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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那些年我读过的小学

我是读过幼儿园的。但是多大年纪读的，读了多久，全然忘记了。我唯一记得的是，跟我一起读幼儿园，比我大三天的堂哥，举着他伸不开手指的手掌(他的手指因为生冻疮，被他母亲用棉布裹弯掉了)，在我们唱儿歌时，滑稽地行队礼，报幕的样子。这个印象，我为什么深刻呢?因为妒忌。那时，我们已经会比赛谁尿得远，比赛谁的亲戚住得远，比赛谁敢喝田里的脏水，而他竟然被老师叫去报节目，这就造成了我对他的妒忌。这使我后来相信，人类作为群居动物，攀比之心，是与生而来的。

但是，我遗忘了什么时候，我的堂哥没有跟我一起读幼儿园，以致在读小学时，还比我低了两个年级。我也遗忘了我什么时候开始读的小学，而且我至今也没弄明白，我既然读过幼儿园，怎么读小学又不情愿上学了。我记得清楚的是，第一天上小学，我是又哭又跳，大喊大叫，要婆婆去读书，我才读。没奈何，婆婆先给我搬一张低矮的小桌子到一户人家的祠堂(我们的教室)当书桌，再用背篓背我到了那儿，挨着我的旁边坐了下来，安抚我。婆婆究竟陪我攻书了几天书，我才习惯了学堂，也忘记了。

给我启蒙的，是一个腿上长脓疮的王老师，他教了我们几天，就没有教。我们又转移到一户农家的空房读书，由一个年轻的郑老师教，他右脸庞有一道铧尖形的伤疤。许多年以后，我还能从这道伤疤辨认出跟我父亲一样苍老的男人，是我的老师。

到了冬天，郑老师就提了烤火的煤炉来；但那煤炉太小，老师一个人放在膝前，还不够暖和身体。为了取暖，男孩子们，就用两个罐头盒子，重叠着，做成小手炉，里面装上木炭，挂在课桌下，烘手。下了课，就提到外面，像耍流星锤似的一通舞，舞得虎虎生风，火焰腾腾。女孩子们，就去跳沙包、踢毽子、弹杏仁，驱赶寒意。有不怕冷的学生，还去水田里敲了冰块，抓在冻得红肿如桃花,溃烂如乳酪的手里，咔嚓咔嚓地嚼。

但年龄大的女同学，并不玩这些小孩子的玩意儿了。她们站在墙脚，一边用旧毛衣拆下的毛线，织着暖手的手套，一边说着空话。其中一个漂亮的女生，总是欺负一个长相不好的女生；她们是邻居，因此她总有她的许多小道消息。她说她每晚都会撒尿在床上，说她身上有一股尿骚味。她还给她取了一个外号：撒尿婆娘。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女生是患有严重的内科疾病，她因此在结婚后不到三年，生下一个孩子后就死掉了。而欺负她的女生，从二年级辍学后，我再没有见过，一定是在家里喂了几年猪，嫁了很远的地方了。

　在这个冬天，有一个男同学的父亲，患了重病，传说他一咳嗽，能咳出一条条活着的毛虫。他会独自到一个山沟的石窟里去养病，整月不归。仿佛天方夜谭。到了夏天，那同学的父亲死掉了。这时来上学的男同学们头顶上顶着黄荆圈、荷叶圈、桐叶圈，防晒；脚上是没穿鞋，脚趾常磕得鲜血淋漓。

读二年级，我们转到了正规的校舍。学校一边是有几间破陋的土墙房子，另一边的砖房正修建到二楼。我们在土墙房子里读书，泥土的地板凹凸不平，有的坑足有篮球大。放学后，打扫教室，尘灰扑面，看不见人影；打扫完，嘴里吐出痰液，黑得像煤灰。搞卫生的扫把，都是家长用高粱杆子扎的，学生开学报名时缴来的。老师就说这样说的：你们要缴扫把，不缴的，缴了，再来念书。

