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艺术（审美活动）与人生（生命活动）之关系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论题，以朱光潜为代表的现代美学家曾以“人生艺术化”等学说及其相关论点予以观照和阐发，从而开辟了中国现代美学的人生论传统。“人生艺术化”是朱光潜综合中西文化和审美思维后的再创造，并成为其人生哲学的逻辑起点。通过这一命题，朱光潜宣扬了人性的高贵，肯定审美经验的共同人性基础，追求内在超越的人生境界。其“人生艺术化”理论即是以知-情-意的人生统一体为出发点，最终指向真-善-美的价值同构（幸福）。因此，向康德式的实践理性（道德理性）与共同人性的无限逼近，是朱光潜人本美学的最高旨趣和先验之维。

朱光潜（-）美学对于中国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深入探讨审美与人生关系之后提出的“人生的艺术化”思想，致力于“将审美活动与人生的自由追求结合”的一体化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生艺术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正如钱穆所说：“中国文化之趋向，为一种‘天人合一’的人生之艺术化”。而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化的历程中，“人生艺术化”理想经过西学浸染，又重新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一个热门话题，提倡“人生艺术化”、“艺术人生观”成为当时思想学术界的共同趋向，如李石岑、钱穆、宗白华、李安宅等美学家都先后提出过“艺术人生观”的论题，尤其以年代朱光潜在《谈美》中阐发的“人生艺术化”命题最为知名，对今天的中国哲学和美学建设仍有启示价值。朱氏“人生艺术化”学说体现出其美学研究不是以神而是以人为最终目的，以美善一体为最高价值，表现出现代美学研究的人本主义意蕴，彰显出一种目的论人生哲学的倾向。本文拟从其美学意蕴、理论来源、主要旨趣和先验本质来予以重新探讨。

一、“人生艺术化”命题的哲学意蕴

朱光潜以“人生的艺术化”一章作为其美学名著《谈美》的压卷，显示了他对“艺术与人生”问题的高度重视，挚友朱自清曾指出此命题是朱光潜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朱光潜提出这一命题并非偶然，而有其具体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叶圣陶曾予以点出：在中国这个强调实用主义的民族，要想改掉现代青年人贪图享乐、急功近利、浮浅粗疏、不能深入耐苦的毛病，必须凭借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人生艺术化”这一高蹈的论调在现代的“复活”，才能去除社会和人心的陋习，革故鼎新。因此，朱光潜“人生艺术化”命题的出场显然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具有疗救人心的功利主义色彩。不仅如此，“人生艺术化”又是朱光潜对《文艺心理学》中没有涉及的人生哲学理想的重新阐明，它浸染着作者魏晋士人风度与儒家淑世主义两种相兼互补的精神意蕴。当代学者从“超脱的态度”、“丰富的情趣”、“本色的生命”和“完美的人格”四个层面对朱氏这一命题予以申论，然意犹未尽。进一步来说，朱氏“人生的艺术化”命题尚有如下几层意蕴：

其一，人生是一个“有机整体”。朱光潜把“人生”分两个层面来分析：一是“实际的人生”，即作为实用对象的现实生活的人生世界。在这个实用人生中，作为个体的“人”只是实用的、功利的、科学的人，缺乏“超越性”的一面；二是“完整的人生”，它是包括“实际人生”与“艺术化的人生”在内的“人生总体”，是囊括功利、科学、道德、审美等不同层级的人类活动而构成的全部“生活世界”。与“实际人生”的狭窄、单维和初级相比，“完整人生”的意义更加丰满、多维与和谐，更符合人生的理想状态。前者充其量只是后者的一个“片段”和“部分”。正如朱光潜所说：“我们把实际生活看作整个人生之中的一片断，所以在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时，并非肯定艺术与整个人生的隔阂。严格地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这是朱光潜的“理想人生观”，在他看来，具有审美情趣（“艺术化”）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艺术以“情”为本，“情”的根源在人生，人生与艺术因“情趣”这一生命本体而本质地联系在一起。朱光潜还说：“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由此可知，艺术与人生都是以“情趣”为本体和“本色”，艺术化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本色”不是生命的干枯和机械化，而是一种显露人生真性、体现无限情趣的生活。在朱光潜看来，人生与艺术具有“同构”性，深情的美与生命的真是同一的，因为“在这种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我们可以见出生命的造化。把这种生命流露于语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于言行风采，就是美满的生命史。”人生是一种广义的艺术，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的艺术作品。人生是否能成为“作品”，关键在于个人的性分修养。

