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一片小花园，转上二楼，推开旧式的普通黄色木门，除了堆满书桌的资料和书籍外，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书橱顶端整整齐齐排列着的两三排空酒瓶，式样不同，但清一色都是百利甜。书与酒，似乎自古以来都与中国的文人紧密勾连，而不曾想的是，在这间办公室里，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百利甜都是泡咖啡的辅料。甜酒入杯，丝丝缕缕地画出几道曲线，最后用不锈钢的小勺子搅上几下，“来，尝尝我这里的咖啡。”

年9月9日，晴好的午后，谢老师在办公室里为我们调制了咖啡，面对校友平台的专访，向我们讲述他数十年的人生经历和学术道路。稿件写完之后，谢老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对稿件中的一些事实细节仔细修订，提供珍贵旧照，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迁延，这篇获得谢老师授权的稿件未能如期发出。今日惊闻谢老师离去，特此刊发，以表达对谢老师的追思与缅怀。

谢天振

届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校友。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学者，国际知名比较文学专家与翻译理论家。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创始人，中国翻译学最重要奠基人之一，翻译学学科建设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批评者之一。

面对这一长串的官方介绍，谢天振并不认为这些是学术地位的象征或是值得夸耀的荣誉，只是自己的职业经历而已。当被问及如果给自己一个定位的时候，他不假思索，“我认为自己只是一介人，一个文化人，喜欢看看自然的湖光山色，喝喝咖啡，和朋友谈古论今，听听音乐，逛逛画展。”只是，这位年逾古稀的文人，如今仍然担任两本期刊的主编，还有多本专著和个人十卷本文集即将付梓出版。自年研究生毕业留校起，他近四十年的人生都在与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研究打交道，至于他的翻译生涯，则已经跨越了整整半个世纪。

念念不忘，恩师引路埋俄苏文学情结

年，谢天振翻译的《普希金散文选》正式出版。在译者序里，他写道：

“我们这一代人从俄苏文学中所受到的教义实在太多了，从文学趣味、审美标准，直到我们的道德观念、人生理想等等，无一不受到俄苏文学的影响。因此，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渴望能为俄苏文学的翻译和传播一尽绵薄之力。这个愿望，说它是处于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也好，说它是想对俄罗斯文学进行“回报”也可，反正，这是我心中的一个“俄罗斯文学情结”。

对祖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抱定执着的信念，俄苏文学对谢天振那代人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启蒙，更是精神启蒙。谢天振的俄苏文学情结始于60年代的四年俄语本科学习。

年，谢天振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念大二，系主任倪波老师发现谢天振尽管在班上成绩并不出众，但是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倪老师决定带他走进俄罗斯文学的世界。就此，每周倪老师都会抽出个晚上，单独带着谢天振阅读屠格涅夫的俄语原版作品。于谢天振而言，这既是初次接触俄语原版的文学作品，也是初次接触屠格涅夫的俄文原作，尽管读得不快，整整一个学期都没读完《贵族之家》，但是他的内心已然被俄罗斯文学深深震撼，更真真切切地爱上了俄罗斯文学。后来读到的普希金诗歌，其语言之瑰丽让谢天振感受到译作的苍白与俄语的魅力。“如果要我去一个远离人烟的地方生活，我想，给我一本普希金诗歌，再有一张贝多芬唱片就可以了。”

谢天振于巴西里约热内卢

经过一年的熏陶与阅读，到了大三，尽管谢天振的教科书始终维持着崭新的面貌，但他在班上的成绩已经遥遥领先，真正属于他的那些教科书是图书馆里的一本本俄罗斯文学名著的原著。“想要学好一门语言，大量阅读是不二法门。读得多了，词汇量就丰富了，外语自然就学好了。

