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论

书店征文遇到一家书店的人生

发布时间:2020/8/31 12:18:07   点击数:
“遇见一家书店”征文活动优秀作品展播

遇到一家书店的人生

李稚田

从小长在北京,遇到的书店不少,但能遇到一本至关重要的书,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更是一件乐事。

遇到这家书店,还是60年代在海淀上高中时候的事。那时住校,星期六下午可以回家。我手里有学生月票,中途下车再上车是可以的,就遇到这家书店——一个学生,囊中羞涩,虽然在那里看了许多书,但买的确是不多。到可以放手买书的时候,已是20年后的事了——赶上没课没会,便从学校大院骑车出来,向南不到两公里。把车支好,进入书店,一逛就是两三个小时,遇到中意的,便买它几本,骑车回来,进入我的小天地去欣赏“战果”了。

应该是8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又来到这家书店,这天人不多,可以沿书架慢慢看,细细搜检,突然,一本书跃入了我的眼帘,书脊上写着《传媒·信息与人》,因为前几年有一本书《第三次浪潮》,讲述人类在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之后已开始迈入信息时代,其观点使我们耳目一新,但后续的著作却很少见。这本《传媒信息与人》会有什么特色呢?便从书架上把它取下来。看看封面上说著者是“W·宣伟伯”,洋人名字,不熟悉,译述者是余也鲁,也不清楚,便想找出书前的序言了解这是一部什么书。

翻开扉页,一行字映入眼帘:“人既不完全像上帝,也不完全像野兽,他的传通行为,证明他的确是人。”咦?什么是“传通行为”,为什么能证明人类“的确是人”?这行字更引发了我的阅读兴趣。

扉页背面,是作者和译述者的介绍。哦,W·宣伟伯是港式译名,英文拼做WilburSchramm(韦伯·施拉姆),是大众传播学学科的主要创始者,年来香港中文大学开设了为期一年的讲学课程——这是大众传播学首次进入亚洲。余也鲁是港中大的教授,施拉姆博士的弟子,这次讲学他全程担任助教,做老师的助手。这本书呢?则是施博士的讲义,余教授将自己的一篇论文《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作为“代序”,突然间,这篇“代序”的几句话把我打动了。我把他的话整理出以下几句:

传的活动,无处无之,传的行为与生俱来。

传的活动像空气,无所不在;也像空气,太普遍反未能有意识地觉得它的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说,衣、食、住、行、传乃人生五大需要。

读过传播理论的人都知道,早期传播效果研究中有个“子弹论”或叫“皮下注射论”的观点,认为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躯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施博士自己也写道:“传播被视为魔弹,它可以毫无阻拦地传递观念、情感、知识和欲望……传播似乎可以把某些东西注入人的头脑,就像电流使电灯发出光亮一样直截了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是这种被“子弹”击中、被皮下注射的感觉。二话不说,掏钱就把这本书买了下来,而且始终放在手头,书柜里随时可以取到的地方。

从此我的学术活动有了转型。在这之前,我偏重在民族民间文化方面,重点是民间文艺学史和古神话、传说研究,后来巧逢一个机遇,转到了电影电视领域,既做研究与教学工作,同时也进行一些创作。电影与电视本身既是艺术,同时也是传播,始终被视为传播中最重要的传播形态。

我的生活遇到了一个书店,在书店里遇到了一本书,冥冥之中书店与书籍给了我什么启示呢?

曾经有朋友问我:你怎么一下子从最古老的文化形态转到最现代的文化形态中的?这样巨大的转型你有什么感受?我想了想,笑着答道:第一,民间文艺就是靠“口耳相传”流传至今,而神话传说本身就有一个“传”字;电影电视又属于传媒,也有个“传”字,本来就是一家嘛,吃透这一条,自然就好转了。第二,因为学术的差异,转型其实是有相当难度的,一切都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补课,所以一段时间里颇感痛苦;但是只要努力,只要抓住问题的核心,一切难题都不在话下。那时,我觉得是个“跨界”,今天返回来看看,恰恰是“共筹”。过去搞民族民间文化,指的是文化传承的内容,后来搞影视传媒,做的是文化传播的渠道。两者相加,反而是得到便宜了呢。

这便宜来自于那本书,也来自于那个书店。一本书,竟转换了我的生活方向,使我的人生更充实,观察更宽广,思考更深邃。

近日读史,过去司空见惯的两条史料,竟然看出一些新的意义,使人浮想联翩。

两条都出自《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第一段讲黄帝事迹,劈头就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弱而能言”的弱,应该是还依偎在母亲怀里的,两三个月大的年纪,就能开口讲话了。过去只以为是说黄帝。但司马迁为何大书此事,这有什么可值得显示呢?想来想去,突然悟出:“黄帝”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中华民族的先民群体;他的“能言”,意味中华文明进入成熟的标志,即口头语言的创造和使用。有了这个“能言”,人们能够思考并发表意见,人们相互间能够交流和讨论,于是才会有了集体的目标、共同的意志、团队的精神以及民族的梦想。也正是如此,炎黄二帝与他的子孙们才能把中华文明汇聚成奔流不息的黄河长江,汇聚成搅动风云的大海汪洋。

第二条,也是《五帝本纪》,记述黄帝曾孙帝喾高辛,说他“生而神灵,自言其名”。何谓“自言其名”?唐人张守节解释说:“(帝喾)自言其名曰‘岌’”,小小年纪的帝喾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岌”——像山那样高耸入云。一个孩子自己会起这样励志的名字,说明他对自己有了素质的估量,也给自己定了成长的方向;这更表明华夏先民已具备了概念思维的能力——到先秦百家争鸣中,“名学”横空出世,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内容的事实,便是这种成熟的明证。

两条史料,都说明了传播对民族发展的重要,一条揭示了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早早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基石;一条表明我们炎黄子孙,早早就有了认知社会、认知自我而少年励志的优秀传统。结合眼下,就有了下面的联想:

第一、新时代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放在首要位置,具体而言,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当然,也就要求我们的孩子既有“能言”的科学思考和表达本领,也要有“自名”的民族梦想和人生目标。

第二、教育的深化改革正在展开,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要提升孩子们阅读、思考和表达的能力,孩子的传播能力表现出一个民族攀登高峰与持续发展的未来。一个“自名”的思维能力,一个“能言”的表达能力,恰是素质教育的核心。不抓住这两条,建设者与接班人的培养难以步入快速行进的通衢大道。

第三、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传播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我们的各种传播媒体,本是一个“能言”的阵地,它更应该在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竖起“自名”的大旗:前者是我们必须树立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的五大课程,因为只有想得好才能说得好、写得好;后者则依赖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明确改革前进的方向,保持实干兴邦的激情。

年岁大了,不能再像当年那样推上车就跑过去淘书。我现在买新书还到网上去,但要想获得新街口那家书店淘书的快乐,网上是找不到的。那个书店的魔力何在?写到这里忽然悟出,那个书店的名牌前面有两个大字——中国,书店里售的书虽然都旧一些,但传承的是中国的文脉、前人的智慧、民族的精神!

感谢你,新街口的这家“中国书店”。

△作者李稚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图片来源于网络近期文案特色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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