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是踏青的好时节，但这些或许都和毕业生们无缘了。想要放松，毕业论文写了多少字了？格式改好了吗？没有毕业的，从学长学姐身上看见自己的明天，已毕业的，那一段熬夜查文献、码字的时光可能不堪回首，有焦虑、熬夜、乏味，也有痛苦、挣扎。

然而，等你纠结了数月的稿子终于出炉，又有多长的答辩时间？你的思维是否因此变得广阔和深刻？

新京报书评周刊“十问”栏目一直在寻找我们时代的真诚学者，请他们在十组对话中同我们的迷思相遇。第9期对话学者王人博，他在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分别于年和年获法学硕士、博士学位，年起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

王人博先生是中国近代宪政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在教书和研究的同时，前后担任《西南政法大学学报》、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等学术期刊的主编。

“用句式表达深刻，我挺反感的……一句话用了三个连接号。这不是一种高等的表达策略。”现代学术论文的撰写，从“参考文献”到格式，都有其严格的、必需的基本规范，但这些规范在他看来，到了我们身上往往演变成了一种形式至上的主义。

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时间越来越短，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三四个小时，演变到现在不足半个小时，庄重的仪式感也越来越弱，枯燥到无人来旁听。在精致的、精细的学科主义旗号下，广阔的思维能力也越来越差，“但不能全怪学生”。

对话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兼《政法论坛》主编王人博

新京报书评周刊“十问”第9期

栏目主持：新京报记者罗东

对话时间：年4月12日

毕业论文的魔咒

要求本硕毕业生发表论文，

并不太合理

新京报：每到让毕业生“纠结”的毕业季，他们都在夜夜面向电脑屏幕，敲字、修改论文，“跟着感觉走”一度成了他们修改论文的时尚语，但除了博士，从世界范围来看，因培养目标和制度不同，并非所有本科生和研究生都需提交毕业论文。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毕业论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检验毕业生的学识能力？

王人博：我不太清楚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但从多年指导学生写作的经验而言，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从近代以来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模式，即专业化教育。大学本科是专业领域的通识教育，毕竟每个专业涵盖了众多的门类和研究方向，既然是通识，可以通过考试检验，但作为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生，分析、综合和文字表达能力，单出一张卷子是考核不出来的。

毕业论文需要专业化的书写，不可能把所有课程囊括在里面，而是选择一个领域，可以检验学生的专业分析和综合能力。当然了，本科论文，包括硕士论文在内，都不能要求太高的原创性，能把一个问题说清楚，并进行必要的阐释，得出一个以理服人的结论就可以。

大学校园里的“代写代发论文”小广告。

新京报：能将问题阐释清楚就可以，但事实上，论文指导的教师可能也不太好评判论文的质量，一些学校干脆将评判的任务交给了学术期刊，比如有学校推出，本科生如有正式发表论文可以代替毕业论文，研究生要有正式发表论文才能获得答辩资格。

王人博：不少学校都有这样的规则，但不太合理。人文社科的学术杂志，预设的作者一般不包括本科生和硕士生，因为他们尚处在学术的初学阶段，在学术的研究以及语言表达能力都还是比较欠缺的。

本科和硕士阶段主要是积累和训练，包括大量的阅读，通过阅读梳理出感兴趣的研究问题，在阅读的过程中做一些学术笔记。日本比咱们做得认真，许多学者最早发表的是研究笔记，而研究笔记跟正式论文是有差别的，可能不太成熟，但在研究和阅读中随时整理出来，如果恰好赶上了本领域的学术热点也可发表出来。本科和研究生的研究思考或阅读笔记很有必要，但不一定要急于发表。

而且咱们国内的学术杂志一般也不发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文章，这倒不是因为学术上的“偏见”，主要还是论文的质量问题。我就职的《政法论坛》一般也不登载这样的文章，当然例外也是有的，所谓“有志者不在年高”，确实有特别突出的。我记得有过两篇，但都不是他们在读书期间发表的。

新京报：学校有学生学术刊物，甚至一些学生自己也有办小圈子交流的刊物、杂志，尽管稚嫩，他们求知和表达的欲望，却让人想起近代史上民间刊物较鼎盛的时期。不过，现有的学生评价体制是不承认的，是吗？

