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人生论 >> 人生论价格 >> 钱理群鲁迅和北京上海的故事人文书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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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的人生轨迹与治学之路，最有意义的，大概就是和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的相遇。早在中学时代就读鲁迅作品，在大学期间，又把新出版的《鲁迅全集》通读了一遍，但许多地方都读不懂。真正读进去，并且有了自己的体会，是在“文革”后期。中国与自己都走到了绝境，在极度的苦闷中，和一群年轻朋友探讨“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时，与鲁迅相遇了。我的第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就是这次相遇的产物，本书第一篇《“多疑”、“尖刻”中的现代智慧》就是其中的一篇。第二次相遇，是在年我遭遇了一次全国性的大批判，大病一场以后，又有了一次绝望的生命体验，并且有了《与鲁迅相遇》，这里选了《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这一章。记得在这书的《开场白》里还讲过这样一番话：“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疑惑，甚至感到了绝望，这时就走近鲁迅了。”
——钱理群
鲁迅和北京·上海的故事
“真的知识阶级”的立场与眼光
年10月3日，鲁迅来到上海，10月25日即到劳动大学作了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提出了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其内涵有二：一是“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二是永远“为平民说话”，并且“不顾利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这是鲁迅的自我宣言：他在上海的最后十年，正是坚守了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基本立场。这就意味着，鲁迅是作为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以平民（下等人）本位的价值观念去观察与表现上海的。
30年代的上海正经历一个工业化、商业化的过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文明得到畸形发展，消费文化也有了极度的膨胀。这样，历史又给鲁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使他在对他所说的“古之京”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以后，又能够对“今之海”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进行近距离的考察，并且作出即时性的反应。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
如果说鲁迅对他的故乡绍兴的文学表达（散文与小说）是回忆性的，是以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为前提的；那么他对上海的描述与评论却采取了杂文的形式，如鲁迅所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为现在抗争，却也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这样的“现在进行式”的社会、文化观察与文学表达，是别具魅力的。
夜上海
我们首先要读的是一组描写“夜上海”的文字：这是最具典型性的上海风景与上海意象。
鲁迅在《夜颂》里提醒我们：观察上海，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要能够在“白天”的“热闹，喧嚣”中，看见“惊人的真的大黑暗”。这是鲁迅才有的都市体验：人们早已被上海滩的五光十色弄得目眩神迷，有谁会看到繁华背后的罪恶，有谁能够听到“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黑狱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冤魂的呻吟？鲁迅一语道破：“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这样的都市文明观对于许多人无疑是一副清醒剂。
于是出现了夜上海风景中不可或缺的“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马路边的电光灯下，阁阁地走得很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她是初学的时髦。”这“初学的时髦”又未尝不可看作上海自身的象征。
▲高跟鞋的摩登女郎
还有在夜上海如鱼得水的上海娘姨阿金。她的主人是洋人，又会轧姘头，在弄堂“论战”中常占上风，就总能聚集一大批人，搅得四邻不得安宁。
习惯于夜间写作、自称“爱夜者”的鲁迅，于是就与摩登女郎、阿金“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予的恩惠”。
上海街头小景
而且还有迥异于北京的街头小景：北京古城是空寂的—老舍先生就说，北平的好处“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而上海大都会则是拥挤，热闹的，推、爬、冲、撞、踢，就成了人们见怪不怪的街市景观。唯有鲁迅，以其深邃的目光，非凡的联想力，揭示出其背后隐藏的都市文明的残酷与血腥。
这是鲁迅眼里的“推”：“洋大人”“只将直直的长脚，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高等华人”“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鲁迅说：“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和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这时就只剩下高等华人颂祝着：‘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推”的背后是上海社会结构中新的等级压迫。
鲁迅在一篇演讲里这样谈到上海的“租界”社会：“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不过是租界的扩大而已。也就是说，30年代上海的都市化、现代化是以自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为代价的：这个事实正是许多人至今也还想遮蔽乃至否定的。
▲上世纪的上海租界示图
还有“爬”。鲁迅的老对手梁实秋曾将据说是无限美好的“资产文明”推荐给中国老百姓：“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也就是只要努力往上“爬”，就可以爬到富翁的地位，天下也因此而太平。鲁迅眼里的“爬”却是另一番景观：“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按照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大多数人却还只是爬，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两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多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地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在被梁实秋们无条件地认同与美化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背后，鲁迅看见的是血淋淋的倾轧和压榨。
前面说到鲁迅在“北京的魅力”背后看到了“吃人肉的筵宴”；现在，鲁迅又在上海的“爬和推”里，发现“吃人肉的筵宴”在资本的名义下继续排下去。也就是说，鲁迅在现代都市文明中发现了新的奴役关系的再生产，这又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从街头方言看上海滩上的人物
作为一个语言艺术家，鲁迅在观察上海社会时，对上海的方言，特别是流行于街头的新方言，有着特殊的敏感；又总是以思想家的睿智，揭示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收入《准风月谈》集里的《“抄靶子”》《“揩油”》《“吃白相饭”》即是这方面的范例。
这也算是一个上海街头小景：“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物件。”这自然是我们所说的上海社会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而鲁迅尤感震惊的是，由此而产生的上海新方言：“抄靶子”。“抄者，搜也，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原来自称“文明最古”的四万万中国人，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眼里，不过是“四万万靶子”。“靶子”正是中国人在以西方为主宰的世界里的实际地位与命运的一个象征：那里又是一个“吃人肉的筵宴”，中国正是被“吃”的对象。
▲年，租界里的人们
鲁迅更感痛心的是具体执行“抄靶子”任务的竟然是“穿制服的同胞”，即上文说到的租界巡捕。他们自然是西方殖民者的奴才与帮凶，但在自己同胞，即所谓“下等华人”面前，却是要摆横暴得可以的主人架子的。鲁迅仍然从方言的分析入手：他注意到，上海滩原来的骂语“还不过是‘曲辫子’，‘阿木林’”（即“乡愚”与“傻子”），“‘寿头码子’虽然已经是‘猪’的隐语，然而究竟还是隐语”，而现在的穿着洋主子赐予的“制服”（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的“同胞”，“只要被他认为对于他不大恭顺，他便圆睁了绽着红筋的两眼，挤尖喉咙，和口角的白沫同时喷出两个字来道：猪猡”。鲁迅早就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现在这样的国民性又在上海租界里再现了。
还有“吃白相饭”——解释说，“要将上海的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那么，这就是流氓了。这是上海滩上的典型人物。鲁迅有入木三分的刻画：“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既以传统为靠山，又以洋人的章程为依托，而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维护现存秩序。鲁迅说上海流氓的特色是将“中国法”与“外国法”集于一身，实际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中最恶俗部分的恶性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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