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认同雅思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观点，轴心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突破”，那么，中国文化史思想史，除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狂飙突破以外，后来应该还有两次以“突破”为主题的轴心时代——魏晋和民国。

这两个时代，都以反思和扬弃为主要特点，以叛逆和创造为表征，以深刻反省既往文化为根据，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标。两次轴心时代，都为其后的中国道路、中式生活提供了崭新的选项。

提出“轴心时代”的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

先看第二次轴心时代。汉末三国及其后的五胡乱华，我们权且以魏晋为指代，长期的生灵涂炭，兵连祸结，秩序被摧毁、礼教被中断，中国文化，自春秋战国后第二次陷入深刻反思，而后平地“于无声处”便突破了两汉经学的宰制，发掘三玄精义，吸纳佛学精华，开辟了唯美、唯情、唯真、“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模式。

以建安风骨、正始风流、竹林七贤、江左名士为代表的一大批特立独行之士，用他们的躬身实践，在不需要天国、不需要忏悔的“人的解放”中，欣然弘扬了人天合一的道教精神，充分吸纳了博大精深的佛教旨趣，构筑了一个心灵诗意栖居的桃花源，有力讽刺和对抗了黑暗不堪的现实和低等粗俗的文明干扰。中国文化，经由这次轴心时代的突破，在儒家一手遮天的命题下锻造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更能经受政治打击和文明侵蚀的合金钢。

这一点，类似于西方上世纪初的文艺繁荣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起义。

只不过，这批人物以曹操、曹植、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王羲之、谢安、刘勰、鸠摩罗什、慧远、法显为代表，不是海明威、毕加索、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波伏娃、布罗代尔罢了。

冯承素临摹之王羲之《兰亭集序》

在错失许多次改革进步的机遇之后，历史走到清朝。康雍乾回光返照之后，接下来便是惨不忍睹的道咸同光。除了中国人不知道，全世界都看出来了，中国这只庞然大物，步履蹒跚，危机迭起，四面楚歌，已接近油尽灯枯，弹尽粮绝。

这便要进入我所谓的第三次“轴心时代”——民国。

这一次突破，其力度、深度、广度、影响更为巨大。

晚清南京大报恩寺（摄影：英国汤姆逊）

根据传统断代，从年鸦片战争开始算起，中国进入近代。这一过程中，中国在和西方列强——中国第一次遭遇到一群不以占领首都、革鼎改朔，剃发易服、掳掠人口和财富为任务的陌生政治军事集团——的交往中，无论是资源、文化、财税、战争，基本上每战必败，一打便输。轻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重则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万里山河，惨遭蹂躏，数亿同胞，划入劣等民族。中国，没有话语权、议价权，无任何一平等待我之友邦，无丝毫独立之国格和尊严。

换做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在那样一个时代，在无坚不摧的新兴资本主义和强大工业文明同时进攻之下，不完全沦为殖民地几乎不可能。

中国在挣扎，在哭泣，在绝望中呼唤她的儿女奋起自救。

晚清中国的鸦片烟鬼（摄影：英国汤姆逊）

自魏源、龚自珍始，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徐继畬、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文、黄兴、章太炎、陈天华、喻培伦、邹容、秋瑾、徐锡麟、蔡锷、严复……无不慷慨悲歌，投身这场民族自救运动。这一群身负数千年文明薪火、深受中华文明滋养训练之人，此时此刻，或蹈海明志，或引颈成仁；或公车上书，或起兵护法；或伦敦蒙难，或绍兴捐躯；或争海防塞防于廷奏，或辨今文古文于报刊；或编《海国图志》以启蒙昧，或译《天演论》而喻竞争；或训名教以自卫，或援立宪为药石；或持“师夷长技以制夷”，或奉“自由、平等、博爱”服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从中学到西学，从自我改良到武装起义，从小刀会到义和团，从同文馆到电报局，该试吃的禁果都试吃了。该拿出的解决方案都验证了。

中国，勉强保住了，但距离中兴名臣、同盟会党的期望还很远，中国这艘巨轮，依然在持续沉没。

中国，还是孔乙己、阿Q、闰土、祥林嫂们的中国，鸦片泛滥，人血馒头腥臭，暗娼蚁聚，明匪横行。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昌枪响，辛亥改元，亚洲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

随之而来的，便是新文化运动主导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实践的十多年。也是中山先生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的第一阶段，中国社会飞速发展，新思想、新思潮、新主义、新方案……“你方唱罢我登场”。

