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鲁迅学问过于广博，思想过于深刻，性格给人的印象过于深沉，他的朋友似乎不是很多，知己就更少。对此，鲁迅在写给曹聚仁的信中说：“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一

在回忆性文集《朝花夕拾》中，鲁迅写到的唯一的朋友就是范爱农。范爱农（—），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皇甫庄人，是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成员。

当初在日本，他与范爱农因为误解而彼此看不顺眼，后来在故乡绍兴，他们又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一起喝酒，一起在酒后疯话连篇，一起兴奋地看光复的绍兴城，一起为办好师范学校尽职尽责……后来，不知是因为命运影响了性格，还是因为性格决定了命运，总之，范爱农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于年去世。在北京的鲁迅得知范爱农的死讯后，“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他连续写下三首诗，悼念这位旧日朋友。看他的小说《孤独者》和《在酒楼上》，主人公身上分明有范爱农的影子。年，在范爱农去世14年后，鲁迅又写下了他那篇著名的散文《范爱农》，字里行间浸透了对亡友深深的怀念。

在鲁迅的一生中，交往时间最长的朋友是许寿裳。许寿裳（—），字季茀，号上遂，浙江绍兴人。自年秋到年夏，整整25年中，除了鲁迅在仙台、绍兴、厦门合计两年多的时间，以及许寿裳在南昌的三年外，他们“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年两人自广州分别后，鲁迅蛰居上海，许寿裳奔走南北，两人相见虽稀，但音问不绝。

年秋，在鲁迅去日本后半年，许寿裳也赴日留学。他到东京后的第一天就把辫子剪掉了。也许是受许寿裳的影响吧，鲁迅也剪掉了辫子，并因此成为他所在的江南班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剪辫后，鲁迅特意来到许寿裳的自修室，许一见之下就高兴地说：“啊，壁垒一新！”在日本留学时，两人常在一起讨论中国历史，讨论国民性，讨论“完美的人性”。

回国后，他们在工作中互相提携，在与权贵的斗争中共同进退。年，许寿裳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他向校长沈钧儒推荐鲁迅，一荐成功。鲁迅即刻从日本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化学教员。后来，在反抗新校长夏震武的斗争中，两人与其他教员一起辞职，并最终逼迫夏震武下台，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年教育部成立，许寿裳又向当时的教育部长蔡元培推荐鲁迅，蔡元培对鲁迅“久慕其名”，求之不得。从此，鲁迅开始在教育部任职。

年，许寿裳长子许世瑛五岁时，请鲁迅做他的开蒙先生。鲁迅教世瑛认了两个汉字：一个是“天”，一个是“人”。并在他的识字课本《文字蒙求》的封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后来，许世瑛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鲁迅认真地给他列了一份包含12本书的书目。

年，鲁迅第一次以“鲁迅”这个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许寿裳尚在南昌，他读到《狂人日记》后，觉得很像周树人的手笔，而署名却是姓鲁，天下岂有第二个周树人乎？于是写信问鲁迅，鲁迅说，那正是“拙作”。许寿裳对鲁迅了解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年，许寿裳夫人病逝，鲁迅在信中谈及孩子的成长问题，提出了“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这一个著名的“另类”观点。年，许寿裳的伯兄罹患半身不遂，鲁迅为他遍觅良医。

两人在教育部工作时，由于鲁迅被章士钊非法撤职，许寿裳跟鲁迅的另一位朋友齐寿山一起毅然辞职表示抗议，颇有义士之风。

年后，鲁迅辗转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当时许寿裳处于失业状态，鲁迅每到一地都积极为他联系工作。后来终于为许寿裳争取了广州中山大学的教职，立刻写信邀他前来。许寿裳到广州后，鲁迅和他一起住在中山大学的“大钟楼”里。许寿裳安顿下来之后，鲁迅天天请他下馆子，每次都是鲁迅买单。许寿裳要付帐，鲁迅坚持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如是者一连十几天。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做“单身汉”时，许寿裳隔三差五的给他送炖鸡，送蒸鸭，鲁迅终于找到了报答的机会。后来，鲁迅在中山大学辞职，许寿裳也陪着他一同辞职。

