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美]埃里克·方纳著，杨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三十多年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方纳是我的老师，第一次读到《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下文简称《潘恩》）正是在他的“美国激进传统”的课上。这门课给我的印象极深，若干年后我在北京大学开“美国内战与重建史”课，“激进重建”是我讲得最投入的题目。正是在这门课上我认识了包括杨钊在内的新一代美国史学人。现在，已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的杨钊，希望通过他的翻译，将美国第一位激进改革者潘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的中文读者。从方纳的原著到杨钊的翻译，辗转四十多年，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美国史学人，以并非事先设计的方式，构成了一种跨国的思想交流网络，非常不易。跨国思想网络是二十一世纪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它的起步却是在十八世纪末，创建这种网络的先行者正是方纳著作的主角——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

托马斯·潘恩潘恩不仅是跨国思想网络的先行者，也是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的先行者。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根本问题——包括人如何获得自由与幸福，如何争取平等与正义，如何使政府变得公正和有效，如何建构富有美德的和谐等——都是潘恩曾经面对的问题，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所进行的许多努力——包括启蒙祛魅、提倡科学、政教分离、追求共和与民主、以不断的改革来完善个人与民族等——仍然是在跟随潘恩的足迹。即便在个人经历方面，潘恩也走在我们许多人的前面：他在英国出生，却成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重要推手，并推动了英国激进改革力量的兴起。这些事件构成了十八世纪大西洋革命时代的主体内容，而大西洋革命时代则带给了我们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世界。潘恩的出现更像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结果。年，潘恩出生在英国诺福克郡（Norfolk）一个并不富裕的工匠家庭，父亲是贵格派教徒，母亲是英国国教徒，正规的学校教育仅到十三岁为止，此后便一直在为生计奔波，先后做过女性胸衣作坊的学徒、工匠、海盗船的水手、小学教师、杂货店店员，最体面的工作则是王室政府的底层税务员，经济上虽然不是一贫如洗，但始终处于社会底层。然而，他在伦敦与北美殖民地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相识给他的命运带来了第一次转机。同为工匠出生的富兰克林欣赏潘恩的聪明和对技术发明的热爱，建议他移民北美，并乐意写信推荐。年11月，已经三十七岁的潘恩只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费城，在富兰克林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杂志编辑的工作，结识了一批中下层的工匠改革者，并很快卷入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之间因税收问题而引发的政治争议之中。

年1月，也就是抵达费城十三个月之后，潘恩发表了后来举世闻名的《常识》（CommonSense）。在这份四十七页的小册子中，潘恩以辛辣的语言，对长期以来为北美殖民者尊奉的英国宪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露了君主制的专横，抨击了世袭制的愚昧。他呼吁殖民者携起手来，摈弃争取英国臣民的特权的诉求，宣布脱离英国，利用北美的资源和商业优势，以共和主义为原则，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国家，以追求永久的幸福与安全，并将未来的美国变成人类自由的避难所。此时，独立战争已经打响，但殖民地上层并没有放弃与宗主国和解的希望，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母子”关系、对英国的恐惧以及对十三个殖民地是否能够联合起来的怀疑，令政治精英们犹豫不决，不敢喊出独立的口号。在这个关键时刻，《常识》像一阵飓风，横扫了压在殖民者心头的犹豫与恐惧，推动他们去大胆设想和追求一种新的可能——不再在旧世界中苟活，而敢于创造一个新世界。在前线作战的殖民地军队总司令乔治·华盛顿从大量私人来信中感受到，《常识》以“令人无法辩驳的说理让人清楚无误地认识到与英国分离的正当性”，并“正在有力地改变许多人的思想”。同年7月4日，十三个北美殖民地通过《独立宣言》宣布独立，随后在法国人的帮助下赢得了独立战争，迫使英国在年宣布放弃对原殖民地的一切权力要求。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追求自由为名而建国的国家得以诞生，潘恩的名字也随同《常识》一起被载入世界近代史的史册之中。