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数千年中国历史演进的巨大转向，也预示着新的文化、新的人物——引导和指挥整个民族自我觉醒、拯救的一群风云人物——正式登场。

前期所有的努力，都在为即将问世的时代做铺垫。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五四前后发生的新思想、新文化，称作“第三次轴心时代”。

于是有了蔡元培、梅贻琦，有了李大钊、陈独秀，有了王国维、陈寅恪，有了胡适之、傅斯年，有了张君劢、胡汉民，有了张伯苓、马相伯，有了梁簌溟、晏阳初、陶行知，有了顾颉刚、钱穆、刘文典、黄师培，吴宓、赵元任……

彼时的中国，再一次强势突破！

从冲突—应激中突破，从死水微澜突破，从甲骨文突破，从庚子赔款中突破，从铁屋子里突破，从且介亭突破，从斯坦因、伯希和肆无忌惮地掳走敦煌宝藏中突破，从乡村建设中突破，从阿芙乐尔巡洋舰突破，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突破，从中研院史语所突破，从清华国学院突破，从南开突破，从复旦突破，从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突破，从《新青年》突破，从黄埔军校突破，从共产主义、三民主义、费边主义、改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突破……

云从龙，风从虎。

断臂求法，凤凰涅槃，

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华民族洪荒之力井喷的时代，这是一个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明以来，从未有过的新文化崛起奋进、一日千里的时代。

这是一个中国从顶峰到低谷真正开始反弹的时代，一个“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时代，一个真正“群龙无首，吉”的时代，一个每个人都挺膺入局到千年巨变中无怨无悔的时代。

这才是一个形象的“花果飘零，灵根再植”的时代。

五四运动

鲁迅，正是这一新文化运动——“轴心时代”——的中心人物之一。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常规的评价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鲁迅迎风矗立在这一次思想文化运动的潮头，

年是鲁迅先生诞辰周年，也是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五四前后，鲁迅所独有的“人本主义精神”和“始终如一的战斗精神”，曾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深刻反思“民族的灵魂”；鲁迅“张精神、反‘质化’”的战斗风格、鲁迅的精神价值，早已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财富。

北大的钱理群先生总结过鲁迅的两大特点：一是深入民族文化的深处；二是深入人性的深处。

鲁迅对于中国人的精准解剖，至今无人超越。

之前从没有一个作家如鲁迅般将中国的国民性剖析得如此淋漓尽致，无论是官是民，文人流氓，小资大鳄，国人洋人，都难逃他的刀笔，他对国民性和人性的剖析既冷静又深刻，同时包含着悲悯和绝望。

听一听他说了些什么：

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花边文学·洋服的没落》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花边文学·一思而行》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象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的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园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且介亭杂文·说“面子”》

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画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

我卧病在床时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中国四亿人民得了“马马虎虎”的病。不治好这种病就不能救中国。可是，日本却有治这种病的灵药，那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态度。所以，即使排斥整个日本，也要买来这种药。这次我病好以后，就打算这样说。——据内山完造《思念鲁迅先生》

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关心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南腔北调集·经验》

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且介亭杂文》

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算帐》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长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随感录二十五》

一九二五年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彷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他们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上海的儿童》

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牠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牠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战士和苍蝇》

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未有天才之前》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甚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甚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呐喊·自序》

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国家，他们也未必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史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两地书·第一集（十）》

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伪自由书·观斗》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往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现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青年必读书》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华盖集·杂感》

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多则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那里还有吃饭的肚子。——《华盖集·并非闲话（三）》

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正确的。——《北人与南人》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记念刘和珍君》

曾经阔气的人要复古，正在阔气的人要维持现状，还没阔气的人要改革。——《自题小像》

晚清中国和尚（摄影：英国汤姆逊）

晚年张爱玲曾这样评价鲁迅：“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然中断，很是可惜。”

巨眼如炬，“如见肺肝然”！

日本剪报中的《狂人日记》

鲁迅留日期间的医学笔记

鲁迅青年时代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中国文化应该“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后期又在《拿来主义》中既反对“闭关主义”，也反对“送去主义”，而主张“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这就是鲁迅之所以被毛泽东为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道理所在。

这个“新文化”的方向，就是要推陈出新，中西结合，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而创造出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就这一点来说，鲁迅作为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标杆人物，代表着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成长的方向。

直到今天，鲁迅的方向，仍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韩国人金良守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将鲁迅视为终身目标。他说，“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点。这是我文学和人生的最大愿望。”