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杀害，鲁迅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杨杏佛的入殓仪式。当时许寿裳正在上海，他再一次大义凛然地与鲁迅站在一起，共同出席入殓仪式。危难关头，更显出友情的可贵。

年，许寿裳的三女儿许世玚得了扁桃腺炎，到上海请鲁迅帮忙介绍医生，鲁迅为此给远在北平的许寿裳写了三封信，不厌其烦的介绍病情，汇报治疗方案。其忠悃负责的态度，令人感动。

尽管鲁迅惜时如金，但每当朋友需要帮助时，他总是放下手中的工作，亲力亲为，竭诚相助。在上海时，医院就医，都是请鲁迅同去做翻译，鲁迅一般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医院里本来有专门的翻译员，院方一看是自己带了翻译来的，便以为患者是个“大款”，于是趁机“宰上一刀”。后来朋友们才发现这样吃亏不少，一时间这便成了他们之间的笑谈。

有一次，老朋友张协和的次子生病，医院诊断都说病情严重，他只好来找鲁迅想办法。鲁迅就托内山完造介绍他们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医院探视，并借给病人50元作零用。后来又多次替他们垫付医药费、住院费。患者病愈出院之后，鲁迅又专门在知医院院长、医师以及会计等人。

二

许寿裳曾经这样评价鲁迅：“他的富于友爱，也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最肯帮人的忙，济人的急，尤其是对于青年，体贴无微不至。”因为工作关系，鲁迅有好多朋友都是年轻人。鲁迅对这些年轻朋友的关怀与体贴，真正称得上是“无微不至”。在这方面，鲁迅与韦素园、李霁野、柔石、陶元庆等人之间的交往就是很好的例子。

青年翻译家韦素园曾经常去北大“偷听”鲁迅讲课。年5月他第一次见到鲁迅，鲁迅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看他家境贫寒，生活困难，便把他推荐给徐旭生，请徐旭生帮忙把韦素园介绍给《民报》。韦素园因此很快便担任了《民报》副刊的编辑。在鲁迅的支持下，在韦素园的努力下，副刊办得有声有色，并扩大了发行量。可惜韦素园上任还不到一个月，《民报》便因触怒了奉系军阀张作霖而被查封。后来，韦素园贫病交加，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住进西山疗养院。年5月鲁迅回北京探亲期间，专程前往西山疗养院探望韦素园。当天晚上，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叙述了会见的情形，他说：“感到他将终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然而也只得立刻装出欢笑，除了这几刹那之外，我们这回的聚谈是很愉快的。”鲁迅的烟瘾很大，几乎一刻也离不开烟，但他去看望韦素园时，几个钟头的时间硬是忍着没吸。韦素园几次让他吸烟，他都摇头说不吸了，为的是病人的健康。韦素园再三说不碍事，他才走出病房，站得远远的匆匆忙忙地吸了一根。

后来，鲁迅回忆说：“年5月末，我足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据李霁野回忆：鲁迅“对于素园的一病不起，觉得深深的惋惜。他极愿见见素园”。“在几点钟的谈话中总保持着极欢快的态度。一面鼓励素园只看些不太吃力的书，手痒时才译点轻松的文章，一面敦劝他好好休养，把恢复健康看为最重要的事情”。鲁迅“连对我们也没有流露出他心里潜藏着的悲哀”。这次探视后，韦素园感到体力精神越来越不好，治愈的希望不大，便嘱咐李霁野把自己翻译的《外套》精装一本，代题几个字赠送给鲁迅。年1月20日，鲁迅得知素园病情加重，不顾个人生活窘急，立即函告北京，由家用中借李霁野元，给素园治病。

年4月，鲁迅偶然翻检藏书，又看到了这本《外套》，睹物思人，他在书中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此素园病重时特装相赠者，岂自以为将去此世耶，悲夫！越二年余，发箧见此，追记之。”三个月后，韦素园与世长辞，年仅31岁。死讯传来，鲁迅万分痛苦，他亲自为韦素园手书碑文：“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后来，鲁迅谈到韦素园还是无限伤感：“素园逝去，实足哀伤，……忆前年曾以布面《外套》一本见赠，殆其时已有无常之感。今此书尚在行箧，览之黯然。”