其二，追求儒道互补（“欣慨交心”）、知行合一的人生态度。朱光潜认为：“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而不知道豁达。陶渊明和杜子美庶几算得恰到好处。”六朝名士只知豁达（超世）而不能严肃（入世），宋明理学家只能严肃（入世）而不知豁达（出世），这都是偏向了一个人生的极端，算不上“人生的艺术化”，而朱光潜心仪的理想人格化身和人生艺术化的代表是陶渊明。总的来说，一方面，朱光潜尊崇的人生“艺术化”态度就是在持出世精神与做入世事业之间、在超脱人生与淑世主义之间的交浃圆融，这是以中国传统的儒道互补（内道外儒）与叔本华化的尼采哲学（以日神精神来泯化酒神精神）为思想基础，具体表现就是创造与欣赏相统一、人生“取”与“舍”平衡、严肃主义与豁达主义兼擅。这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艺术人生哲学，恐怕千百年来也没几个人能达到如此的境界，也就怪不得朱光潜独推“浑身静穆”的陶渊明一人了。再进一层，严肃与豁达兼擅的艺术化人生态度，还喻示着道德理性与审美主义的同一：严肃主义以道德的醇化和人格的圆善为旨归，豁达主义以审美直观的艺术精神为代表，二者的融合实质上就是善与美的一体化，也是朱氏所认同的“欣慨交心”。另外，严肃的道德理性要靠“行”来践履，而豁达的艺术精神可以通过“知”（认识）来超越与静观（它类似于牟宗三的“智的直觉”的涵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朱氏严肃与豁达兼擅的人生态度也是对传统“知行合一”说的现代诠释。

其三，彰显“真-善-美”三位一体的人生价值。从狭义上说，科学活动和伦理活动都是功利的，是有所为而为；而美感活动是超功利的，是无所为而为。真与善要在群体之中才能体现价值，而美就在“形象”本身的价值。因此善的价值是外在的（实践性），美的价值是内在的（直观性）。从广义上看，真与善也具有“美”的价值，因为科学的活动和“伦理的活动也可以引起美感上的欣赏与厌恶”。在朱光潜看来，“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是唯一的自由活动，是人类的最高精神理想，在审美欣赏时人能体验到的是不受肉体限制的高度自由感和幸福感[①]，而最高的“善”（伦理活动）本质上也是一种“无所为而为的玩赏”。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在完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严肃主义-道德实践）之后，能在“上下与天地同流”（天人合一）的生活世界中体验真正的“自由”（豁达主义-审美境界）。照朱氏的理论逻辑，“善”在最高点与“美”可以合二为“一”（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谈美》最后一章浸透了朱光潜对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深刻领悟，“人生艺术化”无疑是其人生理想的光辉凝结点、美学思想体系的归宿，人生艺术化将《谈美》全书“收束提升到人生与审美艺术的内在一体化高度”，并且“将人生最高价值指向美”。尽管朱光潜认同的“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理念基本上未脱离经验主义的印证，但他也不排除运用先验的方法来推演，因为朱氏美学的最深基础是“共同人性”，其美学的最高旨趣是“审美化生存”。因此，经验层面的“真善美的同一性”若按照内在逻辑发展，还是要超越“心物二分”而达到最高的本体（人生艺术化的自由境界），这类似于牟宗三的“圆善”、方东美的“生命和谐”、宗白华的“妙悟境界”等，在各自的美学体系中都具有最高的统摄性和先验性。

