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

年5月，鲁迅作《狂人日记》（以患“迫害狂”的表兄弟，大姨母之子阮久孙为模型，此人病愈后安居，至年仍与鲁迅书信往还），载《新青年》4卷第5号（每6期为一卷）。此后鲁迅的创作源源不绝，他也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成员。是年9月，《新青年》自第6卷起才成立编辑委员会，由守常、玄同、涵庐、尹默、独秀、适之、鲁迅等人（尹默的回忆略有出入，编辑无涵庐而有岂明）充任，每期轮流主编（其他主要撰稿人就有岂明、张慰慈、半农等。而这轮流，也就埋下了日后分裂的伏笔）。据鲁迅追记，《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期稿件。

鲁迅一开始就找到了他的语言，横空出世的《狂人日记》，以极高的成熟度一举登上了小说创作的高峰，使全国文艺界震惊。小说的白话形式固然是对白话文学革命的强大声援，而小说的主旨乃在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此后他的笔锋也多以此为鹄的。岂明说，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当时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这是他在日本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甲揣测大概受张勋复辟的刺激而更烈），经玄同来旧事重提，好象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即爆发起来了。是以“铁屋子”这简单的一场话不期然竟生奇效（自然“铁屋子”也只是一个记略，鲁迅创作《狂人日记》之前，常有同好者来谈，如半农就曾赋诗记录他年那个旧历除夕在绍兴县馆的谈话：“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欲招缪撒，欲造‘蒲鞭’，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是以鲁迅不愧为籍由文学而革命思想之急先锋（这也是“鲁迅”这名字的第一次面世。鲁迅曾用名“迅行”，而《新青年》的编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他于是撮母姓，取周鲁同姓之国，且有愚鲁而迅速之意）。

但鲁迅可是主将？前已述及，那时的主将当是独秀、适之两大导师（元戎则要推孑民）。独秀力行其志，适之增以理论，鲁迅在抄碑。这确是“五四”前的事实（“五四运动”当天，鲁迅似乎茫无所知。他的日记这样记着：“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3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两册，是丸善寄来者。”接着的“六三”，鲁迅也只是在找房子。他后来也说：“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以后时移事易，鲁迅在青年中的影响力渐渐逼近陈、胡，或者竟有超越的迹象（我们的政治色彩甚浓的史学更隐欲将文学革命归功于鲁迅和守常），是晚些的事了。鲁迅几次做不愿掠美的澄清，既详述玄同约稿的经过，又讲明他的目的只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是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然而我那时对‘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他的本意，实在只是“呐喊”（即独秀也老老实实地谢绝这一光荣。他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适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不大同意他这一番经济史观的道理，也自负得多，但更认为白话文学是由来已久的）。

这是摧破敌阵的一声呐喊。同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标志其势已成。独秀作《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有鬼论质疑》，易白沙（坤，长沙人，侠士也。曾教授复旦。年庐墓独居，作《帝王春秋》。年谋刺北方剧贼不成，愤而蹈海）作《孔子平议》《诸子无鬼论》，守常作《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出了马克思主义专号），鲁迅、玄同、半农作小说和杂感，据白话这一阵地，奋勇向社会深层突进。岂明发表《思想革命》《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三大论文，揭橥文学改革的完整思想体系。岂明提出，“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进而主张人的解放和“人的文学”，“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是人的文学”。再具体而微，社会要的是忠实反映世间悲欢的平民文学。这一组宏文是新文化运动的扛鼎之作，近百年过去，光芒不减。尼采（FriedrichWilhelmNietzsche，鲁迅受他影响很深。对他的“超人”学说，世人误解不小）说：“这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将估定价值的标准和归依“人”如此鲜明完备地高唱出来，岂明允推第一。如此也见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新”，之所以较以往一切文学运动高明，之所以不待任何政治团体推崇而自有地位（岂明从文学史的角度，主张文学向来分言志派和载道派，两派起伏消长即构成历史源流，明末“抒性灵”为言志，清八股和桐城派转为载道，民元以来的文学革命，其实上承明末文学运动的伏流。这技术性诠释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与之相辉映的是适之带来的易卜生（HenrikJohanIbsen，鲁迅第一个在中国介绍他）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但易卜生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其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无一方可遍医天下，是以他虽出了很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要病人自己去寻。适之学哲学，容许只提出问题，独秀和守常却要脱胎于命世的儒学，不能满足于脉案，他们替中国找到的药方，是马克思主义。他这一派我们应该比较熟悉，总之人们应该了解，就文学革命而言，蔡、陈、胡，甚至包括岂明，要重于鲁迅（岂明当时竟也比鲁迅激进些，在年12月7日为即将创刊的《每周评论》作《人的文学》，独秀登入《新青年》，并约出《平民的文学》《论黑幕》，在《每周评论》4、5两期登载。岂明自述当时所作“可以说是近于‘言志’的东西，这即是‘祖先崇拜’与‘思想革命’”）。

（甲注：在年《新青年》第3卷4月号，刊登了一篇《体育之研究》，作者署名二十八画生，即毛润之，24岁。他翌年8月与湖南赴法学生一同来京，住在当年湖南第一师范伦理科教师、现北大教授杨昌济家，又蒙昌济介绍给时年29岁的北大图书馆主任守常，谋了一个阅览室助理员的差使。润之在京半年，眼界大开，18年后对斯诺谈及，这半年中他“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但他开的书单那时还没有出版。他没说“成为”，这思想极端驳杂的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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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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