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诠释学在何种意义上是实践哲学？

——从“转向说”和“走向说”的论争谈起

文/彭启福

摘要

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曾经有“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说法。围绕这一说法，国内诠释学界就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实践哲学转向”问题以及“诠释学在何种意义上是实践哲学”诸问题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论争。深入思考可以发现，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实现了整个西方诠释学的“实践哲学转向”，这一转向以《真理与方法》的初稿写作（—）、公开讲演（）和正式出版（）为不同的时间节点，而其晚期思想不过是这一转向的进一步延续。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之所以成为实践哲学，不是因为它着力探究“伦理学”或“政治学”领域中的实践问题，而是因为它将“理解”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予以哲学思考。伽达默尔是要在诠释学中恢复实践哲学传统，而不是要把诠释学改造为伦理学。在当代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理论建构中，必须注重“实践哲学导向”，尤其是亟待展开“对普遍东西的具体化”这一伟大主题的方法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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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启福，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目录

一“转向说”与“走向说”有无认识上的根本差异？

二诠释学在何种意义上是“实践哲学”？

三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实践哲学导向

年，笔者在《哲学动态》发表《理解的应用性与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走向”》一文，就德国诠释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晚期思想发展是否出现“实践哲学转向”这一问题提出了与张能为、何卫平等学者不同的理解，认为伽达默尔晚期思想发展实际上属于“实践哲学走向”。年，何卫平教授在《求是学刊》发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的实践哲学—析此书关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解读及意义》一文，就伽达默尔诠释学中“实践哲学”的理解作了回应和解释；年，张能为教授在《世界哲学》发表《伽达默尔“实践哲学转向”及其意义理解》一文，对拙文作出回应，并重申伽达默尔诠释学中存在“实践哲学转向”的主张。张、何两位教授是国内诠释学界顶尖学人，亦为本人好友，十几年前的旧论重启，也是一件学术趣事。

伽达默尔晚期实现的究竟是“实践哲学转向”还是“实践哲学走向”？不同断言背后实际蕴含着对伽达默尔晚年提出的“诠释学是实践哲学”命题的不同理解，确实有从学术上进一步厘清的必要。在当前国内学界倾情于创建中国经典诠释学的语境下，重新反思诠释学与实践哲学的复杂关系，对开拓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思路或许会产生积极影响，遂撰写本文，再呈拙见。

一“转向说”与“走向说”有无认识上的根本差异？

张能为先生在其《理解的实践—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研究》一书中提出了“实践哲学转向”的界说：

伽达默尔后期理论研究重心由理论的解释学转向实践的解释学，由理论的真理转向运用的真理，实践哲学构成了伽达默尔又一个大的研究中心。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阶段就是运用哲学解释学的一系列观点来探讨社会伦理、政治文化问题，如理性、实践、实践智慧、文明、异化、友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等。通过这种研究，伽达默尔重新恢复和强调了存在于古希腊哲学中的实践哲学的传统及其地位和作用，并对实践哲学本质做出了既与亚里士多德、康德有联系也有区别的新阐述，同时也更为明确地将其解释学理论与实践理性反思结合起来，并最终从本质上把解释学归结为“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从而实现了解释学传统与实践哲学传统的真正融合与统一。

近年来，张能为先生在重申伽达默尔“实践哲学转向”的主张时，再次申明他所言的“实践哲学转向”乃是指“在伽达默尔学术活动的中后期，存在着一个明确地集中地探讨实践哲学及其一系列社会政治、伦理、生活诸问题的阶段”，同时强调“‘转向’和‘走向’在理解内涵上是相同的，并不存在认识上的根本性差异”。

毫无疑问，正像张能为先生在回应中所注意到的，“实践哲学转向”的界说（后面简称“转向说”）和“实践哲学走向”的界说（后面简称“走向说”）存在认识上的共同点：前者认同后者有关伽达默尔“中晚期哲学实质上是相同的”这一见解，后者也认同前者关于伽达默尔晚期研究重心转向对“实践哲学及其一系列社会政治、伦理、生活诸问题”探究的说法。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转向说”和“走向说”两种说法在理解内涵上是相同的，并不存在认识上的根本差异”呢？我认真拜读张能为、何卫平两位先生的回应文章，涵泳体察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及其晚期的相关论述，重新审视自己对“实践哲学走向”的认知，还是很难承认两种说法之间存在“实质相同性”或“根本一致性”。在我看来，虽然“转向说”和“走向说”都承认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与实践哲学的相关性，但对这种相关性的判定是确实存在根本性差异。这种根本性差异，从显性层面讲，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伽达默尔“实践哲学转向”的时间节点；第二，伽达默尔“实践哲学转向”的标志。

那么，“转向说”是如何看待伽达默尔“实践哲学转向”的时间节点呢？让我们援引张能为先生在回应论文中的一段概括来澄明：

严平先生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与贝蒂、赫施、哈贝马斯、利科尔和德里达等人的思想论战中，伽达默尔开始了从哲学诠释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何卫平先生肯定晚期伽达默尔思想中存在着一个实践哲学转向，并特别强调正是通过这一转向，真正“实现了从理解本体论向价值伦理学的转变”；张能为先生也认为在伽达默尔中晚期思想发展中，“实现了由理论解释学向实践解释学的转变，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联系和统一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表达中的时间节点虽然略有出入，如“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晚期”、“中晚期”，但无一例外地将“实践哲学转向”的时间定位在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发表之后。也就是说，根据“转向说”，“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是在《真理与方法》对哲学诠释学理论的建构完成之后才诞生的。

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转向说”将伽达默尔“实践哲学转向”的时间节点定位于《真理与方法》发表之后呢？严平先生有一段与这种时间定位有关的论述：

伽达默尔晚年一改其学院似的纯思辨风格，也摆脱了海德格尔晚年神秘晦涩的诗化色调和神性的思想倾向，将兴趣转向社会、人生和现实。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伽达默尔在与哈贝马斯的论战中，逐渐开始了这种转向，即将哲学解释学转向了实践哲学，并将其抽象玄奥的哲学思想最终落实到社会和人生这一大主题之中。这就是他实践哲学的思想，即“哲学解释学的社会科学特性”。……早期他批判的是重方法而轻本体的认识论，晚期则从本体论转向价值的伦理学。

何卫平先生在肯定伽达默尔晚期实践哲学转向时，也认为这种转向得力于19世纪60—70年代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的论争，正是这一论争“促使他更自觉地关心整个社会生活，并去实现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的结合”并“最终实现了从理解本体论向价值伦理学的转变”。张能为先生将“实践哲学转向”定位于“中晚期”（即《真理与方法》发表之后）的理由，与严平、何卫平两位先生大同小异，如认为此时伽达默尔“从理论的解释学转向实践的解释学”，“运用哲学解释学的一系列观点来探讨社会伦理、政治文化问题，如理性、实践、实践智慧、文明、异化、友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等”。

概括地说，“转向说”将“实践哲学转向”的时间节点定位于年《真理与方法》发表之后，其核心依据是这一时期伽达默尔的研究重心转向了“价值伦理学”或“实践的诠释学”（即运用哲学诠释学的一系列观点去探究社会伦理、政治文化问题）。何卫平先生在其年的回应文章中特别说明：

我用到“转向’这个词主要根据这一事实：伽达默尔前期偏向于以精神科学的文本理解为核心的解释学经验的理论方面的探讨，而后期（尤其是在与哈贝马斯争论的过程中）愈来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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