其四，“人生艺术化”具有古典美学的静穆趣味。由于朱光潜美学的西学经验和现代性裹挟，他的美学理念被过多解读为西方美学的中国化版本，使得其古典主义的审美意蕴被蔽而不彰。朱氏在《文艺心理学》和《谈美》中都曾劝告人们要“慢慢走，欣赏啊”，这句话形象地点明了“人生艺术化”的主题。“慢慢走”——是以时间换空间，把实用的人暂时变成审美的人，把路旁的风景变成审美的对象；“欣赏啊”——就是完成一次完满的审美过程，体验到真正的“自然的美”。以时间逗留来换取空间扩张，还是以空间变换来彰显时间的短促，成为古典式审美与现代式审美的一个重要区别。“慢慢走，欣赏啊”可以见出朱氏美学观念具有“古典和谐形态的”一面，他所“推崇的不是动态的崇高，而是静态的和谐”。朱光潜在此将“人生艺术化”的实现途径具体化为遗忘外在时间的“静观”，从而进入时空一体化的古典静穆之境。从现象学的时间意识看，作为“纯粹意识”的审美活动指向的时间具有体验性和“意向性”，它与外在物理时间无关。而在现代性审美实践中，以频繁的变动、瞬息万变的图景，压缩的时间限度和无限的空间变换来体验新鲜和刺激，成为现代美学特别是后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从慢慢走到欣赏，完成时间逗留与心理体验的内外统一。正是在体验的维度上，审美与时间获得一种同在性。从“人生艺术化”的传统渊源及其显现的生命时间的体验特征，都进可以一步说明朱光潜现代美学形态的背后“或多或少留有中国古典美学的遗风”和传统的审美趣味。

二、“人生艺术化”的价值取向和渊源

综上分析可知，朱光潜“人生艺术化”学说在结构、价值、方法和趣味上具有丰富的意蕴，它是综合古今中西人生境界理想的一种结晶，并体现了朱氏个人的人生哲学重构的努力。“人生艺术化”所揭橥的艺术与人生“同一性”原理渗透在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诸多命题上，如美是主客观统一说、移情说、直觉与审美意象论等都是以人生艺术化为思想根基的。朱光潜始终坚持在经验主义层面建立审美活动的二元关系项（情趣-意象、主观-客观），将情感体验与理性分析结合，人文主义与科学精神相结合，从而开创了现代性美学研究的新路径。在朱氏看来，情景交融的艺术（诗）境界建立在人与世界的“移情”沟通的基础上，他说：“感受情绪是实际人生的事，回味情绪才是艺术的事。感受是能入，回味是能出。由感受到回味是由自我的地位跳到旁观者的地位，由热烈的震动变为冷静的观照。在这回味之际，情绪就已连发生情绪的境界在一起想，就多少已化为意象。”感受自然的情绪是第一度情绪，回味反刍的情绪是第二度情绪。第一度情绪是现实世界（人生-自然）；第二度情绪是美感世界（想象-艺术）。艺术基于自然又超脱自然，它是根据自然的材料而另外建立的一个“意象世界”（idealworld）。因此，主客合一的人生境界（美）是对情景合一的艺术境界（意象）的超越和统领，这是朱光潜经验主义美学同时呈现出人生哲学色彩的一个重要明证。

与前期美学以直觉来消融心物二元对立的方法有所不同的是，朱氏后期美学倚重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来重建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美的本质”说。但不变的是，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论是贯穿朱光潜一生的本体论问题，它构成了朱光潜美学思想的中间地带，朝上看，主客观统一与艺术化的人生哲学本体有内在的联系；朝下看，它落实为“情-象”契合的诗学（文艺批评学）的具体应用。换句话说，善美统一（人生艺术化）构成了主客观统一说的先验维度，而情景契合的诗学批评是主客观统一说的经验维度。这样一来，从情景合一、主客合一到人生艺术化（真善美合一），是上下双向的回环往复过程，构成了辩证统一的动态整体结构。朱光潜前期美学中原本就预设了一个“不在场”的形上维度（人生哲学）；在后期美学中，朱氏用马克思历史唯物观和欧洲历史学派（赫尔德-黑格尔-马克思-维柯）弥补了前期美学的历史维度（美学来源）的缺失，并强化了实践理性（人道主义）的意义，从而解决了美学系统的内在缺陷。