王人博：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便有《研究生法学》。你说得很对，学生之间，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能把这些兴趣相投的凝聚在一起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如果官方化，将发表纳入评奖或毕业体系，就把学生自发的学术热爱给变形了。为发论文而发论文，结果只能是走样。我不太认同把学生刊物纳入评价体制，它本质上还是同学间一种相互交流的平台。有同学可能还在这里获得爱情，比如很倾慕他（她）的文字和思考。我们姑且称之为学生同人刊物吧。

我们那时读大学的时候，虽然没有办刊物，但做壁报，纯粹是出于求知和学术热情，现在回忆起来，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今天的学生将来老了，我相信，回忆起来也会深感温馨。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封面。

论文质量越来越差？

说“一届不如一届”，

得拿出统计数据

新京报：今天常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尤其是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毕业生的论文质量是越来越差，“一届不如一届”，是这样吗？

王人博：我不太认同这样的表达方式，如果非要说现在的论文一届不如一届，得拿出统计数据。确实，现在的本科和硕士论文的质量有下降的趋势，其中的原因挺复杂。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包括毕业留校后很多年，博士点都非常少，中国人喜欢非得往高的走，有硕士点就非要读硕士，有博士点就非要读博士，越高越好，但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自我的理性设定，而主要受社会评价体制影响的结果。

博士点少的时候，就特别重视硕士的培养，当时还专门有一个硕士论文调查经费。硕士的答辩也非常庄重、严肃，本科和下届硕士都来旁听，一个人的答辩都是三四个小时。现在的硕士答辩都比较“水”了，来旁听的人少了，老师们的重视程度降低了。

学生的心思也不在这，心是散的。刚到学校读研就决定将来要做什么，刚进入专业就被各种考试包围，专业资格证考试、外语考试等等，占用了时间和精力。但论文有下降，原因挺复杂，不能全怪学生。

《乡土中国》

作者：费孝通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0月

新京报：往稍远的历史上看，民国时期的“大家小书”近些年受到了颇高的推崇，它们有着通俗易懂、流畅且不乏深度的语言，你怎样评价这样的推崇？

王人博：民国真正做学术，或读到研究生阶段的学子，毕竟是少数。民国的学者大多都有留学背景，少部分人没有留学背景，也是国内名校培养出来的。适合且刚好喜欢做学术的人，本来就很少。

现在不一样，每年都在扩招，人一多就复杂了。民国更纯粹一些，但在这样的情形下，真正读到民国大师的作品，也只是凤毛麟角，比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非常通俗，都可读懂。但也就只有费孝通呀。费孝通是一个典范，有了典范，就容易把民国对象化和特定化。

我非常赞同你说的，用简单的话表达深刻的道理。但问题是，我们大多数都做不到费孝通的水准，大家的作品能让不同专业的人都读懂、都觉好，是非常难的事情。经典往往都是小书，能让人读很多遍，与此相类似的是色情作品，好像美国学者布鲁姆说过类似的话。现在信息发达，除非是专门研究这本书，一般能认真读上一遍就不错了。

深刻与难懂

“用句式表达深刻，

我挺反感的。”

新京报：尽管都在感叹论文要好好说话，但与此同时，在网上的确充斥着“最牛的”博士论文的推文，展示它们到底有多难懂以至于难住答辩教师。不同的声音和感受都有，阅读难度跟深度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王人博：西方的一些哲学著作，对于非哲学专业的，读起来确实艰涩难懂，比如黑格尔和马克思早期的文字就很艰深，但确实又很佩服，读一句就得想半天。

我对艰深有不同的理解，表达深度的学术作品，专业概念、术语和特定的表达方式肯定存在，这种情况下，要先把概念弄懂了才可能读懂。但是一篇好的学术作品，一句话的文面背后可能有五句话，有嚼头，语言的表达有弹性空间，深刻是在这里面，而不是在概念上。

新京报：然而，不置可否的是，要谨慎地说明问题、得出结论，论文需要用限定词来限定条件，说明是在何种情况下谈问题的，而不是恣意而行。遗憾的是，这往往演变成了冗杂的定语和复杂的从句。

王人博：用句式表达深刻，我挺反感的，比如有的国内学者做文章，一句话用了三个连接号，中间加了很多从句。这不是一种智性的表达策略。如果分成三句话，可能照样说清楚。好的学术论文或者说著作，确实存在表达策略的问题。

一个对读者负责的学问家，可能会照顾到读者的阅读习惯，方便而不是难为读者。我看到破折号总是想到盘山公路，本来可以直上，非要不停转弯。我们可能不需要这种方式表达深刻，难懂的不一定深刻，深刻的也不一定难懂。