年7月，韦素园去世两周年之际，鲁迅又写下了《忆韦素园君》一文，表达了对逝者的无尽思念。

年，他的学生兼朋友李霁野为了换取学费，想把自己所译的《黑假面人》卖出去。韦素园在寄给鲁迅的信中顺便提了一下，鲁迅怕李霁野吃亏，建议他们自己印了卖。他在回信中说：“《黑假面人》费了如许工夫，我想卖掉也不合算。……霁野寒假后不知需款若干？可通知我，我当于一月十日以前将此款寄出，二十左右便可到北京，作为借给他的，候《黑假面人》印成，卖去，除掉付印之本钱后，然后再以收来的钱还我就好了。”对此，李霁野自是感激不尽。10年后，年4月，李霁野在上海最后一次见到病重的鲁迅，他万分感慨地说：“我觉得我们不配有这样伟大的人。”

（柔石）

年，鲁迅的另一位年轻的朋友柔石被捕。当时，有一种消息说可以用钱赎出来，鲁迅为此积极筹措资金。后来传来柔石等“左联”五烈士遇害的消息，鲁迅万分悲愤，写下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这样的诗句。柔石等人遇害两年后，鲁迅又写下那篇脍炙人口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寄托哀思。柔石身后尚有年老的父母以及妻子和未成年的三个孩子，为了筹措遗孤教育费用，鲁迅慷慨解囊，一次捐赠元。后来又寄去了元。据柔石的妹妹赵文雄说，这笔钱“真是雪中送炭，一片真情”。

在中国现代书籍装帧史上，陶元庆是第一个采用新颖的图案装饰作为新文艺书籍封面设计的美术家，而他又是在鲁迅的热情鼓励支持下进行大胆创新的。陶元庆(—)，字璇卿，浙江绍兴人。曾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师从丰子恺和陈抱一等名家学习西洋画。对中国传统绘画、东方图案画和西洋绘画都广泛涉猎，有着不俗的见识和修养，为其从事书籍装帧艺术奠定了美学基础。

年，陶元庆到北京游历，就住在鲁迅曾经居住过的绍兴会馆里。不久，他为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一书设计封面，鲁迅看后十分满意。他让许钦文带话给陶元庆，让他有空来串门聊天。有意思的是，陶元庆原本性格内向，但一见鲁迅，说起话来却滔滔不绝，两人彼此很投缘。这原因除了是老乡之外，与鲁迅懂得美术也有关系。此后，两人有了更多的合作，鲁迅把自己的许多书籍都交由他设计。陶元庆还为鲁迅设计了《彷徨》、《出了象牙之塔》、《工人绥惠略夫》、《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坟》、《朝花夕拾》等。年3月，陶元庆在北京举办“个展”，鲁迅为画展写了序言，在序言中对陶元庆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后来陶元庆在上海举办画展，鲁迅再一次为文赞扬：“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什么桎梏的，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灵魂。”

陶元庆所绘鲁迅像

年，陶元庆在台州任教，鲁迅把自己的照片寄去，请陶元庆在假期对照照片为自己画一张肖像。年5月，陶元庆把画成的鲁迅头像寄给鲁迅，这是鲁迅生前最喜爱的一张肖像，后来这幅画就摆放在鲁迅北平寓所的客厅正中。

后来杭州国立艺术院成立，丰子恺推荐并亲自把陶元庆送到院长林风眠那里。由于曾经为鲁迅的书籍设计封面，陶元庆已很有些名气，林风眠决定聘他为图案教授。

年8月6日，陶元庆突患伤寒，遽然离世，年仅36岁。鲁迅对于陶元庆的逝世很是悲痛。当许钦文写信告知陶去世的消息后，鲁迅于日记中准确记录了他去世的时间：年8月6日午后8时。鲁迅还向许钦文详细询问陶元庆病中的情况和他的家境，并拿出元钱，托许钦文在陶元庆逝世的西子湖畔建造坟墓。