然而谁又能想到，在此之前，他差一点就决定退学。高考时，谢天振出于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将复旦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而上外的俄语仅仅在当时的第二张志愿表上。只是，随着历史考试遭遇的滑铁卢，谢天振也从梦想中的复旦中文一路滑到了上外俄语。初入上外第一个月，谢天振陷入了俄语发音的枯燥训练，语音学的杨锦华老师不厌其烦地纠正学生每一个字母、单词的发音，医院的体检报告一样，在一张病历卡般大小的卡片上，详细地写下哪个字母发音有什么样的问题。这让高中就学习俄语的谢天振感到“太浅、枯燥、没劲”，退学重考中文系的念头就在他的心中开始萌发，直到倪波老师把他带进了俄罗斯文学的辉煌殿堂，才将这个念头踏得粉碎。

年高中毕业时的谢天振

如果说倪波老师是谢天振进入俄苏文学的领路人，那杨锦华老师当时看似枯燥的训练，就是为谢天振存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当30年后谢天振在莫斯科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的时候，这笔财富终于得见天日。在与俄罗斯学者交流的过程中，不止一位教授对他完全没有外国人口音的俄语发音感到惊诧，向他询问是在哪里学习的俄语，谢天振半开玩笑地回答道：“我已经差不多半个世纪没有说过俄语了，否则的话，我会说得更好。”他将这一切归功于曾经上外单调的“训练”给他打下的坚实基础。

与美国著名中国文学翻译家葛浩文夫妇合影

（左起：复旦大学出版社前总编孙晶、谢天振、

上外文学研究院宋炳辉教授、葛浩文夫妇）

我自逍遥，阴差阳错换十年“豁免”

一张历史考卷将谢天振“送”进了上外，而一场历史动荡又让他在上外多待了两年。年6月，本是谢天振应该大学毕业的时候。但随着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毕业也就被延迟了，学校里开始所谓的“停课闹革命”，师生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写大字报、贴大字报、看大字报，上外第一个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的是著名学者方重教授。

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谢天振也和同学们一起挤上火车参加大串联，走遍了半个中国。但随着“文革”的深入，学生中除了“保守派”和“造反派”，逐渐开始分流出了第三个派别——“逍遥派”。谢天振因为父亲曾经稀里糊涂地加入过国民党一段时间，因而在家庭出身上，他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保守派不要我，造反派倒欢迎我参加他们的活动，这样可以为他们壮壮声势，但鉴于我家庭成分问题，他们也不会正式吸收我。”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文革”期间的“逍遥派”。

年本科毕业时的谢天振

不用上课，也没开始分配工作，谢天振就将大把的时间用于自学。因为本科是俄语专业，大三的二外又学习了德语，于是他想自学英语。找来了当时风靡的《许国璋英语》，每天在宿舍里学习十几个小时，谢天振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自学完了四册《许国璋英语》，并在年延迟毕业分配工作后，在上海的一所中学做了11年英语老师。不过三门语言，对于逍遥派的谢天振而言，似乎还不够满足，于是他又自学了日语和法语，后来他还做过大学的日语老师和法语的家庭教师。“当时我的感觉是，假设要我开一门新外语课，只要有一套好的教科书、一本好的语法书，再有一套录音，给我半年的时间，我就可以把这个课开出来。”

谈起自学三门外语的过程，谢天振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天赋，“只要有一门坚实的外语基础，再学二外、三外、四外其实是容易的。你们也都可以。”当然，他也承认，心无杂念的长时间学习是一个必要条件，而这恰恰是如今的学生们在压力大、旁骛多的纷杂世界里所很难做到的。

在如此扎实而丰富的语言基础上，谢天振对翻译自然充满兴趣，特别是当面对的句子明明每个单词都认识，但就是不知道要如何表达的时候，“做翻译就像做智力游戏，我感到其乐无穷。”在十年动乱期间，谢天振一共为译文出版社翻译了多万字的内部资料，而这一切既没有稿费，也没有署名，纯属兴趣爱好。不过其中有一篇翻译的回忆列宁的文章在“文革”结束恢复了稿费制度后才出版，千字五元，两万多字的文章，稿费足有一百多元，相当于他当时两个多月的工资，带给他不小的惊喜。