郑老师打算用水泥平整地板。他叫我们捡瓦渣，每个人不得少于一百五十斤。他说，这叫勤工俭学。我的婆婆就去一个废弃的烂窑厂，捡了许多破瓦罐，敲碎了，分两次送到学校去。郑老师教了不到一年，就不见了。后来才听人说，他是到苏联种菜去了。郑老师传授了什么知识，我一点也不懂得。只看到语文书上，这边多那边少，两群吃小虫子的小鸡崽，毛茸茸一团煞是有趣。又隐约记得自己是转身偷看过堂姐的数学作业，那填数字进去的方框很是奇怪。我从小就不亲近数学，我母亲曾把高粱杆截成小节，用麻绳串着，教我数数，但我根本数不清楚；甚至她教我写数字时，我也总是把“8”画成两个圈横放着；把“7”字的方向，完全写反。

郑老师走了，又是老王老师教我们。王老师是半工半农，遇到农忙季节，他不是迟到早退，就是几天都不来上课。他还喜欢夜间赌博，上课打瞌睡，也是常事。

王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总是捞起裤腿，抓挠他那发炎的烂腿。他的小腿烂得厉害时，用草纸盖了一层又一层，还能看见渗出的黄水。腿的颜色，跟他香烟熏黄的手指一样。因为腿的缘故，下雨天，回了家的王老师，也有可能不来上课了，他家住得远；或者是藏在某户农家打川牌。此外，王老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去给过红白喜事的人家写大字时，他也就不来了。

有时，王老师匆匆忙忙地赶来上课，遇着我们在教室外面玩，他就会抓住大家，用细竹棍一个个地打手掌，拷问出是谁在带头玩。这通常是年龄大的男生。问出带头大哥后，他就猛打带头大哥，然后继续打跟着一起玩的。这其中也有他的第五个儿子。他一边打一边骂：我叫你们跟风撵船！他一点也不心慈手软，非打得额头冒细汗，微微地喘气才罢，而我们的手掌早已红肿胀痛，烫如烙铁。有一次，一个女孩玩游戏，掉到沼气坑里，差点淹死，王老师气得不分男女同学，都狠揍了一顿。

农忙搞突击时，王老师偶尔会叫我们到他家去帮忙。春天，插小秧；夏天，割麦子。这在我们，都十分乐意。可以放心大胆去学校外面耍，而且还能吃上肉。有一年插了小秧苗，王老师在饭桌上夸说我的语文成绩不错，而且鉴于我跟外校学生打架，出腿很快，是当之无愧的飞毛腿（那时我们总是跟邻村的学生打架，他们上街过我们地学校后面就会引来群殴)。我就有些受宠若惊，再回到学校，忽然之间，语文课本上所有的文字，都活过来了，是那么可爱，像跳舞一样生动。什么《明明上学》《老猫钓鱼》《乌鸦喝水》《猴子捞月》，我竟然全看懂了，而且喜欢上了阅读。

有一次，我躺在院子中央的的凉席上，狂读《刘胡兰》，而且故意把刘胡兰读成刘永兰，只因为我的邻居有个叫刘永兰的妇人。我不知道刘胡兰是谁，也不知道共产党是谁，更不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是谁，连铡刀我也没见过。但是，我记住了“天气阴沉沉，寒风吹在脸上”的句子，也记住了毛主席。毛主席是谁，是我在思想品德上认识的。他把自己打的柴，还分给小伙伴，所以识得了。

我喜欢读课文，但我不怎么会写作文。一次王老师又有要事耽搁，布置下了作文课。一个年稍长的男同学，洋洋得意地对全班同学宣布，他写了三大页。这使得咬烂笔杆，也写不出半个字我惊羡不已。

