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天津离开的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尽管如愿见到了王毅外长，但对于他身后的那个中国，舍曼未必理解得了。这从会谈前的外交太极拳和会谈后的双方“各自表述”中便可看出端倪。对于美西方精英来说，“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中国？”已经从一个困扰变成了现实需要，但他们并没有得到答案，或者说，并不想得到答案。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曾指出，西方习惯于从自己的视角看待中国，这是错误的。中国是文明的产物，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产物。如何从文明角度了解中国？如果说中国不是民族国家，那么中国与西方的根本不同是什么？如果说中国是中华文明的产物，那么世界是否正在走向“文明冲突”？针对这些问题，观察者网特别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黄平图由作者提供

观察者网：马丁·雅克先生此前发表的演讲（“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中国？”）中提到，西方总是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角度解释中国现象，产生了很多误解，实际上中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而是文明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怎么看中华文明在国家构建中的作用？

黄平：我认识马丁·雅克很多年，算是老朋友了。严格地说，这不是马丁·雅克个人刚提出的见解，我记得早在6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美国的政治学家白鲁恂都提出过“文明国家”的概念，马丁应该是引用了这个概念。

我觉得，从启蒙到近代以来，西方逐步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导力量，西方人也因此用自己的眼光包括他们所熟悉的国家（“民族-国家”）理论来看待别的非西方社会和地区，不论是原来就已经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和历史的中国、印度、日本、伊朗、阿拉伯世界，还是其他后来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地区和社会。这种用西方眼光西方理论看世界、看其他国家和地区从16-17世纪就开始了，到了19-20世纪基本已成“定理”，或被认为只有这样一种视角。

拿“民族-国家”概念来说，其实它是一个很晚近的概念，“民族-国家”是一个18-19世纪才有的欧洲现象，在这种民族-国家以前是公国、王国、帝国等形式的国家形态。即使追溯到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里亚公约》（该公约明确规定了由中央控制的独立国家之间对对方的主权和领土的尊重，这是我们今天讲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欧洲早期版本）时期，时间也并不算长，何况威斯特伐里亚公约也并不是在“民族-国家”之间达成的。

纪念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油画《自由引导人民》图自维基百科

完全可以说，“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本身是非常“欧洲化”的，18世纪以后欧洲才慢慢从以前分封领地的王国、19世纪以后（甚至20世纪一战以后）才从帝国形态过渡到以民族为单位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态。但即使是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和后来的德国，也并不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

这样，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在经过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等等，一直到一战以后才逐步成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国家”（或西方式的现代国家）形式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长期被西方统治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但是这些殖民地独立以后也是照猫画虎，模仿宗主国的制度立国，用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形式重新组织自己的社会，本来广大的殖民地被殖民、被侵略以前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独立以后大部分地区的国家建构，却都以西方民族国家体制为模板。

可以说，民族国家体制是帝国（如大英、法兰西、奥匈、俄罗斯、奥斯曼、德意志）模式在一战前后逐步走向衰亡以后才出现的国家形式。客观上，这种国家形式已经是现在最重要的组织社会方式，但是并不等于只有或只能用这一种眼光去看待国家现象。

比如说，中国年以前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帝国，年以后落入半殖民地，年辛亥革命推翻晚清王朝，年重新站起来，建立起自己的现代国家，这样一直走到了今天，并继续朝着民族复兴的方向发展，其中，现代国家建设，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保证前提下的国家制度、国民经济、国民教育、社会与文化建设、福利与保障、审计与税收，有的还在完善之中，特别是国家认同与正当性问题，也要在多民族多区域里不断巩固，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不断凸显。

这里一个关键，是客观上的现代国家现象（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现代国家），与是否仅仅用西方的民族-国家眼光去看待各个国家与社会，是应该有所不同的，前者是客观现实，后者是看待问题的视角或眼光。

至于所谓中西之别，仅仅从二元化的角度看待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当然不是不可以做比较。简单说，历史上，中国从来都不是民族国家前西方那种“帝国”。秦汉以来中国维持着很重要的、不同于西方国家架构的“大一统”国家形式，其特点之一在于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如果对比一下就会看到很有意思的地方，大致可以说，中国是多元一体，西方是一元多体；中国是和而不同，西方是同而后和。所谓西方一元多体，包括今天讲得很多的所谓“普世价值”，强调的是一神、一元，虽然有多个民族国家，但都以一神、一教、一元为基础。而中国的“大一统”下则是多元一体，虽然民族众多，但组成为一个大的社会-国家（“天下”，而不是民族-国家），“大一统”也就是大一体，内部总是多元、多民族、多文化，靠的就是“和而不同”，各民族各文化不仅和平相处，而且还彼此共生共荣、互补互鉴，不是如西方那样，彼此得先互相趋同，如果不同就被视作异己或敌人，甚至得灭掉，必须先同，而后才有和。

至于“文明”这个概念，详细讲起来很复杂，连法语里的文化，与德语里的文明，也是不能对等的。简单地说，今天欧洲人讲的“文明”，本是源自拉丁语的Civis，原意是“城市的居民”。欧洲启蒙以后将其引申为某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状态，后面加上LIZATION，指达到这一“先进状态”的过程。从启蒙到19世纪，总体上西方人对文明的定义是，西方代表先进，而与西方不合的，不论是制度还是理念，就是落后与野蛮，这样他们在对非洲和美洲进行殖民与侵略的时候，就有了“正当性”，认为是“文明”在征服“野蛮”。