谢天振于西班牙托莱多古城的塞万提斯铜像前留影

作家张洁说，“文革”把他们都“减去了十岁”。王安忆在《“文革”轶事》里写道：“岁月，毕竟不会烟消云散，逝去地那么彻底，总要留下一点什么。”对谢天振而言，阴差阳错的家庭背景反而成就了他的十年逍遥派，仿佛是命运给了他一次“豁免权”，远离纷杂烦扰，不仅精进了过去的本领，更是不断研习新的招式，为之后的学术之路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后，在与其他71位同样报考俄苏文学研究生的考生竞争中，他成为了最终被录取的两位之一。只是，未曾想到，研究生毕业后，谢天振却基本没有再做过较正式的俄苏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亦译亦介，为中国文学探求“出”路

年10月25日，谢天振从上海出发前往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比较文学系，准备开启为期半年的高级访问学者之旅。尽管事先联系好了在当地读博的朋友接机，但因为记错了号码，当他真正降落在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机场后，眼睁睁看着同机的旅客一个个离开，只留下孤零零的自己，身处零下十五度的严寒，面对漫天的鹅毛大雪。最后无奈只身坐上机场接驳车的谢天振，恐怕不会想到，这一次开头并不顺利的访学，却将会带来自己学术研究道路的一次大转折。

此行前往阿尔伯塔大学，谢天振提交的研究计划是考察加拿大的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历史与现状。而在此之前，谢天振已经成为中国最早接触比较文学的一批学者。早在研究生期间，谢天振偶然在《外国文学动态》期刊上看到了一位美国教授在社科院的一场讲座的报道，相比这场讲座，更吸引他的是这位教授的身份介绍，“比较文学家”，这是一个他从未听说的称号。于是他开始打听比较文学究竟是个什么概念，令他意外的是，中国的文学工具书竟都没有这个条目。大量搜寻无果后，最终通过一位英语系室友的外教才借到了一本国外有关比较文学论述的书。年第三期《译林》杂志，研究生谢天振发表文章《漫谈比较文学》，这是当时国内第三篇呼吁建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文章。

与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前会长佛克玛夫妇合影

（左起：北师大刘象愚教授、佛克玛夫妇、谢天振）

由于对比较文学的兴趣，使得年从俄苏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留校的谢天振没有选择留在俄语系，而是追随自己的导师廖鸿钧教授进入了上外新成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时任所长方重和常务副所长廖鸿钧都认同将比较文学作为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以区别于各院系本身已有的外国国别文学教学与研究。毕业留校工作的谢天振接到的第一个大任务就是要创办一本公开发行的《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尽管联络与组稿的工作十分繁杂而辛苦，但谢天振认为对于自己的成长帮助特别大，“因为你可以与国内外的一流学者直接交流。”

年研究生毕业时的谢天振

三年之后，谢天振获得了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学术会议的机会。这一次的参会发言让港中大对谢天振青睐有加，并邀请他在次年赴港访学十个月。在这段访学期间，他接触到了当时在大陆尚不具有的海量学术讯息与材料，“十个月大量的阅读使我接触到世界的比较文学的情况，也对国际上的研究情况了然于胸”。

事实上，香港之行，无意间为谢天振的学术起步埋下的伏笔还不止于此。在参会的过程中，他不仅与带队的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结为终身忘年之交，后来还因此结识了陈思和、王晓明等彼时的青年学者。也正因此，当陈思和与王晓明在主持《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栏目时，谢天振加入了他们的队列，发表题为《为弃儿寻找归宿——论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文章，提出在中国的文学史中应当有翻译文学的一席之地，否则翻译文学岂不是成为了原著国文学与翻译国文学两头不靠的弃儿？然而，在石破天惊的这一提法之后，大量的质疑纷至沓来，难道外国文学经过了翻译，就变成了中国文学吗？面对质疑，谢天振认为有必要写一本书，从根本上论证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作为回应，这本书就是后来上外外教社出版的《译介学》。从此，谢天振就开始走上了译介学之路。其中，年到年在比较文学研究重地阿尔伯塔大学的访学，成为了谢天振又一次的学术转机，除了完成有关加拿大比较文学研究的论文之外，谢天振在阅读最新的国外研究文章时，凭借自己的学术敏感性发现了多元系统论，进而发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与贾植芳、倪波、廖鸿钧三位教授合影

