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鲁迅精神的阐释对左翼“鲁迅传统”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周扬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权威的阐释者以及党的文艺政策代言人，掌握主流话语权威。周扬的身份使得他成为鲁迅传统的权威阐释者成为必然。周扬的这种身份使他主要从政治实践角度对“鲁迅传统”进行阐释。这种“鲁迅传统”的建构必然影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鲁迅精神的体认和接受。

毛泽东；鲁迅传统；周扬；文艺思想

20世纪中国，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历史发展，鲁迅作为一种人格符号与文化符号的价值日益成为一种资源和一面旗帜，其人格精神逐步被阐释和建构并最终形成了一种传统，即“鲁迅传统”。由于毛泽东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地位和政治权威，他对鲁迅精神的阐释和认同必然成为“鲁迅传统”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周扬对“鲁迅传统”的阐释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及其话语权威。

“鲁迅传统”作为一种鲁迅精神的阐释和话语建构，本身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作为一种被建构的传统，它被赋予复杂的精神内核与开放性、多元性与共时性的延宕，渗入中国现代思想、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以及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与历史政治转型语境下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在20世纪国家民族风云跌宕之际，“鲁迅传统”被赋予许多想象。马克斯·韦伯在论述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与方法论问题时，认为研究中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现实的理解’，即对现实中的现象与事物进行直接观察与描述；另一种是‘解释性理解’，即把特定行为放到某种更广阔深入的知识结构或意义结构中，分析其动机与意向关系，说明其意义。”［1］

根据这种说法，“鲁迅传统”的建构无疑属于后一种，即将鲁迅思想放到中国政治文化历史语境中理解和阐释，从而显示出“鲁迅传统”及其丰富的历史与现实的多彩内涵。

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不幸病逝，鲁迅去世后左翼“鲁迅传统”的建构，是从革命意识形态之维对鲁迅精神进行阐释开始的。左翼语境中，对“鲁迅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阐释，最具权威性和经典性的话语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继瞿秋白之后，对鲁迅进行精辟论述的人。他对鲁迅精神的基本论断，已成为中国社会被普遍认可的经典论断。毛泽东具体论述鲁迅思想的论文主要有两篇，即年的《论鲁迅》和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此外还有在一些讲话中涉及对鲁迅思想的阐释。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着眼于其政治性，即从正在创构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当时的革命实践需要着手的，这些文章和讲话对构建革命意识形态“鲁迅传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毛泽东在一系列的文章和讲话中系统地评价了鲁迅思想与精神实质，强调鲁迅与中国革命以及无产阶级的联系，认为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2］。并且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2］；“中国的第一等圣人”［2］，这无疑是将“鲁迅精神”党派化。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概括了鲁迅的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2］。并把这种特点概括为“鲁迅精神”，同时号召党员学习“鲁迅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可以看出，毛泽东强调的“鲁迅精神”侧重的并不是“文学家”，而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对革命有着帮助。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将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并将新文化运动与无产阶级即共产党联系起来，“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年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再次强调鲁迅的“阶级立场”：“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3］

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力图将鲁迅作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党的一面旗帜，目的是通过对“鲁迅传统”阐释，夺取话语权，并将其纳入革命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中，为党的政治工作服务。从毛泽东对鲁迅及其精神的评价与理解来看，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将鲁迅当作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来看待的。即现代中国的圣人。其次，毛泽东并没有从政党的角度来理解鲁迅，而是从精神文化的层面来理解鲁迅对现代中国的价值意义。第三，毛泽东将鲁迅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最根本的是在于鲁迅的精神气质，即具有独立的思想人格，是具有主体价值的人，摆脱了传统的奴隶性格，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事业中，这种精神是最可宝贵的。毛泽东主要从精神方面来评价鲁迅的历史和社会意义，即鲁迅精神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价值，这是鲁迅最宝贵的遗产。

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阐释成为其后“鲁迅传统”建构的主要依据和理论资源，可以看出其后左翼语境下对“鲁迅传统”的建构都是从经典评价基础上进行的阐释和延伸。王富仁认为：“毛泽东对鲁迅的论述在中国鲁迅研究史上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中国的鲁迅研究史上起到与毛泽东同样巨大的作用。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中国的鲁迅研究无论如何也不会有现在的繁荣局面。”［4］这种由毛泽东开创的“鲁迅传统”研究支撑了鲁迅研究的繁荣局面。