《桃李江湖：法大人札记》

作者：王人博

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10月

形式与思维

最痛苦的是“参考文献”和格式，

广阔的思维越来越稀缺

新京报：我们现在回到最让学生痛苦的事，可能要数“文献回顾”和“格式”，文献回顾既是学术共同体的传承，也是说明在什么知识框架内讨论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它和“格式”都成了一篇论文的高端修饰，成了指导老师和论文答辩真正在乎的事，格式过关了就可，格式成了论文质量本身的挡箭牌。何以会这样？

王人博：问题要分两面看，这些年既教书又做杂志，我都有体会。学位论文有它的规范要求，不能乱写、随意写，比如参考文献和注释是必要的。但我们的事情就是这样，遵守规范以后就往往极端化，变成一种形式、容易形式化。

我们也形成了一种职业习惯。把论文提交给我，我很不自觉便翻到参考文献都有什么，根据你的选题和题目，那些必读的文献，你看了没有，或看下面的注释是否丰富。如果参考文献和注释都没有，肯定冒火，肯定不行。我们都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是对还是错，不好说。

规范，或者说必要的形式绝对是必要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形式化了，这可能是一个不好的趋向。怎么样克服呢？指导老师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们需要和学生交流：为什么要列出这条文献，赞成它什么，不赞成什么。我的一个学生在德国念完博士回来，拿出学位论文底稿，导师连参考文献和注释都在改，真是认真。

新京报：格式变形式主义，内容呢？现在这一代青年学生是在“阅读参差不齐的译著”的环境中接受专业教育的，其背景是中国重新打开国门向世界学习，有的观点因此将论文表达能力的下降，归因于向世界学习。

王人博：不要说跟民国比，以我的阅读经验和体验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译著，水准都更高。这些译者都靠谱，都是每个领域靠谱的学者或者说专家，比如说贺麟翻译黑格尔的作品，他本人就研究黑格尔，是专家型的译者，学术声誉就靠得住。

你刚才说打开国门向世界学习，引进和翻译著作，随着量越来越大，翻译水平就参差不齐。从学者型的翻译变成学习型的翻译，现在很多都是学生翻译，把翻译看成是一件比较很简单的事情。翻译不靠谱，原著本身可能也不太靠谱，但译者不懂，拿了就翻译，不知道它在西方同行评价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术水平。

译著参差不齐，学生潜移默化受影响，这是存在的。我提倡硕士和博士尽量要读原著，比较研究，不能只是借助二手的中译本。一个博士或硕士研究生，要会一两门外语，所谓掌握，不是能说，关键是能阅读和翻译。这是一个复杂的时代，能静下心来真的很难。

《中国的近代性》

作者：王人博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6月

新京报：向世界学习，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专业教育。专业教育是去意识形态化的，但在学者层面，学问做得越来越精致、精细，也越来越狭窄，而真正能回应重大问题的能力却在下降，在学生层面，广阔的思维越来越稀奇。这是接受专业教育必然的牺牲吗？

王人博：这个问题，你说得特别准确。西方给人类的其中一项贡献是提供了专业化的教育，对知识分门别类，但西方本身也在发现它的问题。第一是完整的知识被切割地七零八碎，专业的精细化带来碎片化；第二是建立起了不同学科的墙，只能在墙内思考问题，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只能读专业内的书，实际上延续着这样的专业界限，在墙里思考、阅读，久而久之，思维就越来越狭，不敢跑出墙外，跑出墙就出了领地，迷失了方向。

开阔性、整体性的知识系统被消解了，综合能力也在下降。我一直很抗拒学科主义，还是需要读杂书，要拓宽视野和阅读的领域，人文社科首先要通，然后才能专，如果一上来就专，不可能造就人文社科领域顶尖的学者。

我们应对重大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人类各种现象并不是哪个学科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人本身是很复杂的，是一个综合体，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有理性，也有情欲，跟自然科学不一样。有了人文性，才有了驾驭重大问题的能力。

这个问题对我有很大的触动。现在不提倡百科全书派，但还是跟自然科学不一样，人文社科首先需要一个综合能力和整体观。我提倡学生要有点不务正业，太务正业了就可能太狭隘，而不是越来越宽，能力也越来越弱，而不是越来越强。要专才能深，但也要博览。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新京报记者罗东；编辑：阿东。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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