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周氏兄弟：从怡怡到失和

王卫军

鲁迅，年9月25日出生；

周作人，年1月16日出生。

哥哥比弟弟年长近三岁半。

作为兄长，鲁迅时时处处都在呵护着周作人，生怕弟弟受了委屈。正因为有这种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兄弟二人的关系可谓心心相印、怡怡动人。特别是在父亲周伯宜去世后，面对炎凉的世态和冷漠的人情，鲁迅更加感到自己肩头担子的沉重，所以他对弟弟的关照也格外用心。

留学日本时，鲁迅有熬夜看书的习惯，周作人则起居很有规律。为了不影响弟弟休息，鲁迅便让周作人和许寿裳同住一间房，自己单独住在另一间房中。

在日本留学后期，鲁迅曾有过继续留在日本从事文艺运动或者去德国深造的想法，但由于此时周作人已经结婚，日常开销很大，生活和学习都不免有些捉襟见肘，加之母亲也来信说经济上困难较多，希望鲁迅能挣钱贴补家用，于是鲁迅便放弃了自己的想法，提前回到国内并很快去找了工作。

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生下孩子后，作为大伯的鲁迅曾经在日记中专门记载了此事：“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妇于十六日下午七时二十分娩一男子，大小均极安好，可喜。”（鲁迅：《壬子日记》，见《鲁迅全集》第14卷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北京第1版）

初到北京时，鲁迅不仅经常寄钱给周作人，而且对侄子、侄女也关怀备至，连侄子、侄女的名字都是鲁迅给起的。

有研究者统计，“鲁迅年5月5日从南京到北京，后来介绍周作人到北京大学教书，周作人从绍兴出发往北京是年3月27日，其间不到五年的时间，单从鲁迅日记上看，他寄给周作人的信就有四百四十五封，收到周作人的信是四百四十三封”（黄乔生：《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第页，群众出版社年1月第1版）。仅此一例，便可见兄弟二人的关系是多么融洽。

年，周作人到北京不久就生了病，是麻疹（当时怀疑是猩红热）。因为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而且发热很高，有很大危险，鲁迅便以每次十二元的高昂出诊费，专门请了德国医生来给弟弟看病。

周作人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编写讲义的任务很繁重，加之时间紧迫，很难一挥而就，便请哥哥出面帮忙。每次都是周作人先写好草稿，然后交给鲁迅修改并抄写出来，最后才拿到学校去油印。

年鲁迅在北京买房时，曾经花了半年多时间到报子街、铁匠胡同、鲍家街、广宁伯街、辟才胡同、蒋街口、护国寺等地看房，最后才选中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的房子，其间所有的工作包括看房、交涉、办各种手续甚至借钱，都没有让周作人出力。而鲁迅之所以选中八道湾十一号这个地方，就是考虑到两个弟弟都有了孩子，这里不但房间多，而且院子里空地比较大，适宜孩子们玩耍。

“五四”时期，因陈独秀等人的帮助和催促，《域外小说集》重新出版时，鲁迅写了“序言”后署名时，只署了弟弟的名字。

年1月，周作人参与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大家公推他起草研究会的宣言。鲁迅虽然没有参加“文学研究会”，但看了弟弟起草的宣言后，仍然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并将自己的许多作品拿到“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小说月报》去发表，以示对“文学研究会”的支持。

……

诸如此类哥哥关照弟弟的事例，在鲁迅的生命历程中数不胜数。作为大哥，鲁迅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对弟弟情深意长，关爱有加。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年7月中旬，周氏兄弟的手足之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鲁迅：《日记十二》，见《鲁迅全集》第14卷第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北京第1版）

过去都是和周作人家一起吃饭，今天为什么要分开吃呢？鲁迅没有说，鲁迅的母亲鲁瑞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老太太曾经对借住在八道湾十一号北屋的鲁迅的同乡学生许羡苏说：“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现在大先生决定找房子搬出去。”（转引自王锡荣《兄弟参商为哪般——鲁迅与周作人究竟为什么决裂》，见《鲁迅生平疑案》第6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年12月第1版）。

随后的几天风平浪静，一如既往。但是，7月19日，情况却发生了骤变

这天上午，周作人来到鲁迅的房间，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将一封信交给鲁迅。鲁迅被弟弟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懵了，连忙把信拆开，不禁大惊失色。

信是这样写的：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看完信，鲁迅让周作人坐下想问问清楚，但周作人不予理睬，扬长而去，鲁迅只好让家里的佣工齐坤带话给弟弟，要求周作人来把话说清楚，没想到周作人竟一口回绝。

这天下午，北平城下了一场特大暴雨，仿佛预示着将要发生什么不详的事情了。

当天晚上，鲁迅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鲁迅：《日记十二》，见《鲁迅全集》第14卷第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北京第1版）