围绕毛泽东对鲁迅的权威论断，左翼语境中周扬、冯雪峰、胡风的“鲁迅传统”建构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模式。周扬的身份和地位使其对“鲁迅传统”的阐释最接近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评价和概括。以周扬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前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他们是以文艺的中介而进入了政治革命历程的，也即是说，他们有着独立的思想体系。而延安时期由于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权威话语的确立，在为革命意识形态服务前提下，他们必须改造自己以前的思想，将自身的思想体系纳入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并成为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与执行者。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周扬的思想总在文艺与政治之间经常出现“摇摆”，但周扬的职业政治家的意识使他总是能准确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和意图，所以，在与冯雪峰、胡风对“鲁迅传统”的阐释权威的争夺中无疑占据了主流话语权威地位。

周扬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权威的阐释者以及党的文艺政策代言人，掌握主流话语权威。既然共产党掌握了从革命意识形态领域阐释“鲁迅传统”话语权，周扬的身份使得他成为鲁迅传统的权威阐释者成为必然。

比较而言，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对“鲁迅传统”的阐释呈现如下特征：以毛泽东对鲁迅精神阐释为引领，巩固对鲁迅资源阐释的话语权，结合当时形势和政治需要对“鲁迅传统”进行阐释并加以改造和利用，借此提出“鲁迅道路”的新方向，以为延安文艺实践服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鲁迅传统”的阐释要服从于对知识分子大众化改造的方针，鲁迅传统作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推动文艺整风运动的进行，周扬作为革命意识形态阐释“鲁迅传统”的主将，对这一时期的“鲁迅传统”的改造起到重要作用。

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活动中，作为十三人主席团之一的周扬写了《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5］。“这是与鲁迅发生过矛盾的周扬，写的第一篇鲁迅研究论文”［6］，这是周扬在毛泽东《鲁迅论》基础上，对毛泽东的鲁迅的文艺思想进行了补充和发挥，并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周扬结合当时的抗战语境和政治现实和毛泽东对鲁迅的阐释，将鲁迅精神塑造为“现实的战斗精神”，认为“鲁迅的一生和中华民族解放不能分开的。”［7］这与毛泽东认为鲁迅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形成呼应；并将鲁迅思想的发展描述为“爱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者”［7］，这种“战斗性”传统即是毛泽东所说的鲁迅特点中“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2］的表现。在鲁迅同共产党的关系上，周扬则以“彻底的民主主义，严峻的现实主义，加上对于人民的深挚的爱”［7］使鲁迅和无产阶级自然的结合，从而成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周扬还发现鲁迅晚年具有“非凡的注意和锐利的眼光”［7］，以及将鲁迅当作“中华民族的千古不朽的伟人，全中国人民的一个光荣的模范”［7］。这种评价契合了毛泽东对鲁迅“政治远见”的评价以及“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的褒赞。

在抗战语境下，周扬强调鲁迅的“战斗精神”，“研究鲁迅的著作，学习他的战斗精神，继承他的遗志，是抗战文化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门”［7］。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学习鲁迅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2］的翻版。“鲁迅战士形象的真正确立是在整风运动前的延安。”［9］在“鲁迅传统”阐释的官方话语中，鲁迅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战斗精神”在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阐释中逐渐成为“鲁迅传统”的主要特点。

鲁迅的“阶级立场”也是构建左翼“鲁迅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左翼语境下，“鲁迅传统”的建构主要围绕鲁迅的“战斗精神”和“阶级立场”两方面进行塑造，将“鲁迅精神”作为共产党的现实革命政治的斗争工具。毛泽东将鲁迅视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围绕毛泽东的鲁迅阐释，周扬等延安知识分子主要论述鲁迅与“人民大众”的关系。配合延安要求知识分子“大众化”要求，鲁迅被塑造为对大众有着深切的爱和同情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为了配合“文艺大众化”政策实践，周扬在《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发言中，不失时机地谈到鲁迅“由于这种时代的限制和他个人生活的特殊性的结果，现实主义者的鲁迅没有能够创造出积极的形象”［7］的遗憾。但周扬强调鲁迅所处的“当时时代的限制”而暗示“当下”的现实，就委婉地暗示了延安知识分子要自觉走向大众的意图：“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信中曾提及鲁迅‘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而导致他‘注重其黑暗面’，周扬所持的‘鲁迅遗憾’的论断无疑是对毛泽东来信意见的呼应。在‘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的局势下，结合抗日战争的‘农民斗争’性质，政治对文艺大众化的要求再现端倪。周扬借鲁迅‘不胜辽远的眺望’，来支撑‘塑造新形象’的大众化新文艺，引导文艺从暴露黑暗走向对英勇斗争的歌颂，这无疑是对‘鲁迅传统’进行大众化改造的起步。”［9］