潘恩的政治生涯并未就此终止，而是随着大西洋革命时代的开启延伸到英国和法国。年，潘恩前往欧洲，为他设计的拱形铁桥寻求资助，但年法国革命的发生改变了他的初衷。-年，为回应英国政论家埃德蒙·伯克（EdmondBurke）对法国革命的批评和对英国体制的捍卫，潘恩写作了《人的权利》（TheRightsofMan），批判英国的政治体制，支持法国革命，宣扬美国革命的成果。《人的权利》风靡一时，印数甚至超过了《常识》，成为英国激进改革派的思想指南。但《人的权利》的传播很快受到英国政府的压制，潘恩也以诽谤罪遭到起诉，并在受缺席审判之后，被禁止进入英国。被迫离开英国的潘恩于年底来到法国，受到一种英雄式的欢迎。法国革命者将他视为革命战友，国民公会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还有四个省推选他参与新宪法的制定。然而，不到一年时间，风云突变，法国革命中的温和派（吉伦特派）与激进派（雅各宾派）的合作破裂，后者占了上风，曾与吉伦特派结盟的潘恩在年12月被逐出国民公会，随后被投入卢森堡监狱。最终经美国驻法公使詹姆斯·门罗（JamesMonroe）的斡旋，于年底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获得释放，得以保全性命。出狱之后的潘恩在年发表了《理性时代》（TheAgeofReason）的小册子，对基督教进行猛烈的批判，逐条驳斥了《圣经》的教义。年，潘恩发表了《土地正义论》（AgrarianJustice），重新定义共和制政府的责任，提出通过征收地产税的方式向穷人和老年人提供定期福利从而消除贫困的政府设想。

《常识》从《常识》到《土地正义论》，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潘恩用自己的写作帮助创建了美国，改造了法国，催生了英国的激进主义，成为大西洋革命时代的重要人物。他曾在美国独立事业中如日中天，也曾在法国革命中险些丧命；他不仅对王权专制宣战，也敢于批判宗教专制；他不仅是一位政治鼓动家，也是一名醉心于新技术的发明家；在十八世纪末的大西洋世界里，没有谁比他拥有更复杂的人生经历，提出过比他更激进的制度改革主张，对人类的未来做出过比他更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想象，更没有人具有他那样的勇气，以单枪匹马之力，跨越大西洋，挑战两个帝国，用热情与执着去谱写共和政治的历史篇章。年，约翰·亚当斯曾在反思自己所处的时代后得出结论说：“在过去30年里，我不知道还有谁比汤姆·潘恩对这个世界上居民的事务产生过更大的影响。”亚当斯虽然曾经欣赏《常识》对美国革命的贡献，但在内心深处从未将潘恩视为同类。一个无论在出身、教养、财富、学识和政治经验方面都无法与同代精英人物相提并论的人为何能够写出《常识》《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和《土地正义论》，而这些写作为何又能在北美和欧洲收获众多的读者，并深刻地影响了多个国家的历史走向，这一切在亚当斯看来都是极不可思议的。在他看来，这也许是一个光怪陆离、令竖子成名的时代，为此他宣称，这个时代绝不是一个“理性时代”，而是一个“潘恩的时代”。亚当斯的讽刺与挖苦不无道理。按十八世纪的标准，潘恩无论如何都不具有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的背景与条件。他没有华盛顿、杰斐逊的财富（包括奴隶财产），没有亚当斯、汉密尔顿的教育背景，也没有富兰克林的秉性与睿智，更缺乏其他“建国者”所拥有的政治经验与技巧。在担任邦联国会外交委员会秘书期间，潘恩曾因贸然揭露外交使团成员塞拉斯·迪恩（SilasDeane）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丑闻而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在参与宾夕法尼亚地方政治时，他在政治上与费城工匠阶层合作，推崇激进民主理念（一院制立法机构和基于纳税能力基础上的全民选举权），但在经济政策上却站在工匠阶层的对立面，与商人阶层合作，反对政府干预市场。面对法国革命的激进派，他公开反对处死国王，将自己变成了激进革命的敌人。因华盛顿未能在他遭到囚禁时及时伸以援手相救，潘恩出狱后于年写信公开指责华盛顿忘恩负义，而华盛顿则以沉默作答，与他的冲动形成鲜明的对比。《理性时代》的发表则让他在北美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最终陷入孤家寡人之境。年，潘恩从法国返回美国，迎接他的不再是《常识》作者盛名之下的热情，而是政党政治时代的无止境的污名化。联邦党人视他为敌人，杰斐逊共和党人也与他保持距离，最终连普通的乡村选举官也公然质疑他的美国公民身份。年，七十二岁的潘恩在纽约去世，参加他葬礼的只有六个人。如同他年来到北美时一样，他的离去也几乎是不为人注意的。

