳而平静？鲁迅的生命体验与学界的抽象论断，明显不在同一思想层面上。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多数人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论，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9）因为鲁迅非常清醒地意识到，“鲁镇”人有他们自己“积久了的经验”，有他们自己维系生存的基本法则，“这些‘下等人’，要他们发什么‘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那样热昏似的妙语，是办不到的，可是在无意中，看得往这‘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的道路很明白：求婚，结婚，养孩子，死亡。”（10）“鲁镇”沉闷的生活态度，与“鲁镇”人的生存法则息息相关。鲁迅作为一个文学作家，虽然没有从社会经济学的切入角度，去揭示“鲁镇”人生存法则的合理性；但是社会经济学所提供的客观数据，却对“鲁镇”人那种貌似停滞的生活秩序，给予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民国初年到年，中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两个黄金时期，“第一个“黄金时期”(—年)和第二个“黄金时期”(—年)。”在这一经济“黄金”期里，“农业增长最为迅速,是整个近代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11）而浙江大学年关于兰溪乡镇的社会经济调查报告，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在他们调查的户人家当中，无土地的农户仅家，有5亩土地左右的家，15—30亩的家，30—50亩的家，50—80亩的家，亩以上的仅34家。（12）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户，只占百分之五点一左右，有5亩土地左右的农户，也仅占百分之二十六，即使是将两者相加，也还不到三分之一。5亩左右的土地，可以基本维持农民的吃饭问题，农闲时他们再到城镇里打短工，所挣到的钱虽然不多，却能补贴其它方面的日常开销，这无疑是他们生活稳定的重要原因。所以在鲁迅本人看来，若要让“鲁镇”人放弃这种稳定的生活方式，去跟随启蒙者“造反”或“革命”，完全就是一种天方夜谭的幼稚想象。在小说《故乡》的结尾处，鲁迅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13）鲁迅肯定闰土的“愿望切近”，而否定自己的“愿望茫远”，无疑是在表明他对“鲁镇”人经验理性的由衷认同——务实而非虚妄。如果从这一角度出发去加以推论，那么鲁迅所说的“病态社会”，恐怕“病态”的不应是“社会”，而是启蒙者对于“社会”的“病态”理解。

二、“鲁镇”——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

综观《呐喊》《彷徨》的思想内容，我们发现鲁迅本人的批判指向，绝不是学界所说的儒家思想，而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积重难返的社会“庸俗”，以及那些打着儒家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的“伪儒”人物。而这两点在中国历史上，恰恰又是为儒家文化所不容的社会毒瘤。因为孔子做《论语》和修《春秋》，目的就是要倡导以“礼”文化去节制“庸俗”；孔子教诲其弟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目的也是要让他们去做一个仁义道德的正人君子。而“鲁镇”上的“礼制”与“儒者”，情况到底又是如何呢？这才应是我们研究者所







































夏季白癜风防治
青少年白癜风爱心公益


转载请注明:http://www.falalicar.com/rslzs/161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