年，陶元庆曾经把自己的作品装订成册赠送鲁迅。年8月14日，陶元庆逝世两周年之际，鲁迅在扉页上写下这样的文字：“此璇卿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亦久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晞，留此为念。呜呼！”

三

提到鲁迅视为“知己”的朋友，我们不能不说瞿秋白。

年春末夏初，鲁迅在家中接待了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这是鲁迅和瞿秋白的第一次见面。他们谈得很畅快。从日常生活到刚刚过去的“一·二八”上海抗战，从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两个人无话不谈。直到夜幕催人，瞿秋白夫妇才离去。这次的见面，奠定了两人相知的基础。从此之后，鲁迅不仅掩护瞿秋白，扶助瞿秋白，而且与瞿秋白在工作中密切合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从年到年，瞿秋白先后四次在鲁迅家中避难，少则几天，多则半个多月。也就是说，在上海，每当瞿秋白面临危险而无处藏身的时候，他总是会到鲁迅家中。要知道，从年9月开始，瞿秋白就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重点追捕对象，收留他要冒多大的风险。如果没有临危不惧的精神，如果没有对朋友的一腔赤诚，很难想像有谁敢于一再收留这样一位“党国”要犯。危难时刻，是鲁迅挺身而出，保护了瞿秋白。

不仅如此，在经济上，鲁迅对瞿秋白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瞿秋白当时被王明宗派集团排除在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之外，自身又没有工作，经济上入不敷出，鲁迅竭尽全力帮助他。年8月，为了促使合众书店同意买下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4篇短篇小说，鲁迅不惜将自己的杂文集《二心集》的版权卖给合众书店，《二心集》也因此成为鲁迅著作中唯一出售版权的书。同年11月，鲁迅将他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交给良友出版公司出版，这本小说集共收10篇，其中2篇是由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共同翻译的。此书尚未出版，鲁迅就预先送给瞿秋白夫妇60元钱。年3月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期间，鲁迅和他一起编写了一本《萧伯纳在上海》，出版后鲁迅将全部稿费付给瞿秋白。同年7月，鲁迅请瞿秋白编一本《鲁迅杂感选集》，明知这本选集出版后会影响自己的单本杂文集的发行量，鲁迅还是这样做了。其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使当时生活已捉襟见肘的瞿秋白能得到一笔稿费。该书出版后，鲁迅即给瞿秋白“编辑费”元，其实，这其中一半钱是鲁迅垫付的。可以说，正是因为鲁迅持续不断的在经济上的支持，才使得瞿秋白30年代在上海期间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从而完成那么多文章和译作。

在上海期间，瞿秋白还与鲁迅合作写了12篇杂文。这些杂文都是瞿秋白在与鲁迅漫谈后写成的，经过鲁迅修改，用鲁迅当时常用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把它们收到自己的《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文集中。

瞿秋白虽然比鲁迅整整小18岁，但两人之间似乎没有因年龄而造成的隔阂，他们之间的广泛共鸣是鲁迅晚年生活的重要慰藉。在瞿秋白为《鲁迅杂感选集》写的序言中，有这样的句子：“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来是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读到这样的文字，有知音之感，这些内容日后也成为对鲁迅的经典评价。难怪鲁迅要抄这样一幅清人对联送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年1月，瞿秋白离开上海赴江西苏区，年被捕。在身份未暴露时，瞿秋白化名林其祥给鲁迅写信，说他已经被捕，请鲁迅设法营救。鲁迅收到信后，立刻着手设法营救瞿秋白。他想与周建人筹办一个店铺，以作铺保去保释瞿秋白，但不久就传来了瞿秋白被杀害的消息。鲁迅得到确信，长时间“木然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悲痛得头也抬不起来了”。

为了寄托对瞿秋白的哀思，鲁迅放下手头的很多工作，拖着病体，着手编选两大卷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他亲自抄录部分稿子，校对全部清样，还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特地送到印制技术较高的日本去，用重磅道林纸印刷。上卷运抵上海送到鲁迅手中时，已是年10月2日了。下卷还未出版，鲁迅自己也与世长辞了。两位知己先后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们之间的交往只有短短4年的时间，却书写了人间友谊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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