7月26日上午，经许羡苏介绍，鲁迅前往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看房。这里是许羡苏的同学俞芬家借住的地方，现在正好有空房。看房之后，鲁迅当即决定到这里来借住，下午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搬家。

8月2日下午，鲁迅“携妇（引者按：指朱安）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鲁迅：《日记十二》，见《鲁迅全集》第14卷第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北京第1版）。不久，母亲也搬到了这里。

年5月，鲁迅买下了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房（今为北京鲁迅博物馆所在地），终于有了比较安定的住所。

6月11日下午，鲁迅返回八道湾十一号取自己的东西，不曾想遭到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夫妇的骂詈殴打。鲁迅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仕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鲁迅：《日记十二》，见《鲁迅全集》第14卷第～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北京第1版）

当时，鲁迅的同乡后辈章廷谦（川岛）就住在八道湾十一号原来鲁迅住过的房子里，他全程目睹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夫妇对鲁迅的施暴：“过了一会，从里院传出一声周作人的骂声来，我便走到里院西厢房去。屋内西北墙角的三角架上，原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型铜香炉，周作人正拿起来要砸去，我把它抢下了”（川岛：《弟与兄》，见《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页，北京出版社年1月第1版）。不然的话，这样一个巨大的铜香炉如果打在鲁迅头上，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有了这样一番野蛮阻挠，最后，鲁迅只从八道湾十一号取出一部分书籍，而他以十多年之勤收集的古砖及拓本都没有取出。后来，鲁迅在《〈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一文中曾经痛心疾首地说：“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鲁迅：《〈俟堂专文杂集〉题记》，见《鲁迅全集》第10卷第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北京第1版）。

据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王锡荣先生说，建国后，他曾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周作人藏书中，亲眼看到了当年鲁迅在日记中提到的自己的部分藏书。

打这次去八道湾十一号取自己的东西时见到周作人，直到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兄弟俩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双子星座”就此兄弟参商，令人唏嘘不已。

那么，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会从怡怡走向失和呢？民间主要有这样几种说法：

一是经济说。

鲁迅的母亲鲁瑞曾说：“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贷，是不好的。”（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大师母谈鲁迅兄弟》，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页，北京出版社年1月第1版）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也曾说：“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照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块钱花掉了。”（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见《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页，北京出版社年1月第1版）

许广平回忆鲁迅曾经这样对她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日本人，名叫信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页，北京出版社年1月第1版）

不仅周家人这么说，就连鲁迅的朋友郁达夫、同乡章廷谦等人也多认为是因为经济问题，羽太信子对大伯鲁迅有了意见，所以很想找机会把鲁迅从八道湾赶出去。

二是惧内说。

羽太信子想赶走鲁迅，那么作为其丈夫的周作人又是什么态度呢？

据周建人、俞芳、许寿裳等人回忆，周作人是非常惧内的，怕老婆怕得要死，生怕这个日本女人歇斯底里地发作，所以不敢说老婆半句不是，只好逆来顺受，无形中更加助长了羽太信子的霸道。

而羽太信子恰恰又是一个“外貌恭顺，内怀忮忌”（许寿裳语）的人，仗着日本人的势力，专横跋扈得很，总想蓄意将鲁迅和周建人赶出八道湾，所以就有了在周作人面前的胡说与挑唆，也就有了下面的“不敬说”。

三是不敬说。

在羽太信子看来，鲁迅的所谓“不敬”，并非“不尊敬”，而是“不正经”。

王锡荣先生在《鲁迅生平疑案》一书中说，据章廷谦年的谈话记录，“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引者按：指章廷谦）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王锡荣：《兄弟参商为哪般——鲁迅与周作人究竟为什么决裂》，见《鲁迅生平疑案》第6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年12月第1版）

年，王锡荣先生曾经到北大宿舍“蔚秀园”拜访过徐祖正。徐先生“当时因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不愿多说，只说不清楚。其实，他的意思也是有此一说（引者按：指鲁迅在羽太信子卧室下听窗）。但许寿裳曾经提到‘张凤举他们’（意思是包括徐祖正）表示，这‘完全是两人的误解’”（王锡荣：《兄弟参商为哪般——鲁迅与周作人究竟为什么决裂》，见《鲁迅生平疑案》第6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章廷谦也认为“这（引者按：指听窗）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转引自王锡荣《兄弟参商为哪般——鲁迅与周作人究竟为什么决裂》，见《鲁迅生平疑案》第6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年12月第1版）。

事实上，窗前不仅种着花木，而且还有一道土沟，人是根本无法靠近窗户的。即使靠近了，也未必能偷听或窥视到室内的详情。何况鲁迅个子矮小，怎么可能会不顾及自己的狼狈样子而在土沟和花卉之间伸长脖子去临窗偷听呢？