　四年级时，王老师不教我们了。他的第五个儿子，仍跟我们一块儿读书，他儿子写字，喜欢用一条小钢尺靠在本子上写，写出的字很规整。秋天到了，他的儿子从家里摘了橙子，拿到学校，卖四毛钱一颗，或者剥开，卖五分钱一片。有一次，我的书包突然不见了，我婆婆替我找了许久，才从操场上码放的建筑材料中，一块水泥板的空洞里找到，然而笔、本字都不见了。我认为是王老师的儿子偷的。因为，他曾经把从同学那儿偷来的小玩意儿，藏在学校附近一丛竹林的一根破竹子里。他给我看过。他说，那是他的藏宝洞。

除了对学生厉害外，王老师对谁都是笑眯眯的，他尊重每个人，甚至达到了屈己下人的地步。他启蒙过我的父亲，可是无论在什么场合遇见，他都尊照辈分称我父亲为叔。王老师还爱开雅趣的玩笑，因此在乡人中间口碑不错。他的经典句子，如：黄毛丫头日过了无数好汉。这句话，就看你怎么读。

王老师不教书，是暂调借到乡上写乡志去了；他再回到学校，我已经升入了初中。又是许多年以后，我在家乡碰着年近七旬的王老师，他亲热地叫着我老弟，对我说，现在政策好了，国家给他们涨了工资。他高兴地表示，他会好好地多活几年。这话说出没多久，王老师忽然离世了。

听人说，他退休后，在乡场上给第四个儿子买了房，但他嗜赌成性，乡场上赌坊众多，为他大开方便之门。他的工资大半就没了。他有一句口头禅，也在坊间不胫而走：阳光工资，都被我扬光了。他的老婆不肯饶恕他，每次赌博归来，就强迫他下田干活。王老师从来害怕老婆。多年以前，他输掉了工资，是连家也不敢回的，要拖十天半月，四处借了钱，才回去。输钱，干活，下苦力，天经地义。

然而，就在王老师对我表示了要再活几年的雄性壮志的那年六月的一天，王老师又输了钱，被老婆罚去挖地。烈日当头，他扛着锄头出门时，仍不改诙谐的本性，对老婆说，我是你家的财神爷哟，你就不怕把财神累死了？一语成谶，王老师一去不回。他中暑而死。村人都说他女人是天下第一笨，这下好了，把财神爷打破了。

我读五年级时，校舍的二楼修到一半，就无钱停工了。有一次不知哪儿漏电，教室窗户的铁条全带了电，每一个孩子都好奇地去摸，摸得浑身发麻，我也去摸了，幸亏没有电死。因为，校舍停工，我也就有了第一个真正的大玩具：铁环。这是我爷爷，到学校找了包工头，割一截钢筋来做的。没停工之前，我尽管很想要一个铁环，但是那包工头对我爷爷说，对他而言，废铁都有用。

教我们五年级的是一个姓郭的女老老师。她个子高高的，穿着红色的毛衣，很好看，只是脸上有麻子；她有一个儿子，才四五岁的样子。郭老师给我们上课，他儿子就挎一把玩具冲锋枪，在讲台前玩耍。女生们下课了，会逗那孩子，你是解放军哦。

不久，郭老师又不教我们了。她出去打工了。多年以后，郭老师回到乡场上开了一个照相管，我跟我第一个女朋友去她那儿照合影。我还能认出她，但她并不认识我了。合影照出来，我的女朋友照得很漂亮，因为她本来漂亮，却把我照得很丑，我是真丑。而且，我还把嘴皮咬着，以为能照出周润发咬着牙签的效果，但是不能。郭老师照相，竟然没有提醒我，就这样照出来，太不专业了。合影照拍过不久，我的女朋友忽然跟我算掉了，我常怀疑是那张相片惹的祸。又过去了几年，郭老师的儿子，长到了我照相的年龄，去广州打工，做了电工。听说，一次从电线杆上掉下来，死去了。