于是，潘恩在美国政治和十八世纪末大西洋革命中的大起大落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潘恩为何能够写出《常识》？他的写作为何在当时能够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潘恩到底是什么人——一位真正的激进改革者，一位表面激进而实际保守的机会主义者，一位无政府主义的鼻祖，还是一位福利国家的预言家？更重要的问题是，后世学者应该如何评价他，他在美国和世界历史上应该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关于潘恩的历史写作在他去世之后就很快开始了，而且从一开始就成为一场记忆争夺战。最早的潘恩传记充斥着联邦党人对潘恩的偏见，潘恩生活中的“不良”细节（如酗酒或不修边幅）被无限放大，而他对美国革命的贡献则被忽略。十九世纪在美国兴起的对“建国之父们”的颂圣文化也将潘恩排除在外。直到二十世纪初前废奴主义者蒙丘尔·康威（MoncureD.Conway）整理出版了四卷本《潘恩全集》之后，潘恩的思想才开始得到比较完整的呈现。年，由菲利普·方纳（PhilipS.Foner，埃里克·方纳的叔父）编辑的两卷本《潘恩全集》出版，收录了更完整的潘恩作品，并对潘恩的写作做了专业的背景介绍。如果说菲利普·方纳的《潘恩全集》开启了历史学家“重新发现”潘恩的进程，伯纳德·贝林（BernardBailyn）在年发表的研究《常识》的论文则关键性地推动了在美国国家记忆中恢复潘恩应有的历史地位的工作。贝林的论文是为国会图书馆召开的“美国革命的核心遗产”（FundamentalTestamentsoftheAmericanRevolution）研讨会而撰写的。他将《常识》与《独立宣言》《邦联条例》和年《巴黎和约》并列为美国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历史文献，赋予其崇高的历史地位。贝林称《常识》不仅是“美国革命中最出色的小册子”，也是“英语世界中最优秀的小册子”，它的卓越不仅在于它的语言富有感染力，更在于它包含了一种来自作者内心深处的“极其出类拔萃的”特质，而这种特质触动了殖民者政治意识中最敏感的神经，从而产生出革命需要的动力。虽然潘恩的观点在当时并不鲜见，但他讨论问题的方式却非常独到，迫使人们“用新的方式”来重新审视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贝林追溯了潘恩在英国的生活经历，指出《常识》表达了多种复杂的愤怒情绪，既有左翼自由意志者的极端主义，也有对英国的经济不公正和政府腐败的愤恨，还有根植于英国内战时期的改革诉求以及清教徒的道德诉求和贵格派的不妥协立场等。所以，就本质而言，《常识》“是一份针对美洲问题而写作的英国式小册子”（anEnglishpamphletwrittenonanAmericantheme），但它却深深地打动了殖民者，引发了一种感同身受的回应，激发了后者争取独立的决心。

伯纳德·贝林贝林的文章在方法论上带给同行一些重要的启示。他力图从潘恩的英国生活背景来探讨《常识》的思想渊源，扩展了潘恩研究和美国革命史研究的范围。在讨论《常识》为何能在殖民者中引发认同和反响时，贝林提出了一个观察，即《常识》触动了革命时期殖民地社会存在的“一种社会成分”（a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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