朱光潜以“意象”（“物乙”）为主要范畴建立的审美对象论，开辟了中国人本主义美学的新视野。“意象”具有连接审美与人生的双重功能，朱光潜这一选择无疑具有理论的自觉性。意象作为审美对象凸显了审美活动“心物交融”的主体间性特征，同时意象又牵涉到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在朱光潜看来，审美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艺术的世界就是一个纯粹的“意象世界”，但这个意象世界并不是与宇宙人生无关的空洞形式（形象），而是对现实人生解蔽后的澄明世界、本真境界。根据尼采的观点，艺术的意象世界是对人生的一种拯救活动，因此它更能清晰地昭示宇宙人生的意蕴。如此看来，以艺术（意象世界）为解放人生存在的根本途径，从而实现审美化生存，朱光潜从早期的克罗齐直觉论美学传统中突围出来，而进入了存在论美学的视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光潜人生艺术化学说的深层渊源，一方面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变相吸纳了尼采的人生哲学。在对待传统问题上，朱光潜与宗白华一样，都立足于中国文化立场，所谓艺术化的人生就是一个“很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此不赘述。在面对西学时，朱光潜的“人生艺术化”理论主要受到尼采的影响。朱光潜说“尼采讨论希腊悲剧，说它起于阿波罗（日神，象征静观）与狄俄倪索斯（酒神，象征生命的变动）两种精神的会合。这两种精神完全相反，而希腊人能把它们融会于悲剧，使变动的生命变为优美的形象，就在这形象中解脱生命的苦恼。尼采以为这是希腊智慧的最高的成就。其实不但在悲剧，在一切诗也是如此，情绪是动的，主观的，感受的，狄俄倪索斯的；意象是静的，客观的，回味的，阿波罗的。这两种相反精神同一，于是才有诗。”日神精神中有酒神，酒神精神中有日神，互相交融，相反者同一。尼采说：“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又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这显然是人生艺术化、生存审美化的较早宣言。不过，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悲剧是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结合的产物，但最根本的则是酒神精神。朱光潜虽接受了尼采的人生艺术化的思想，却更看重日神精神。因为酒神精神象征激情的放纵、亢奋；而日神精神则藉梦和幻觉象征美的外观，相对比较平和、节制、超脱。朱光潜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的重点，在于强调对“实际人生”的审美超脱态度，当然，这种超脱并非对“整个人生”的超脱，更非消极地逃避现实。朱光潜“主张的审美超脱并非真正要人们消极地超脱现实、逃避人生，相反，他希望给现实人生增添美好的色彩，因此，他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的主导方面还是积极向上的。”的确如此，朱光潜主要是从儒道互补的中国文化立场来理解尼采，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人生艺术化学说仅仅是尼采美学的中国变体，而不是对其全盘照搬，从上文分析的人生艺术化的古典审美趣味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因为朱光潜将对尼采的改造就在于以日神精神的静观来消解酒神精神的破坏性，从而“把尼采的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美学思想纳入到了古典主义的美学范式之中”，以传统的“艺术心性”美学来消融被视为现代性“时空扩张”的酒神冲动，最终回归到古典的“时空心灵化”的静穆理想。

本质上，朱光潜人生艺术化思想是20世纪审美现代性张力的一种体现，成为连接“心物合一”的美感阐释与“欣慨交心”的人生哲学建构的“中介”。洞察了朱光潜人生艺术化学说的真义，就可以了解他的美学诸多命题的逻辑起点，如朱光潜的美是主客观统一的命题就彰显了人本主义创造论的哲学蕴涵，这一命题体现了与人生相关的三层旨趣：其一，它否定了美的实体性存在，而将美看作是一种通过情趣和意象互相契合生发出来的“境界”。“美只是一种境界，一种主体与客体相互追逐和逼近中闪现出来的光华。”其二，它否定了美的知识性，将美学从认识论解脱出来，美是不可分析的，美只存在于境界的整体体验中，这种体验也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即使是同一个主体与同一个客体之间也不可能造成同一种美”，遑论其他。因此，美是一种人生体验，而不是一种知识。其三，它否定了美的恒定性，肯定了美的虚幻性、未来性和瞬间性，是王国维所谓的“须臾之物”。这美的三重指向都与人生境界有关，因此它是朱光潜人生哲学的审美表达。

三、价值同构与幸福体验：“人生艺术化”的先验本质

在朱光潜看来，人类的知情意心理结构决定了真善美三位一体的价值诉求和心灵需要，这是源于人的天性，也是人生的最高追求。因此，真善美价值同构对人的心灵满足，就是人类永恒的最高幸福。价值同构及其幸福体验，构成了朱氏“人生艺术化”学说的先验之维，也彰显了朱氏此说在现代美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理论深度。