如果只从这个意义的“文明”来说，中国也曾被看作是“落后”甚至“野蛮”的地方，而不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在用的“文明”概念。中国的“文明”概念，是类型意义上各种“文明体”中的一种，当然也不是《易经》里“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意思。而如果不是从优劣意义上，而是从类型意义上，说“中国”一直是在一个大的文明脉络下多种文化、多个民族共生共存、互补互鉴，因此不同于近代西方那种“民族-国家”，也无法仅仅用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来加以阐释，那是没有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同意马丁在采访中所讲的，西方如果只从自己民族-国家角度理解不了中国，理解不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大陆型的地域和大经济体，也是一个从未间断的活着的历史，一个包含如此众多文化与民族的社会，一个依旧基本用大一统方式治理的政治体。“中国”的复杂性甚至远远超过所谓“文明国家”，更超过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甚至连汉族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一“民族”，“汉”也是一个文化、历史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族群概念，汉人里边也有各类人，不止是有南方人北方人之别，连广东也有闽南人、潮汕人、客家人，至于下面的支，就更多到不可数了。大家都是汉人，但是是文化与历史，慢慢地把各类人汇聚成了“和而不同”的一个大族群，中国人。

近代欧洲发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以来，西方一直被认为是主导和支配世界的力量，“现代化”不止是理性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包括大规模地、很残酷地对外殖民、侵略、征服，在这个过程中，殖民者侵略者征服者也习惯于以自己的视角看世界、看他人。在西方人眼中，自己与“他者”、“异类”之间，是发展意义上的“发达与落后”，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与野蛮”，科学意义上的“高级与愚昧”，政治意义上的“民主与专制”，这种“黑与白”“我与他”的二元二分世界观，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其他社会其他国家看做异类、异种，还总是以优越、救世的心态要想把他人他国驯化得与自己相“同”，不能“同”者就被视作异类乃至敌人，从而试图赋予对其发动殖民、侵略与征服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最后各国个民族个文化必须接受西方那一套“普世”的东西，不仅是价值，也包括制度以及达致这样的制度的路径，用撒切尔20世纪80年代的话就是“没有别的选择”。

年《Punch》杂志出版的社论漫画“罗兹巨像”，“殖民主义”代表作，将英国殖民者塞西尔·罗兹描绘成站在非洲大陆上的巨人，暗示了新帝国主义时期对非洲的争夺图自维基百科

用这种由于历史的路径造成的看待自己和他人的眼光和角度，西方今天不只是理解不了中国，同样理解不了广大的非西方世界，例如非洲、印度、阿拉伯世界。

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西方人很少。马丁·雅克，他之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Pye）等人，他们至少能看到中国不简单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包括更早的比如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李约瑟，也一直对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非常执着，想弄清楚它与中国文化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所谓“李约瑟之问”，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其实可能更有意思，一个如此大一统的文明国家，没有必要也没有压力去征服别人，甚至没有意愿去征服自然。

这样来看，我认为倒是可以斗胆用“文明社会”来指称历史上的中国，因为在中文和中国文化与历史脉络里，国家与社会从来是不可分的！虽然年以后我们落后挨打，所以要自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年以后我们独立建国，开始了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拥有自己的独立和主权、领土完整、内政不容外部干涉，也建立并完善一整套现代制度，包括现代军队、现代经济、金融、税收、审计、现代教育、现代医疗、福利养老等等的现代国家，但是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和基础都不能仅仅用西方人眼中的“民族-国家”去看待和理解，因为那时根本还没有西方这种“民族-国家”，中国早已在发展和治理自己的社会了。

观察者网：提到文明话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谓”享誉全球“。民粹主义在西方抬头后，这一理论似乎再次被印证，西方也有陷入到这种话语里无法自拔的趋势。文明冲突论是一种现象解释，并不是解决办法，甚至因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冲突更容易走向高潮。如何破解文明冲突论，是亨廷顿没有解答的问题，您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黄平：“文明冲突”的概念出现就更晚了。是“冷战”结束之后亨亭顿在他年在《外交季刊》（ForeignAffairs）夏季号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年扩充成为一本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

年柏林墙倒台，年苏联解体，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这种方式结束。亨廷顿当时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将重新回归到文明的冲突，“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即是说，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源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亨廷顿提出这个见解时已经是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的著名教授，当时围绕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将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在美国还有一位比他更加一炮而红的年轻学者，就是年冷战结束前他在其《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

年6月6日，弗朗西斯·福山于美国著名自由主义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讨论已提出25年的“历史终结论”视频截图

“文明冲突”和“历史终结”是冷战后出现的两种试图解释后冷战世界的西方政治假说。如果说亨廷顿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随着以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冷战”结束，世界又重新回到几大不同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之间互相冲突的格局，那么福山则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现代历史不再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所谓“选择”，历史以此划上句号或“走向终结”，剩下的问题无非是在自由民主取得最终胜利的资本主义下如治理而已。

亨廷顿和福山的论述都出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一时没了对手时期，有人甚至用过“一超独霸”来形容当时的情景，虽然事后证明这不过是昙花一现，历史既没有终结，文明中冲突也并未出现。

回想起来，马克思当初分析资本主义，以第一个比较成型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作为研究的蓝本。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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