鲁迅先生为北京大学设计的校徽

这个“骨头最硬”的人，用他辛辣、深刻、亦嘲亦讽、嬉笑怒骂的“投枪和匕首”，几乎是单枪匹马向整个中国文化界开战。他用他似乎永不枯竭的创作激情、冷峻精确的艺术表述、以及对中华民族深厚的爱与悲悯，树立了近代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至今难以超越的高峰，为民国时期大量优秀青年与行将崩溃的小农、小市民家庭决裂，投身革命与救亡的时代洪流发挥了难以想象的指导作用。

从来没有哪位作家像鲁迅这样，如此嵌入历史，又如此备受争议。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作为高高挂起的“政治图腾”被所有人仰视。他是不倒的旗手、永远的斗士。他是复杂的，是倔强的，是才华横溢、全面发展的。

他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红尘中和你我有着一样喜怒哀乐的凡人；他是一个熟练而令人愉悦的的故事讲述者，又是一个审美水平极高为北大设计校徽的才子；他是孤独愤懑、单枪匹马的，也是高朋满座、桃李满天下的；是暗夜里睁着警惕双眼的卫士，枕戈待旦，绝不和庸俗、颟顸、市侩合作妥协，又是黎明中闻鸡起舞、时刻准备披挂上阵和黑铁屋子内外的敌人殊死一搏的剑客。横眉冷对，是他的标志；色正芒寒，是他的标签。

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论鲁迅》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可以肯定，鲁迅自己不会接受这个称号，他自己就颇为不屑地称孔子为“摩登圣人”，但鲁迅的价值，在新文化运动——新的“轴心时代”——中的地位，钱理群先生有个总结，特别有意思：

“我有一个大的判断：鲁迅对于现代中国是一种当下的存在，是“现在正在进行时”的存在，这和中国当代的其他作家是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想把鲁迅送进博物馆，成为一个受人尊敬、跟当代无关的存在。

在当下的中国，鲁迅是一个很好的批判性资源。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近些年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成为一个强大的思潮，鲁迅对这些论题的论述非常切合、深刻。我常常从鲁迅那里寻找资源，因为第一他是原创性的，第二是源泉性的。我经常讲，鲁迅相当于英国的莎士比亚、俄国的托尔斯泰、印度的泰戈尔。”

今天的中国文化，不仅需要琴棋书画诗酒花、杨柳岸晓风残月和“厉害了我的国”，还更需要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是“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让我们重温鲁迅先生《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的这两段话吧：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地战斗，不过一面总是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年，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中曾说他的文章“像一箭之投入大海”，不会起半点波涛，会一语成谶吗？

我们这个民族真的会这么快就把他忘了吗？

三月三十号（周六），成都明伦书院礼请著名学者郜元宝老师来川开讲《再读鲁迅》，请诸位学友珍惜机会，安排好时间，认真聆听。

试问，我们一生中能有多少次这样的机会认识鲁迅、解读鲁迅，在无边春色中凝望先生——这一座黎明中积雪的孤峰呢！

春色三分，一分尘土，一分流水，一分留给先生！

主讲嘉宾

郜元宝：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年生于安徽铜陵。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郜元宝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和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翘楚，著作等身，名满天下，研究领域之宽泛，研究程度之深入以及独树一帜的文体形式，深受学界的重视和好评，被誉为“当代江南才俊”。

郜元宝教授先后涉足海德格尔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现代汉语观念研究、鲁迅研究等领域。著有《拯救大地》（年），《在语言的地图上》（年），《海德格尔存在论语言观》（年），《鲁迅六讲》（年），《另一种权力》（年），《午后两点的闲谈》（年），《现在的工作》（年），《为热带人语冰》（年），《在失败中自觉》（年），《惘然集》（年），《说话的精神》（年）；译有《海德格尔语要》（年原版、年修订版），《生命价值的创造》（年），《我们的迷惘》（年）；编有《李长之批评文选》（年），《尼采在中国》（年）等。年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年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参学主题

《再读鲁迅》

参学时间

年3月30日（周六）9：00——17：30

参学地址

成都明伦书院

参学联系

-蔡老师

温馨提示

1、课程上午8：30开始签到发放资料，9:00正式开课，请参学学友准时参学。

2、本课程是明伦书院国学堂正式学员课程，由于座位有限，非正式学员若有意参学，请提前联系，需缴纳试听费，谢绝空降，谢谢

联系成都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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