（左起：贾植芳、廖鸿钧、倪波、谢天振）

在谢天振看来，中国文学如何切实有效地走出去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打个比方说，今年生产了多少棉花，这个可以认为是一个成绩，但是对我们某个出版部门来说，我们有多少作品被翻译成了外语，在我看来，这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成绩。”或许，确实有不少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但是如果这些翻译成外文的作品没有目标语言的读者来阅读，那么这样的文学走出去无疑是失败的。谢天振认为，想要真正解决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就必须在翻译的过程中了解译介的规律，这就要求译者不仅仅是逐字逐句的精准翻译，而是需要熟知两国文化背景，让目标语言国家的读者对你的译作产生阅读兴趣，让你的译作更贴近他们的审美情趣和阅读习惯。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杨宪益先生的《红楼梦》英译本更为忠实原文，但是在英语国家的传播中，却不如霍克斯译本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谢天振在翻译《普希金散文选》的时候，面对普希金笔下的“10俄里”，谢天振没有保留这一不为中国读者所理解的距离单位，也没有直接替换单位为“10里”，而是根据换算，译为了“20里”。

在《普希金散文选》中，谢天振专门选译了一些普希金的信件，其中一段提到了维亚泽姆斯基的论述：

维亚泽姆斯基的一个笑话说得极好。形容词泛滥把俄国诗歌弄得了无文气，但维亚泽姆斯基却为之辩护，他非常风趣地说，所有的名词都已经说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给它们加上一个形容词而已。

从俄苏文学到比较文学再到译介学，在中国的翻译学术界，谢天振不仅重新加上了形容词，还发掘了那些还没有被说过的名词。

部分已出版的谢天振学术专著

“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我们的活动范围是宽广的，我们的前景是美好的。让《中国比较文学》这只报春的燕子展翅飞翔吧。

这是年季羡林先生作为主编在《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发刊词中的结语。在那份杂志的编委名单里，除了季老作为主编，还有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方重、华东师范大学的施蛰存两位副主编，以及王佐良、杨周翰、杨绛、李赋宁、周珏良、唐弢、贾植芳、朱维之等名家坐镇编委，共同为这只“报春的燕子”筑下了最坚实的巢穴。一晃三十余年，尽管历经波澜，但这只报春的燕子依旧在奋力前行，曾经为了创刊而奔走联络的青年教师谢天振，如今早已成为主编谢天振。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谢天振也有一些遗憾，“因为各种原因，自己的一些学术思想未能及时在国际上发出声音，产生应有的影响。”不过可以让谢天振感到欣慰的是，他的专著《译介学》已经被国际著名学术出版社Routledge列入该社即将推出的“非英语国家翻译理论译丛”，他的另一部专著《译介学导论》日前也被我国政府部门列入“中华学术外译”的书目，而另一家国际著名学术出版社PeterLang更是主动联系谢天振，请他为该社主编一套“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每年推出三至五本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就是我的生命”，谢天振早已将自己与学术牢牢绑缚在一起。

与乐黛云、饶芃子教授同去看望季羡林先生

（左起：谢天振、饶芃子、季羡林、乐黛云）

提着包，穿过上外虹口校区二号楼门前的小花园，转上二楼，打开办公室的门，做一杯现磨咖啡，倒入少许百利甜，啜饮一口，坐在办公桌前打开电脑。这依旧是如今七十六岁的谢天振的日常，一周七天，一年四季，除了出差，概莫能外。

谢天振于加拿大班夫国家森林公园

注：本文中谢老师在“文革”中成为“逍遥派”的细节参考由谢老师提供的张建青老师《译介学与翻译学：创始人与倡导者——谢天振教授访谈录》一文，载《山东外语教学》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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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严贝娜姜怡安

撰稿

14级新传校友姜怡安

编辑

李媛媛

审稿丨新传学院严贝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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