综观周扬延安文艺整风以前时期的鲁迅阐释，可以看出其对“鲁迅传统”的建构主要是围绕毛泽东的鲁迅精神阐释而展开的。

随着历史政治形势的发展，延安曾出现了一段鲁迅启蒙精神复归的“杂文之春”的短暂时期，延安知识分子通过鲁迅的杂文形式对当时延安解放区政治社会的一些弊端进行抨击和批判，周扬在“鲁艺”也在“关门提高”写了研究鲁迅的《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为纪念他诞生六十周年而作》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周扬从鲁迅早期论文《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入手，分析其思想内容，并对鲁迅早年“非物质，重个人”观点肯定。而指出尼采对鲁迅的影响以及强调两者的区别，以及鲁迅对尼采与拜伦的不同观点，分析鲁迅与高尔基的思想实质，并高度评价了早年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这些都是周扬这篇文章中难能可贵之处，极富洞察力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在结尾处谈到文学的精髓与鲁迅的功绩：

这就是说文学应当探究人生的本质，窥寻它的规律，换言之，就是阐明人生的真理，要这样文学对于人生才有益处。他是同时主张文学表现人生而又作人生教科书的。这是完全的现实主义的观点。［2］

可以感受到周扬这篇文章与他推行的现实文艺政策的差别有多大。作为“五四”以后时代的人，这种差别在周扬身上表现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身份的矛盾和挣扎。［10］

但周扬作为职业革命家，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徘徊，为了使自己的阐释符合当时政治的需要，使周扬不可能认识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中更深的意义。［11］随着延安政策的转向和文艺政策的调整，周扬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和理论素养，在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中，很快获得毛泽东的赏识，成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权威阐释者，逐渐掌握了“鲁迅传统”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核心话语权。此后周扬对“鲁迅传统”的阐释一直沿袭着毛泽东的鲁迅论，并结合当时的政治与政策适时发挥，将“鲁迅传统”作为政治工具推进政策实施，虽然周扬在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后，尝试将“人道主义”思想纳入对“鲁迅传统”的建构中，但仍未跳出将鲁迅思想为政策服务的功用主义圈子。

综观周扬对“鲁迅传统”的建构，由于他的党的文艺领导人的身份，使他对“鲁迅传统”的阐释主要服务于各个时期的党的具体的文艺政策。作为毛泽东思想和文艺政策的阐释者，不可避免将“鲁迅传统”主要从政党逻辑层面考虑，而较少考虑作为文学家的鲁迅。“鲁迅传统”的构建体现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特征，因此他不可能从理论的话语形式上提出问题，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利用阶级斗争和文艺领导的地位打压和整合了胡风、冯雪峰的“鲁迅传统”阐释模式，从而树立了周扬建构“鲁迅传统”的绝对权威。

周扬曾在阐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时说道：“我们今天在根据地所实行的，基本上就是明天要在全国实行的。为今天的根据地，就正是为明天的中国。”［12］从这种意义上说，左翼“鲁迅传统”的建构和形成必然影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鲁迅精神”的体认和接受，同时“鲁迅传统”也会以一种直接的姿态介入新中国的文化政治建构中，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品格和走向。

［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李宗英，张梦阳.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3］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年4月28日）［A］.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4］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5］周扬.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解放［J］.，（56）．

［6］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上卷一［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7］周扬.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周扬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8］潘磊.“鲁迅”在延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9］朱君青.周扬与中国“鲁迅传统”［D］.苏州:苏州大学，．

［10］李辉.摇荡的秋千［M］.深圳：海天出版社，．

［11］钱理群.与鲁迅相遇［M］.北京：三联书店，．

［12］周扬.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N］.解放日报，-09-09．

［收稿日期］-02-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范式与新传统的形成研究”（项目编号：14BZW）；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SKA）。

蔡洞峰，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鲁迅与中国现代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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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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