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证上要不要加名字？

结婚就是办企业开公司，两个人结婚就是在用自己的资源做家族企业，签的是一张终身批发的期货合同。

情侣吵架男生先道歉还是谁错谁道歉？

在冲突的时候怎么能够尽快打破僵局？只要你定一个规则，永远执行这个规则，成本就会转移，并不是谁道歉谁就付出多。

工作总是，要不要辞职？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无论我们换了多少份工作，那些公司存活了纪念，这份简历会一直陪着我们。

这些道理，都是《奇葩说》中的导师——经济学家薛兆丰说过的话，温和中不乏犀利，通俗易懂但又颇有深度，他也为此圈粉无数。

马东说：“他是这个时代，应该有的知识分子的样子。”

罗振宇说，他是“为数不多，能把话说明白的经济学家。”

高晓松说，“他是个狠角色。”

追节目之余，我又买了他的代表作《薛兆丰经济学讲义》来看。这本书厚达多页，依旧是他在奇葩说中的叙事风格，我在深入这本书的过程中不断被折服，原来婚姻、恋爱、生活、工作……都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我想他也实现了他的理想——“我的愿望是，每个中国人都能体验经济学带来的乐趣，具备经济学思维。”

商业是最大的慈善、乞丐没有白拿施舍、廉价保障房更贵、为什么女人选择嫁给比自己年纪大的人……他用大量现实生活中的案例来让读者明白了稀缺、成本、需求、价格等经济学原理。读了这本书，我第一次发现，原来经济学除了晦涩难懂的“宏观”“微观”，还能以如此鲜活的形象存在。

看了大半个月，每看一章都会写一点感悟，整本书十章，看到最后，我把这十小篇感悟整理成了这一篇读书笔记。或许这不是一篇常规的读书笔记，因为这10篇小小的感悟，融入了很多我个人对一些社会现实的思考。

01红十字会为什么如此“难做”？

一场疫情，又一次将红十字会和韩红基金会推上了风口浪尖。我们难免疑惑：慈善明明是一种爱与帮助，为何却总是事与愿违？

世界银行作为一家国际扶贫机构，宗旨是给世界上的贫穷国家提供援助，但是在过去50年，西方对非洲的援助高达2.3兆美元，但并没有改善非洲妇女儿童的生存现状。

由此，薛兆丰总结了行善扶贫难以见效的四个原因：

①缺乏反馈机制。市场有很好的反馈机制，但是扶贫没有，所以我们无法断定扶贫的效果和效率；

②委托代理问题。很多负责慈善的人，由于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认真程度就会大打折扣；

③所托非人的问题。很多地区的贫困，就是政府造成的。而国际扶贫组织却把钱交到政府手中，效果当然会适得其反；

④养懒汉效应。持续的扶贫会造成人民的依赖和惰性，被扶贫的人不愿意自己去努力，而是“力争下游”。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贫困地区并不想摘掉“十大贫困县”的帽子，而是想保住称号，获得持续援助。

02真正旱涝保收的工作并不存在

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租”，就是对资产的付费。只要能带来收入的资源都叫资产，而对资产的付费就叫租。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工作，租就是我们白赚的收入，比如我们在公司上班，老板给我1万元的收入，让我好好工作。但实际上，我每天会花3个小时刷朋友圈，而老板也不会因此炒掉我，这么说来，我就赚了3个小时的租。

很多人觉得，在上班时间干别的事儿是自己赚到了，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拿薛兆丰自己举例，他在北大当教授，无论工作怎么样，收入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实际上，努不努力，是不是经常更新课件，是不是经常跟同学互动等等，所有的这些事件都会对他的收入产生长远的影响。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断头王侯》中写道：“她那时还太年轻，不知道命运所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对待工作敷衍了事，看似轻松一时，实则痛苦一世。我们以为自己沾了单位的光，实际上，我们透支的是自己未来的无限可能。

03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歧视

在很多人眼中，歧视是个贬义词，歧视别人就是欺负别人，被歧视就是被别人欺负。其实，经济学上认为，因为资源有限，人们总是不得不做出选择，在做选择的过程中，歧视就会诞生。我们不可能回避歧视，只能直面歧视。

歧视有两个最根本的起源：一是偏好：比如有人喜欢王菲，就会花钱买她的唱片，去听她的演唱会，而不会为其他歌手付费。二是信息不对称：最常见的例子是人们购买商品，谁也没办法真正地一一对比，找出性价比最合适的，而是选择自己了解到的最适合的。

在现实中，歧视往往是有原因的，就像银行总是偏爱优质客户，这种对借款人的“歧视”恰好是为了减少不良。当然，这种“以偏概全”是有成本的，它使得银行不得不因此失去更多的客户群体。

由此，一些银行也会放宽贷款客户的条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当我们不需要付出多少代价时，就会纵容自己歧视的习惯；当我们要付出很高代价时，就会节制自己歧视的习惯。

04谈恋爱中占据主动方的是谁？

男女双方谈恋爱，总有一方会投入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是哪一方花钱更多，更迁就对方，更舍得花费时间去陪伴对方？按照我们原来的认知，总觉得男生会更加主动，其实不然，这其中体现的经济学原理，就是需求第二定律。

需求第二定律，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当出现新的情况时，人们寻找替代方案的范围一开始并没有那么大，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选择替代方案的空间会越来越大，能够找到的对策也越来越多。