人生艺术化命题包含人类“真善美”三重价值的同一性，彰显了人生的自由境界和人性的完满程度，集中体现了朱光潜整个美学体系的先验本质[②]。朱光潜曾专门探讨过道德与审美（超道德）的同一性问题，他说：“崇拜英雄的情操是道德的，同时也是超道德的。所谓‘超道德的’，就是美感的。……对着伟大人物，有如对着高山大海，使人起美学家所说的‘崇高雄伟之感’(senseofthesublime)。依美学家的分析，起崇高雄伟感觉时，我们突然间发现对象无限伟大，无形中自觉此身渺小，不免肃然起敬，栗然生畏，惊奇赞叹，有如发呆；但惊心动魄之余，就继以心领神会，物我同一而生命起交流，我们于不知不觉中吸收融会那一种伟大的气魄，而自己也振作奋发起来，仿佛在模仿它，努力提升到同样伟大的境界。……崇拜英雄是好善也是审美。在人生胜境，善与美常合而为一”。因此，道德与审美都必须向上不断提升和超越，在这个内在超越的进路中，最会汇合一处，即在人生的最高境界（胜境）二者合一，难以分离。因为真善美三种价值最终要体现在我们的“人生理想”之中。朱光潜指出，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是幸福。但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他认为：“从人的观点来说，须认清人的高贵处在哪一点。……人之所以高禽兽者在他的心灵。人如果要充分地表现他的人性，必须充实他的心灵生活。幸福是一种享受。享受者或为肉体，或为心灵。……人类最上的享受是心灵的享受。哪些才是心灵的享受呢？就是上文所述的真善美三种价值。学问、艺术、道德几无一不是心灵的活动，人如果在这三方面达到最高的境界，同时也就达到最幸福的境界。一个人的生活是否丰富，这就是说，有无价值，就看他对于心灵或精神生活的努力和成就的大小。”从真善美的最高价值趋同合一的目的来看，它是为了心灵的需要。因此，朱光潜的这个高蹈的论调表明了他的美学充满了一种融会克罗齐与中国传统的心灵美学色彩。在朱光潜看来，真善美都是基于人性的根本需要，真善美价值的三合一可以满足人的最高幸福诉求，因为“求知、想好、爱美，三者都是人类天性；人生来就有真、善、美的需要，真、善、美具备，人生才完美”。人是一种包含知情意的有机体，因此“理想的教育是让天性中所有的潜蓄力量都得尽量发挥，所有的本能都得平均调和发展，以造成一个全人。”朱光潜认为，善与美不但不冲突，“而且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美育为德育之基础，德育为美育之完成。道德起于仁爱，仁爱就是同情，同情起于想象。艺术对于主观的情境必能“出乎其外”，对于客观的情境必能“入乎其中”，在想象中领略玩赏、扩大想象、培养同情。朱光潜还指出，美育不仅是德育的基础，它的价值还在于使人享有自由解放的体验。美育可以“使人在丰富华严的世界中，随处吸收支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艺术的创造就是在现实世界之外的想象中创造出“合理慰情的世界”。通过审美教育和艺术创造的活动，人就能从自然限制中解放出来，由奴隶变成上帝，充分地体验到人性的尊严。朱光潜还根据美善合一的理念，对中国文论中的“文以载道”和“诗言志”说进行了新释，若将“道”理解为人生世相的道理，将“志”理解为与道融通的心灵，那么艺术与美育活动就是这两者的统一。“道”是通过情感和人格的渗透，精气与血肉凝聚成完整生命的存在；而“志”则是为人生世相的道理所澄明的、超越现实与自我的心灵，人生臻于这种境界，既是最高的美，也是最高的善。进一步说，“道”是融合了主体心灵的至善本体，“志”是体验着人生大道的至美心灵。道志合一，就是主客合一，美善同一。这是朱光潜人生艺术化学说的最高旨趣。