　　郭老师离开后，是一个姓陈的中年老师，教我们。他声音洪亮，很爱讲共产党打国民党的事，讲完了，就来一句高论，同学们啊，毛主席他老人家多聪敏！老蒋就是笨！陈老师把故事带入教学，活灵活现，我们都喜欢。他讲《小提琴家杨科》，说到马鬃，他就讲文化大革命时，唱样板戏的来到我们村，用拖拉机载来马做道具。他的二叔爱拉二胡，要扯几根马鬃做琴弦，但是又怕马叫。听人说，把尿撒到马脖子上，再扯，马就不叫了。果然，撒一泡尿，就扯下了马鬃。我们不但记住这个故事，而且也记住了难写的“鬃”字。

陈老师寓教于乐。他在操场的两颗大桉树之间拴了秋千，我们荡起来，能够跟二楼楼顶一样高。现在想来真是后怕，倘若尼龙绳断了，不死也残，何况最初用的不是尼龙绳，是竹绳。还好上天保佑，陈老师的好心，没有招来大灾。但有一次好心肠的陈老师勃然大怒了。他发现全班除了一个小时患过脑膜炎，在乡场上读过几个一年级，到五年级时才转到我们学校的老学生，会读拼音外，我们竟然全都不会。

那老学生牛高马大，他的父亲是乡长，老学生转到乡下读书，每天都会在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一袋饼子吃。他也给我们吃，但是他会把屁股撅起来，冲我们放一通响屁，才傻乎乎地笑几声，再给我们饼子吃。放不出来屁，他就嘴巴里模仿打屁的声音。傻乎乎的老学生能读拼音，而我们不会，岂有此理！陈老师暴跳如雷。他把读二年级我的邻居亮娃，叫来教我们。教了一天，还不会的，陈老师就打。打来打去，我们全都学会了拼音。后来，我想若不是陈老师这次黄荆条教育，我至今怕是还不会拼音打字。而后，每当我追寻旧日的足迹，走进小学校园，耳朵边都仿佛响起“mom,bob”的拼读声。

陈老师能写大字。学校的围墙上，写有“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就是他的手笔。有一次，考试，我不知道“未”字跟“末”字的区别，就报告上厕所，去围墙上看了字。过来，陈老师说，你把尿撒哪儿了？这么快。我只好从实招来。陈老师说，你伙子，还挺聪敏嘛。

陈老师是小学的校长，每天放学，他都会讲话，讲的是放学路上注意安全，不要玩水，不要踩坏庄稼；讲的是上学路上，要给老师的厨房捡一小捆干柴来。

　读六年级时，小学毕业的陈老师力有不逮，他又去教一年级了。来了两个年轻老师教我们，一个姓郑，高中毕业，教语文；一个初中毕业，姓陈，教数学。一次写作文时，我写了好少年赖宁，洋洋洒洒上千言，郑老师在班上朗读了我的作文，我欣喜若狂。自此上新课文，郑老师也常叫我起立带读，我对他铭感肺腑。有一次，他随口解释《荔枝蜜》中馥郁一词的意思，就是浓郁的香气，这更令我五体投地地佩服。可惜，郑老师教两个月，就走了。

陈老师教数学，由于我一直数学太差，而不受他待见，他总是把数学好的学生，叫到他的寝室开小会。一次，我因偷看一苟姓同学的作业，得了九十分，也被叫去开小会。但他很快发现我不是他的得意门生，而与我拉开了距离。

我十分妒忌我偷看的苟同学，他总是受到陈老师的青睐。他让他写黑板书，让我们抄写练习题，而他可以不做。又让他刻写油印的考试卷，而他可以不考试。苟同学曾跟我一起背诵、抄录过的小学课本上的诗词。我私下化用《示儿》，批他卖乖讨俏，“原知绝学问，欲得他人怜，羊头与与狗肉，但悲众人咒。”

我渐渐地对陈老师越来越反感，而他也对我反感有加。我做村长的父亲对他也没好感。我父亲曾说，“他姓陈的如何了教了书的，怎么我这个村长一点也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陈老师是他在成都工作的哥哥，利用人脉绕过我父亲给安插进来的。

