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论中，写人理论占有很大的分量。在民国（-）那段特殊历史时期里，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拓展，乘着援古借洋之东风，小说写人理论得到较大进展。尤其是各种报刊登载的各类小说话以简洁明快的形式在宣扬小说社会功能的同时，也特别注重探讨写人等问题，并不同程度地上升到理论高度。对此，以往相关研究较少，郑家建先生《中国20年代小说理论研究（之一）》在分析、研究上世纪初的中国小说理论时，对人物性格理论、人物内在心理描写，以及如何传达人生真相等几个层面进行过梳理；[1]黄霖先生《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谈到“典型”理论以及各种小说话拿《金瓶梅》等小说人物比附现实人物等问题。[2]本文基于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对民国小说话中的写人话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一、

从社会人生高度探讨写人效果

民国时期，无论是倡导人生论者，还是主张艺术论者，以及其他未加入派别者，大多乐于以短小精悍的小说话形式阐发小说表达社会人生的功能，并把写人当作小说创作的要义，以突显其在小说创作中的地位。

受启蒙运动与社会变革洪流的影响，民国时期的许多小说话侧重于社会政治批评，惯于从社会人生视角强调写人之功用。这类小说话可追溯到民国之前的革命岁月。当年，人们呼唤英雄，许多小说话也往往围绕这一时代主题借题发挥，如娲石女氏《读小说昙花梦》赞美《昙花梦》所写英雄人物及会党组织说：“其学之邃，其德之高，其才之敏，其志之坚，圣贤豪杰，若彼党者，可谓兼之矣。”赞美其中的男性英雄：“蹈水火而不辞，冒锋刃而莫顾，千磨百折，濒九死而不悔，唯达其正鹄之是求。”颂扬其中的巾帼英雄：“烛知其国政之腐败，国民之危险。乃毅然牺牲一切庸福，排百障历千艰，于修业之余，组织一秘密机关，可谓独立特行。”基于对小说所写英雄人物之赞美，这篇小说话借题发挥，深切地希望革命党人要以这部小说为借鉴，“痛诫而深省”。[3]民国建立后，这类小说话得以发扬光大，涉及面更广。有的谈到正反面人物描写之于社会人生的鉴戒意义，如云衢《小说谭》指出：“论小说效用，是很多：过去的忠臣义士、侠男烈女，都可以表彰出来，使人兴感；奸诈强盗，都可以活现出来，使人惩戒；现在社会的情状，五光十色，魑魅魍魉，都可以拿燃犀之笔，描写出来，使人取鉴。他如理想、哲理等小说，亦可使人有远尚思想、进化智识。有这些效用，无论是庄严、是诙谐、是嘲、是讽，总而言之，小说之势力，是很大的。”[4]这里包含的意思有，今昔小说所写人物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会通过写正反面各色人等，发挥其惩戒、启智等作用。同时，与强调小说社会功能相关，梦生《小说丛话》认为，《金瓶梅》之所以是“最佳最美之小说”，主要是因为它“写社会下等人物无一不酷似”“为普天下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一齐写照”，乃是一部“惩劝世人、针砭恶俗之书”。[5]另外，也有的小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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