在恋爱中，决定我们付出多少的不是我们的性别，而是我们对待这段感情的态度。如果男方非女方不娶（不可替代），而女方是随缘的态度（可替代方案较多），那毋庸置疑，男方在这段感情中会更主动，付出的各种成本也会高于女方。

需求第二定律是对人性的深刻刻画，懂得了需求第二定律，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我们才会有更深刻的认知。

05高价卖口罩该不该被唾弃？

年伊始的这场疫情，让很多企业都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但同时，也有一些人利用这场疫情大发一笔，比如前段时间在朋友圈高价卖口罩的人。对于这种人，网络上一边倒的指责他们在发国难财，不道德。

但薛兆丰的观点有一点“离经叛道”：我们应该赞美那些乘人之危发财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国难并不是发国难财的人造成的，这些借机发财的人，其实就只是给别人多提供一个选择罢了。他们确实利用了别人，但是这种利用，对另一方来说是有好处的。

比如大家都买不到口罩，内心难免惶恐。这些高价卖口罩的人虽然抬高了价格，但是他们提供的口罩资源是救命的，这种资源很多人愿意花高价来买。如果阻止别人发国难财，那就是剥夺了遭受灾难的人的选择。

06征收拥堵费是对富人的惩罚

大约10年前，我在广州一家报社实习，那段时间国内对于交通拥堵费是否应该征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还参加了一个高端论坛，这个论坛请了很多知名的外国专家来讨论征收交通拥堵费的意义。当时我就在思考，提出征收拥堵费的人一定不食人间烟火，普通民众本来已经够累了，为何还要雪上加霜？

薛兆丰的观点有点让我耳目一新：拥堵费筛选的不是贫富，而是需求。再有钱的人也不愿意交拥堵费，在他不需要的时候富人也会把道路让出来；而穷人在遇到紧急事件的时候，哪怕贵一点，也会选择使用更快的这条道路。

而且，拥堵费真的开始收的话，也是对富人的惩罚。试想一下，如果真的能收交通拥堵费，公交车在寒冬的高峰期也能不堵车，让人们按时回家，乘坐公交车的人每个人只需要多付一点点钱就可以，但是那些在上班高峰期还坚持一个人开一辆车的富人，付的钱的多多了。

07长期主义就是追求幸福最大化

之前朋友圈有一段话很流行：抽烟喝酒纹身泡夜店看起来很酷，但是实际上一点也不酷，因为只要想你就能做到！只有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才酷，坚持看书、写字、早起、健身……能够坚持，并且战胜自己本身的才是真正的酷！

今朝有酒今朝醉，将来的日子可能没这么好过，反过来今天多吃一点苦，多花一些时间来学习，将来的日子会更好过。这是一种平衡消费的观点。因为我们每个人追求的不是今天的消费最大化，也不是明天的消费最大化，而是终身每一个时间点的收入之和最大化。

我们都知道，两顿不吃饭，第三顿饭就会特别香，但是为什么我们不会为了追求这种特别香的感觉连饿自己几天才吃一顿饭，而是一天三顿饭呢？就是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一刹那的最高幸福，而是幸福总量的最大化。

08没有天赋也能比别人干的更好

职场时有很多老油条，他们把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因于自己的智商低、没天赋、能力差……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曾说过：即使一个人随机掷骰子选择了一个职业，只要全力以赴专注地干下去，就能比大多数人干的更好。

用经济学的思维来看，这就是比较优势原理：每个个体如果把有限的资源，包括时间喝精力，只用来生产对他们来说机会成本比较低的那些产品，这样整个社会产品的总价值就能达到最大，而且每个个体的境遇都能得到改善。

自己跟别人比，可能样样都比别人差，但是跟自己比，一定会有比较优势。我们只要坚持做一件事，放弃其他的机会（可以理解为垂直某个领域），总会找到我们的比较优势，然后不管是用“一万个小时定律”，还是“刻意练习”，总会熟能生巧，称为行业内的佼佼者。

09为什么女生都不愿意结婚了？

过去，大家称赞女人的时候，用的形容词是年轻、漂亮、少女等，女性的价值高峰在人生的早期。而形容男人优秀的词是成熟、有魅力、有成就，这些往往发生在人生的中年阶段。

所以女性在年轻的时候追求者比较多，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成为“剩女”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而男性相反，一开始无人问津，随着年龄的增长，各项条件也变得稳定，在择偶的市场上反而开始挑剔起来。最终的结果就是年龄大的女性“将就”；而年龄大的男生找了小很多的女朋友。

而如今的社会，女性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女性的价值也不再局限于生育，而是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把婚姻当成人生幸福圆满的唯一途径。毕竟，外面的世界比起柴米油盐的琐碎更令人向往。

10网络上的键盘侠哪来的勇气？

相信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困惑：生活中外面见到的人都很文明礼貌，但一上网却有那么多的键盘侠？表面上看他们在伸张正义，实际上，他们说出的话不堪入耳，一句话就能轻易地毁掉一个人。

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曾提出一个“理性胡闹”的理论，来解释人们在面对市场决策和民主决策时的区别：人们在做经济选择时，因为自己要承担后果，所以会很理性；但在政治领域，由于每位选民都不需要对自己的政治主张直接承担责任，所以人们会理性地选择不理性。

经济学的这个视角很独特，但我觉得可以很好地解释“键盘侠”现象：人们在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变得理性，在不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放纵自己的无知，就会放纵自己的感情和偏见，让自己错误和不负责任的

观念对别人产生巨大的外部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