郑老师走后，陈老师也教语文，我真要出离愤怒了。他简直什么也不懂，课文都读不顺畅，且让我失去了带读课文的殊荣，也丧失了作文当范文读的优待，这令我怒火丛生。有一次，陈老师把一个名词解释为动词，我公然在下面嘲笑他挑衅他，并怂恿几个同学唱他的反调，当然最终是被镇压了，都挨了他几拳头。然后，他送我一个成语：自鸣得意。

六年级的教室，天花板有一个窗口，可以从窗户上抓住铁杆攀爬到顶楼上去，顶楼上有水，窗口上有个突出的水泥盖子，我们经常躺在上面玩耍。从楼顶上能一直看到学校后面的公路延伸到乡场上去。陈老师打篮球是一把好手，他每周不定时地去乡上的初中部打一场篮球。他从乡场上打篮球回来，我们在楼顶上看见了，就赶忙跳下来。

有一个叫光膀子的学生，跟我最要好，也最爱一起爬到顶楼上去吹牛。有一次，光膀子躺在水泥盖子上，感伤地说他现在的父亲并不是他亲生的父亲，他是遗腹子。他解释说，就是他在妈妈怀里，妈妈又嫁人了。说着说着光膀子哭了，我瞠目结舌。光膀子的性格很外向，打架挺厉害，谁都弄不过他。他还炫耀他会气功，肚子一鼓，冒个小包，就叫我们用拳头打。有时他痛得嘶嘶的喘气，他就背过身假装运气，掩饰过去了。

光膀子的一个表弟，从邻村的学校过来，他姓王，喜欢讲罗刹鬼，听得人喘不过气来时，光膀子就在旁边插言：他们不怕。他们不怕早上鸡叫就上学，也不怕晚上下了夜自习回家，他们书包里有苦竹做的签。苦竹签插在坟头上，死人都变不了鬼的，所以鬼都怕苦竹签。苦竹，是一种竹子，但我至今也没见过。光膀子也讲“六永神剑”。我相信他关于《天龙八部》的故事，不是以讹传讹听来的，就是在哪儿看的破书。录像，他一定不曾看过，否则，他不会把六脉神剑，错成六永神剑。光膀子还给我看了一本《薛刚反唐》，书烂得像猪油渣渣，但是四孟八大锤的形象，令我激动了好久。

读六年级上夜自习，是陈老师要求的，不过是玩儿。有一天晚上，一个上年级的留级的女生，灯里没了煤油，叫我给她倒一点。我倒了，她就冲我嘤咛嘤咛地笑，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忽闪得教我不敢直视。第二天，我父亲到学校打蓝球时，这个女生穿着粉红的确良衬衣，站在一旁拍手，她脸蛋是桃花的颜色，我觉得她真美啊。我低头看了自己胸前铜钱厚的饭垢，便暗暗自卑起来。到了割麦的季节，这个美丽的女生又叫我们到她家帮着割麦子。当她弯下腰时，露出一段藕白的腰身。那个姓苟的同学用指头捅我一下，叫我看，于是我们就一起看了。

当苟同学叫我偷看那美女同学的腰身时，我的确感觉到了某种异样的激动。在这之前，我的两性意识还是混沌的。记得有一次，我在水渠里洗澡，班上一个女同学捡猪草过路，她若无其事地看着我光着屁股，在水渠里捂住小鸡鸡缩成一团。她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叫着我的小名，跟我打招呼说，你在这儿洗澡啊？那女同学离开后，我好几天因为我的躶体被女同学看了，而大发闷气。

苟同学本是外村人，读二年级时迁入到我们村的。他刚来时，有人欺负他，他就用两双小手搓眼，搓得双眼通红，慢慢地就搓出两股泪来。我叫别人不要欺负他。有一次，我为他向一个欺负他的女生挑战，没想过高估计自己势力，那女生抓住我的头皮，痛揍了我一顿，搞得我再不敢相欺女生了。苟同学成了我的朋友。他家有一颗杏子树，到了五月天，他就摘来与我吃。他有一个弟弟，与我弟弟年龄不相上下。有一次我们相遇，我跟苟同学为了在彼此弟弟面前显本事，在油菜堆满的院坝里角逐了一上午，也没分出上下。

