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论

我们的女权,我们的1960s书评

发布时间:2017/11/17 15:45:44   点击数:

书评及其他

将近四个月没有在任何平台上发过文章了,这段时间里也几乎没有认认真真地写过东西,不管是因为忙还是懒,或是说心情的起落,人生节点的到来,仿佛患了失语症一般,不想说了,不想写了,当然,也写不出来了。只是读书,幸好还在读书,慢慢消解期待与悔恨,喜乐与悲苦。让人生重回正轨的唯一方法,大概只剩下写作这一种了。因而才逼得自己写出这篇《醒来的女性》书评,将这位美国作家玛丽莲·弗伦奇带给我的孤独与清冷,希望与绝望,以及对女权主义的思考,一并付诸笔端,慰藉自己,希冀同好。

鲁迅的散文《希望》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没有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时至今日,我们依旧身处这般混沌,你明明清楚它存在的蛛丝马迹,但就是无法在安详的生活中找出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来唤醒那些沉睡或假寐的人们。自由、民主、法治,皆是如此。

而女权,同样并不例外。

自当年太祖一句“妇女能顶半边天”,一举将性别平等空降这个根深蒂固的父权社会,我们一直对此自视甚高:性别平等自建国起便写在宪法当中,选举权、受教育权样样不落,“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口号喊得响彻云霄。到了今天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丈母娘可以要求准女婿买车买房存款不少,社会上也流传着丈夫要听媳妇话,说买什么就买啥的笑话,家庭中妻子管钱已经成了众人调侃的常态……都这个样子了,女权主义者们还想要什么呢?

抱着这种心态,当人们看到年全球性别平等调查中,天朝得分竟然比不过自己天天嘲笑的隔壁印度,怕是又要认为这是一场西方资本主义的颠覆阴谋。但或许我错了,人们对性别平等的关心并不会比宇宙中是否存在三体文明更多。他们更可能认为,我们早已领先世界完成了性别平等的任务,现有的秩序何尝存在问题。

在21世纪的中国读到这本书,讨论上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的女权运动,竟是如此出乎意料的恰当。那同样是个确立了女性选举权和教育权、可以工作获得报酬的时代。人们从法律上肯定了性别平权,然而这些法律层面上的规定,却从未触及这个父权世界最根本的社会认知。男人的使命是成家立业,女人的命运是相夫教子;男人的战场是外面的大千世界,女人的生活则永远囿于房舍之中;男人的事业被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女人的工作则不过是奴仆的日常,什么也不是。

你当然可以上学,但在结婚生子面前放弃学业仿佛理所当然;你当然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但无非是低薪的打字员或是永远无法成为校长的小学老师;你当然可以离婚,但你要承担家庭埋怨和社会白眼,并艰难地习得你从未来得及培养的工作能力;你当然是自己子宫的主人,但却还是会不得已甚至不自觉地偏向床笫另一边那个人的意志,直到那些意外们终于束缚住了你的手脚,驯服了你这匹野马;你当然可以谈政治搞科研,探索历史与文学,但那些掌握着大大小小话语权的男人们从不会将你的思考和努力放在眼里;你当然可以自由地在夜幕下独自回家,但你要自己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黑影和因此带来的毫无道理的荡妇羞辱;你当然可以抱怨这一切,可以在心里呐喊着不公,但掌控着世界的依旧是那些人,他们一遍遍地警告你的荒谬,调动着无数你尚未醒来的同伴,将你推入无底深渊,直到你最终屈服,或是选择永恒的孤独。

这才是女权主义想要打破的壁垒。我们要的不是翻身奴隶做皇帝的改朝换代,或是试图构建一个女性权利高于男性权力的时代;我们要的也不只是一句性别平等、女性能顶半边天的无关痛痒的政治正确;我们要的更不是男方有房有车有户口的一份“聘礼”和必须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蛮不讲理,甚至于被扣上物质拜金无脑任性的污名……女权主义实则是在追求人类不受先天差异所限的平等,追求两性个体选择自己人生道路走向的自由。女权主义者一定也是一个平权主义者,一个愤懑于人类仅仅因为自己的种族、出身、容貌、性取向而遭到社会嘲讽唾弃甚至被剥夺为自己正名的权利的敏感“少年”,一个始终向往自由并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仍然愿意承担自由带来的迷茫、误解与孤独的“成年人”。女权主义不是一个用来让人们赶时髦的舶来品,也不要求思想有多开放、多激进,当然更不要求支持者必须是女性。性别平权,标志的是人类离自由的果实更近一步的发展。

而女权主义运动之所以困难重重,正是因为其追求并不是表面上的平等而是要彻底改变这个社会的既有认知。即便是立法规定了男女平等,这个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权、父权思想其实从未消失过。近年来频频爆出的女德班事件,明明白白地昭告天下,大清亡了后的一百多年里,我们是怎样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对丈夫百依百顺、对公婆有求必应、全心全意为家庭付出、不要妄想出门在外抛头露面、即便遭遇家暴也要委曲求全,甚至荒唐地要求保守着装、笑不露齿,以及堂而皇之地宣扬贞操论,丁璇们这样告诉那些宛如教徒一般虔诚的女性们,这是你们能够拴住一个男人维持一个家庭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方法。倘若有人提出质疑,不等主讲辩解便会有信徒挡在前面,为正在吸干自己血液的虱子辩护。她们喋喋不休地讲着自己运用这些方法之后家庭向好的方向的转变,无论这好转是客观上的事实还是主观上的臆测。仿若隔世一般,她们似乎从未想过逃出女德班给她们设下的逻辑圈套。但凡你能够选择不再依附于男人和家庭,整个逻辑体系便不攻自破。但她们似乎从未想过,甚至不敢去想。大清亡了,可是这几千年来积下的顽疾,无法一朝清除,自明清以来日益紧绷的礼法,也不是辛亥革命一声炮响能够炸飞的。

毕竟还没有足够的人生经验,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只能试图简单地探讨一下,平权运动之困难至少存在的三个影响因素。

一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阻碍。

男尊女卑这种思想自古有之,世界各国均是如此,没有例外。无论是社会环境的言传身教,还是印成文字的女四书、程朱理学,每一句话都淌着血,无声地控诉着封建礼教捅向女性的尖刀。“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但就是没有“从己”的可能,也没有人会试图想想这种可能。正应了女德班的回潮,让我们真切地看清了这把利刃流传至今的真相。

女性无法拥有独立的人格,而必须作为男性的附庸获取为人所评判的价值。无论是奥迪还是深圳地铁,向大众流出的视听广告中仍然满满是对女性的物化,而更令人想不通的一点是,公司高层的女性为何没有对此发出异议,是意见被驳回,还是高层女性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性别歧视,抑或是说高层根本就没有女性?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无疑都是令人细思极恐的。大清亡了一百多年了,你真的相信吗?

二是制度保障的缺陷。

或许是源于官员的保守,或许是源于根本就没有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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