还有研究者推测，所谓的“不敬”可能是指鲁迅窥视了羽太信子的沐浴。但这些说法，其实都站不住脚。

鲁迅之子周海婴曾说：“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周海婴：《兄弟失和与八道湾房产》，见《鲁迅与我七十年》第73页，海南出版公司出版，年9月第1版）

按照这个思路，王锡荣先生的设想是：“由于平时因经济问题、持家方式等方面积怨已深，本已处于一触即发状态，这天因某种机缘，出现一种既关乎经济、又埋藏着‘不敬’危险的冲突：例如吃饭。假设当鲁迅前往后边院子（引者按：八道湾的房屋共三进九间：鲁迅独自住在院内第一进南屋的中间，母亲鲁瑞和夫人朱安分别住在第二进坐北朝南的西屋和东屋，中间是饭厅；周作人、羽太信子夫妇和周建人、羽太芳子一家分别住在第三进坐北朝南的西屋和中间，东屋后来住进了许钦文的妹妹许羡苏）吃饭时——当时正好周作人不在——恰巧信子正在沐浴，鲁迅为寻找本该一起吃饭的人而无意中看到了信子沐浴，或在吃饭过程中因信子没好气而产生某种争执，甚或发生身体碰撞，这就成为信子撒泼的理由。而鲁迅觉得既无聊又无奈，只好让她去胡说了。而当周作人知道后，又加上自己的猜疑，使信子益发觉得自己骂得有理，这就成为两人指责鲁迅的依据。”（王锡荣：《兄弟参商为哪般——鲁迅与周作人究竟为什么决裂》，见《鲁迅生平疑案》第78～7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年12月第1版）

那么，对于羽太信子的恶意毁谤，鲁迅又是什么态度呢？

事实上，鲁迅一开始并没有对人们说什么，甚至连母亲都不清楚他和弟弟一家究竟为了什么而反目。但是，不说不等于心里就不难受。很快，鲁迅就因气愤难平而病倒，肺病大发作，一个多月后才慢慢好转。

据许广平回忆：“在搬出八道湾以后，鲁迅曾经这样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来了，生活才能够有点预算，比较不那么发愁了。’”（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页，北京出版社年1月第1版）鲁迅还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转引自王晓明《鲁迅传》，中华励志网在线阅读）

年1月27日，鲁迅在《晨报副刊》发表《奇怪的日历》一文时，署名“敖者”。同年9月21日，鲁迅在写《〈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一文时，开始使用“宴之敖者”作为笔名。

那么，“敖者”或者“宴之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一书中谈到鲁迅的笔名时曾说：“宴之敖三字很奇特，查先生年谱，民国八年——一九一九——载：‘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成，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民国十二年，‘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可见他是把八道湾屋买来修缮好，同他的兄弟移入，后来才‘迁居’了的，这是大家所周知的事实。究竟为什么‘迁居’的呢？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页，北京出版社年1月第1版）

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到羽太信子的信口雌黄究竟给鲁迅内心造成了怎样的伤痛。

但是，尽管弟媳妇如此侮辱诽谤自己，鲁迅仍旧以宽大的胸怀容纳了羽太信子一家，在经济上继续给对方以无私的帮助。年10月，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九曾写信给鲁迅，说：“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谢”（转引自王锡荣《鲁迅生平疑案》第6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年12月第1版）。“这还不算，羽太儿子重久的不时需索和他的三次来到中国，鲁迅都有专款资助，甚至羽太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也都是由鲁迅每月另行汇去的”（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页，北京出版社年1月第1版）。

就是对于胞弟周作人，尽管鲁迅也曾指出羽太信子的谩骂中“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但鲁迅并没有因周作人的助纣为虐而彻底中断了兄弟骨肉之情，而是终其一生都在 　　5月6日，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鲁迅：《致杨霁云》，见《鲁迅全集》第12卷第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北京第1版）

显然，鲁迅对于胞弟表现出了最为公允的理解与评价。

可是，年，《鲁迅书简》影印出版后，周作人可能是看到了鲁迅的这两封信，便在同年6月3日所写的《〈桑下谈〉序》中作出了激烈的反应：“三年前戏作打油诗有云：‘且到寒斋吃苦茶’。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批评家哄哄的闹了大半年，大家承认我是饮茶户，而苦茶是闲适的代表饮料。这其实也有我的错误，词意未免晦涩，有人说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亦无可言云云，鄙人不但活该，亦正是受惊若宠也。”（转引自天涯论坛左岸花开花事书话《度尽劫波兄弟在》楼主：子非鱼兮；时间：-11-:21:04）

这是周作人对三年前那场沸沸扬扬的论争的第一次正式表态。他肯定了林语堂等人“词意未免晦涩”的说法，不过对其兄私下里的帮助言论却并不领情，反说鲁迅讽刺他活该。假使鲁迅此时仍然在世，不知他看了这话会作何感想。