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命题的本质意义，就是强调真善美价值的三位一体化。朱氏指出：“西方哲人心目中的‘至高的善’还是一种美，最高的伦理的活动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不仅西方哲人这么看，孔子对曾点的“暮春者，春服既成，童子五六人、浴者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人生志向表达出“吾与点也”的赞同时，也就是认同最高的善就是在“无所为而为的玩赏”。朱光潜进一步阐明：“科学的活动也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并没有隔阂。”真、善在最高点与美合一。朱光潜将善、真、美作了统观，至高的善、脱离实用的真，都可以当作“形象”来直觉。由真而善而美的递进，并在最高层面统一于“美”之中，美即人生艺术化。真善美在以情趣为中心的美感经验中完成了三位一体的“统一”，体现了“人生艺术化”的真实目标。尽管真善美的同一，都是在美感经验中来完成的，并未超越经验而成为形上学的追求。但是，别忘了朱光潜美学的深层底色是“超脱的人生观”；因此，这一经验中的“真善美的同一性”若按照内在逻辑推理，还是要前进一步，上升为另外一种“先验的同一”。需指出的是，这种“先验的同一”有两种：一种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真善美的同一：天人合一（真）、知行合一（善）与情景合一（美）的三者同一，又以天人合一为统领。另一种是康德基于理论理性的真善美（知情意）的同一，以实践理性（自由）为统领。从朱光潜美学和人生哲学的内在逻辑看，“人生艺术化”必将由审美的经验主义层面而逐步上升，经由科学的认知，最终与先验的道德理性相汇合，圆成三合一（真善美）的一体化境。

在朱光潜看来，康德所谓的“理性观念”实际上就是道德观念；从道德观念看，真正“美的东西”同时也必须是“完善”的。所以康德认为美是道德精神的象征。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里对康德基于道德内涵的“依存美”概念有过精辟分析：“读《美的分析》读到‘美的理想’部分，人们可能觉得康德在这里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形式主义转到对人道主义内容的偏重，觉得这是一个未经解决的矛盾。但是事实是：康德在分析美的本质时是把审美判断力假想为一种独立的抽象的心理功能而寻求它之有别于其它心理功能的特质，认为它是不涉及欲念、利害计较、目的、概念等内容意义，而只涉及形式的一种超然的单纯的令人愉快的观照。同时，他也认识到这种独立性、超然性和纯粹性毕竟是假想的，或则说，为分析方便而设立的，事实上人是有机整体，审美功能不但不能脱离其它功能，取抽象的纯粹的形式而独立存在，而且必然要结合其它功能才好发挥它的作用：考虑到这个事实时，理想美就不能是‘纯粹的’，就必然是‘依存的’，必然是在于能表现道德精神的外在形体，这也必然就是人的形体。康德的思想线索大致如此，所以表面上虽似前后矛盾，实际上还是说得通的。”康德强调美是道德精神的象征，朱光潜何尝不是如此，西方学者就指出：“朱光潜不能使他自己摆脱某种道德的美的定义。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在他那里，“艺术到底就是包括道德和人生而成为某有有机的整体。”道德是人类生活整体的一部分，艺术要表现人类生活的整体性，它必然要包含道德的精神和意义，这也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一贯精神。在朱光潜看来，文艺是建设更完善的道德的“始基”，艺术可以“伸展同情”、“扩充想象”，增进人们对于人情世态的深广认知，这三者是构成真正道德的基础。因此可以说：美是善之基，善是美之成。

由此可见，朱光潜将人生艺术化看作一个类似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先验规定和预设维度，同时它又可以从经验主义的层面（求真、爱美、向善）逐步向上超越，最终汇合于人生艺术化之巅峰。表面看来，人生艺术化的“先验”之维似乎不太符合朱氏一生基本都在经验视域内来完善美感经验的“直觉”认识论美学的基本品格，但只要我们仔细考察朱光潜整个美学历程便会发现，“合道德的无所为而为的观赏”、“人生的艺术化”、“共同人性”、“人道主义”等论题构成了完整的艺术化人生哲学的话语体系。可以说，向康德式的实践理性（道德）的无限逼近，是隐藏在朱光潜美学思想中的伦理之维；超越经验的真善美价值同构与幸福体验，是朱光潜人生哲学的最高道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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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朱光潜关于“审美即自由、即幸福”的原话是：“在欣赏时人和神仙一样自由，一样有福。”参阅：《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年版，第96页。

[2]按照朱光潜的理解，“先验”与“超验”是有区别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固然也是一种先验主义（Apriorism），都不从经验出发而以假定为据；但是超验主义并不完全等于先验主义，因为它包括“不可知论”，即主张现象可凭感官去认识而物自体却不可知，只能凭理性去假定。“先验主义”却不包括不可知论，而且先验公理（如数学所用的）还是可由经验来证实。（参阅：《朱光潜全集》第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年版，第60页。）笔者在本文中采用了朱光潜意义上的“先验”维度来指朱氏美学中的“人生艺术化”这一理性预设（真善美的同一境界），它是先验（自上而下）与经验（自向下而上）双向流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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