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书生问政的烦恼

作者张家康，本文刊于《文史博览》年第4期

张君劢(近现代学者，早期新儒家代表之一)的政治活动和学术生涯长达62年，其造诣和影响十分深远。他的关于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种种设想，至今仍有着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从政治国跳入学问国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成为清廷通缉的要犯。此时，12岁的张君劢正在上海广方言馆读书。看着被通缉的康梁画像，躁动的血脉受到莫名的激涌，从而对那个陌生的词汇——政治，有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投入的热情。

年，他由宝山县政府资助并保送至日本留学。不过，这种资助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学习理工，俟学成后回来振兴家乡的实业。可他却偏偏为政治所诱，弃理择文，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这使宝山县很失望，立即停止供给公费。他只得开始清贫的生活。

正是在日本，他开始正式接触现代学术，但他所学并非日本的学术，而是英、美、德等西方国家的学术。日本给他最深的感触是，日本的政体对其国民的适宜性，日本发展的经验，可以为中国所借鉴。他在日本与心仪已久的梁启超相识，并与其一起成为政闻社的发起者。

年，他完成早稻田大学的学业，获政治学学士。年，他作为民主党人的代表，来到日本迎接梁启超回国。在风云激荡的社会转型期，他们都反对采取革命和暴力，鼓吹渐进式的和平改良。如果说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张君劢主张民主立宪。

年1月，他以《宪法新闻社》通讯员的身份赴德国采访考察。后又入柏林大学专攻政治学。年秋，他来到英国，仔细考察久已向往的英国议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时，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得以参加巴黎和会。张君劢随梁启超以非正式代表身份赴欧洲，观察巴黎和会。这是他第二次游历欧洲，二度游欧铸成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一是接受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二是接受德法唯心主义哲学。

巴黎和会强权政治的事实，使他对所谓国际公法、公理失望之极。于是，他放弃了政治经济的研究，用他的话说，是从“政治国”跳入“学问国”，即由社会科学的研究转入哲学的研究。

他信奉起德法唯心主义哲学，并由此而上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从而开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原先，他和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是，“中国一无是处，西方一切都值得仿效”。现在则起了根本的变化，更多的是批评西方文明的“不是处”，张扬东方文明的“是处”。

知识应受道德的限制

年2月，他应吴文藻的邀请来到清华大学，对一批赴美留学生发表《人生观》演讲。他说，人生观与科学不同，其表现内容为：“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由此，他得出结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人类之自身而已。”

此论一出，立即在知识界激起轩然大波。首先，丁文江当面提出责难：“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丁文江还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的论文，指出，在欧洲鬼混了二千多年的玄学，经过重新装点，“大摇大摆地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若是我们相信了张君劢，我们的人生观脱离了论理学的公例、定义、方法，还成一个甚么东西？”

张君劢当然不会沉默不语，也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对丁文江的批评作出答辩。于是，一场科玄论战就这样拉开帷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惨剧，使梁启超、张君劢对科学万能提出怀疑，梁启超在其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中说：“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张君劢之所以紧随其后，发表《人生观》论文，就是要把人生观从唯科学主义中剔除出来。

此时，西方的知识界精英们已给西方文明敲响了警钟。年，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在中国巡回演讲中，盛赞中国文明，检讨西方文明。他们在反思，西方文明如此下去，与预期的美好目标，是否会南辕北辙，滑入泥淖。张君劢正是由此切入问题的实质，试图回答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正是在解决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冲突中，通过探索和努力，才形成了人类自身的文明。

在将东西方文明对照比较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其结果为物质文明”。他认为，西方文明和国人的西化趋向，都是惟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作祟，而恰恰轻视了人类自由意志的精神作用。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他并非一概地排斥西方的工业文明，而是在提醒国人向西方学习时，切记和警惕西方文明的偏失，以免重蹈覆辙。同样的道理，他之批评科学，也不是笼统地反对科学，而是主张“科学能力有一定界限”。他历来提倡，“科学的发展要受道德的限制”，“科学结晶之使用，应有伦理或道德上的标准”。

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张君劢当时便意识到问题的严峻，科学在日新月异发展的时候，一定要站在伦理学的高度，对科学予以审视。他在《原子能时代之道德论》中，将原子弹与望远镜、蒸汽机作了比较，指出，原子弹不仅“可以消灭敌国的人民”，而且，“可以消灭人类”。原子弹的出现，势必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要了武器，不要人类？还是要人类，不要武器？”他认为，人类必须“有一个大大的觉悟”，这就是：“现今科学发展碰到了一个新的界限，换句话说，知识的发展与人类的生存不能并立时，知识应受道德的限制。”

书生问政的烦恼

张君劢从政建功的欲望十分强烈，然而，在现实政治的涡流之中，他充其量是个“政治教育家”和“政治评论家”而已。他办过政治大学，有意把政治大学办成“民主政治的实验所”，可是，不几年，他因涉嫌“进步党”，政治大学便为国民党所接收；他还与人办过《新路杂志》，发表过诸多文章，阐述唯心史观，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批评苏俄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

他的这些所言所行，为他往后的政治活动奠定了基本的路径：既不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为伍，又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不相为谋，企图以所谓“第三条道路”超然于党派之外。

年4月，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发起，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北平创立。年7月，国社党在天津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政纲、党章。张君劢被选举为中央总务委员，兼任总秘书，总揽党务。大会发表了宣言，提出国社党的主张，除举国一致对外之方针、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主张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外，强调中国应该建立政党政治：“中国今后当采酌英美现制之精神，由各党派之合作，予政府以大权。”

年7月15日，国民党在庐山召开国是谈话会，发动各党派共赴国难，抵御日寇。张君劢受到邀请，并成为国防参政会参议员。次年4月，他代表国社党发表《致蒋介石汪精卫信》，表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旨”，“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蒋介石、汪精卫很快便作出反应，发表《复张君劢》，对国社党的态度表示欢迎。

同年12月，他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提出规劝：“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取消陕甘宁“特区之制”；“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他不独要求中共放弃武装，也要求蒋介石废弃一党专政。他的这些设想，多少有些天真幼稚，一厢情愿。

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成立，他是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从年开始，他便积极投身于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希望中国“将来的政治，必须以各党派共谋的民主政治”。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他力促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并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希望国共两党予以接受，这个方案是：第一，国家“主权在民”；第二，国民党放弃“特殊地位”，“各政党咸立于国家之下”；第三，“统一军令”，全国军队“立于同种号令之下，不许两种军队相对峙”。

他做着一件姥姥不亲舅舅不疼的事情，那就是硬拉着国共两党入他的政党政治的框架之中，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吃力不讨好，碰了一鼻子灰。

一介书生关心政治，热中国是，却总是泛泛空论，无的放矢。他所设计的种种方案，每每以失败而告终，这种“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常常使他感到“政治上的烦恼”，所以，他生前常常自嘲说，对于参加政治活动，“我也是没有办法呀，就好像穿了一件湿衣服，现在脱也脱不下，只好这样穿下去”。

年，全国解放前夕，他应印度德里大学及泰戈尔大学之邀，欣然前往印度讲学，从此开始了他海外传播新儒学，异乡漂泊的游子生涯。年2月，张君劢在美国旧金山与世长辞，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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