我喜欢乱给人取绰号。我一度叫苟同学为：苟儿子。叫顺了，他没觉得啥，我也没觉得不对。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个问题挺好笑；我站在乒乓球桌前，对另外一个同学说，我打个赌，我叫苟儿子，他准来。那同学不信，我就叫了一声苟儿子，苟同学闻声而来。我们哈哈大笑，他还不知道笑什么，我就说了原由，结果我叫苟儿子再也叫不动他了，他倒反过来叫我孙子，我当然没有答应。

我们学校有乒乓球桌，也有篮球架。但是篮球只有一颗，常被老师锁着，不给玩，怕玩破了。有时，从初中部回来的学生，过我们小学校，会进来玩一会儿球。这令我们十分羡慕。乒乓球拍也只是一个姓王的同学才有。他就是翻建学校的包工头的儿子。他爹有钱闲，给他买了一副球拍。每次开打乒乓球之前，他就跟我们约法一章：不管谁赢，只要谁把他的拍子在水泥桌面上擦了一下，立即下去。他是怕搓坏了他的拍子。这姓王的同学，跟我是冤家，每期开学，他都要跟我好好地打上一架，常常互相把脸上，抓出一道道血槽。有一年，他还专门留了长指甲来对付我。他抓伤我后，惩戒性炫耀地说：我留一暑假长指甲啦。

但是，经过两次严重流血事件后，我和他罢兵不战。这大概是五年级，头一个学期开学，我把他掀翻在地，脑袋触在石头上，破一个口子，他流着血，哇哇大哭，抓住我的胸襟不放，要我赔他的脑袋。我堂姐回家叫了我爷爷，我爷爷拿了一块五毛钱去给他补了疤；他还是不依不饶地找我的茬：说这脑袋上有疤了，不是他原来的脑袋了。非要我赔他的脑袋。

下一个学期开学，他又跟我打架，我把他打倒了，他不服气，抓地上的鹅卵石来打我。我跑，他追，我在教室后面，被他一鹅卵石甩来，把脑袋打了一个洞，热血忽地一下就流下来了，但是并不痛。我终于知道，他当初脑袋被我摔得破一个洞为什么哭，不是痛哭的，而是吓哭的。当然又是我爷爷化了一块五毛钱，给我补了疤。我爷爷说，这下子，你两个扯平了。

除了这个王同学跟我打架，还有一个姓王的同学也爱跟我打架。他爸爸小名叫鸡公，我们也叫他鸡公。一叫，他就奋身不顾，要捍卫他爸爸的尊严；但是他谁也打不赢，打输了，他只是哭。某一天，他忽然拥有了一架用茶碗大的轴承做的板板车，谁打他，他就不给谁坐，如此这般，基本没人跟他打架了。

小学读了整整六年，我跟同学们似乎就是一窝小野兽，要互相磨牙吮血的。但有一个同学，我与他相敬如宾，连骂架都未曾有过。他姓谢，他爸在烟草公司当经理，抽好烟的。这同学在他爸回家后，就会把他爸抽过的“红塔山”烟盒，给我搞几个来。这样，我在拍烟牌的过程中，就所向无敌了。因为按照出身贵贱而论，“红塔山”烟盒，完全能够赢过“大重九”“并蒂莲”“红梅”“红梅椒”这些便宜的香烟牌的盒子。

　或许是我的忤逆，我是到了六年级的下学期，陈老师才允许我入了少先队。鲜艳的红领巾，是革命热血染红，但要两块八毛钱。我回去向母亲要，没想一向捏钱捏得滴水不漏要争当万元户的母亲，竟然真的给了我钱。至今，我还是少先队员。谈不上光荣。

谈天说地，聊来聊去

请赐玉帛酒食以为宠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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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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