直到三十多年后，已经八十多岁的周作人才在《知堂回想录》里表达了对这场争论的正确态度：“对于我那不成东西的两首歪诗，他（引者按：指鲁迅）却能公平的予以独自的判断，特别是在我们‘失和’十年之后，批评态度还是一贯……鲁迅平日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会对于任何人有什么情面，所以他这种态度是十分难得也是很可佩服的，与专门‘挑剔风潮’兴风作浪的胡风等辈，相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在病院中》，见《知堂回想录》第页，敦煌文艺出版社年1月第1版） 　　周作人还说：“《五十自寿诗》在《人世间》上发表之后，便招来许多的批评攻击。林语堂赶紧写文章辩护，说什么寄沉痛于悠闲，这其实是没有什么可辩护的；本来是打油诗，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挨骂正是当然。批评最为适当的，乃是鲁迅的两封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打油诗》，见《知堂回想录》第页，敦煌文艺出版社年1月第1版）

此时，周作人已是八十一岁的高龄，总算说了一句没有情绪的公允的话，莫非真的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

但不管周作人念不念兄弟之情，鲁迅对周作人都是情牵手足的。

年1月27日，平津文化界一百零四位教授联名发表了《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书》声援抗日，周作人却没有署名。对此，鲁迅深表忧虑。他通过三弟周建人转告周作人：“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连钱玄同、顾吉冈一般人都具名，而找不到你的名字，……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转引自肖同庆编著《闲适渡沧桑：周作人》第8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年12月北京第1版）。

据周建人回忆，冯雪峰曾对周建人说“他看过周作人的《谈龙集》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要让周作人接触进步力量”（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见刘绪源编《苦雨斋主——名人笔下的周作人周作人笔下的名人》第35页，东方出版中心年1月第1版）。但让鲁迅万万想不到的是，自己去世后不到三年，胞弟周作人竟然真的下水附逆日本人，出任了华北教育督办伪职，成为人人唾弃的汉奸。

鲁迅最后一次公开谈论周作人时，以一个史学家的眼光公正客观地肯定了周作人对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贡献：当斯诺夫人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身份问他“你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散文作家有哪些”时，鲁迅列出的名单中，位居首位的就是周作人。

鲁迅的态度，充分显示了一位兄长的念旧与关切、宽容与关心。据周建人回忆，鲁迅临终前躺在病床上还在看周作人的著作，真可谓倾其一生之情感于胞弟，这是何等的令人动容啊！

然而，周作人却从兄弟失和后一生都在忌恨着自己的亲哥哥，经常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包括婚姻、文化观、政治思想等，极尽讽刺、嘲笑、非议之能事。

周作人曾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页，北京出版社年1月第1版）

年6月1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破脚骨”》。据川岛说，这正是针对鲁迅而写。在文章里，周作人无端映射鲁迅去八道湾索回自己的书籍和生活器具是“无赖子”、“流氓”、“劫掠者”和“盗贼”，并且做了一连串的“考证”来证明鲁迅是个“无赖子”：“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转引自钱理群《周作人传》第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9月第1版）。这样恶毒的咒骂出自一向温雅的周作人，很让人不敢相信，也足见他对鲁迅的怨恨何其之深。

年7月31日，周作人写了《老人的胡闹》一文，竟然在评论日本议员反对称中国为“中华”而主张称“支那”的演讲时，故意离题去议论什么“我国的老人”，说有的老人“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周作人：《瓜豆集》，转引自《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上卷第页，今日中国出版社年11月第1版）。

对此，许广平曾明确地指出：“正当鲁迅大病时，周作人在一篇题为《老人的胡闹》的反动文章中，竟把鲁迅与当时投靠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日本老朽相提并论……为什么周作人这样说呢，正因为这时鲁迅已公开表明他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而周作人却认为鲁迅接受党的领导，是重在‘投机趋时’，是‘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不仅态度蛮横已极，而且充分表明了两个人在政治上的分野。”（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页，北京出版社年1月第1版）

年10月19日清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去世。

消息传到北京，周作人在北大法学院礼堂参加了鲁迅纪念会。第二天，他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在长达一个小时的上课过程中，周作人始终在讲授颜之推的《兄弟》篇。台下的学生看到他脸色幽暗，虽没有泪，眼圈却是红的。下课后，周作人和宋紫佩同去西三条二十一号，将鲁迅的死讯告诉了母亲。母亲闻讯后悲痛到了极点，双腿抖得非常厉害，只好倚靠在床上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要靠你了。”周作人面色痛苦地连声说：“我苦哉，我苦哉……”（转引自“佳忆的BLOG”,伤逝-06-:22:03







































白癜风用药
春天白癜风


转载请注明:http://www.falalicar.com/rsljg/179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