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后期，格非以“先锋”姿态登上文坛，对传统叙事结构发起猛烈冲击。进入20世纪90年代，格非却面临无从下笔的困境。从年至年，格非经历了十余年的创作低谷。这期间，他重新审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并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价值重估。

《隐身衣》探讨的是在一个碎片化时代，人们如何保持精神世界的完整性。格非试图通过主人公小崔的个体经验，还原消费主义时代下“蛇阱”众生相。他冲破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二元对立的框架，要求“写好现实”并“超越现实”。《隐身衣》仍保持一定的“先锋”性，但明显表现出回归世俗的姿态，甚至吸收了“新写实”小说的某些特点。《隐身衣》症候性地指向了格非写作转型的复杂。

年，杨绛的《将饮茶》出版，其中有一篇《隐身衣》，里面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蛇阱”意象：“阱里压压挤挤的蛇，一条条都拼命钻出脑袋，探出身子，把别的蛇排挤开，压下去；一个个冒出又没入的蛇头，一条条拱起又压下的蛇身，扭结成团、难分难解的蛇尾，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不断地挣扎斗争。钻不出头，一辈子埋没在下；钻出头，就好比大海里坐在浪尖儿上的跳珠飞沫，迎日月之光而生辉，可说是大丈夫得志了。”[1]

日常人生也是如此，鸡飞狗跳，狼奔豕突，为的都是在“蛇阱”中钻出一条生路，盼着分些日月之辉到自己身上。也有人不求闻达，别人争得头破血流，他偏要安心地待在“阱”底，一心一意过自己的生活。他或许能如愿以偿，自得其乐地遵循着自我的节奏，但因凡胎肉身，毕竟很难承受或坚持。

巧合的是，格非年出版的小说也叫《隐身衣》，主人公小崔就是一个“自愿”待在阱底的人。文中小崔自述身份：“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一个专门制作胆机的人。在北京，靠干这个勾当为生的，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二十个人。在目前的中国，这大概要算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业了。……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的存在。这倒也挺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2]14

小崔的“隐身人”生活源于社会地位的卑微，因为卑微，旁人尽可对他熟视无睹。他的遭遇乃至他的痛苦，比一粒灰尘更不值一提，最多报以茶余后一声若有似无的唏嘘。当然，这也意味着隐身人大可逍遥自在，故而小崔对这种隐身生活颇为“自得其乐”。

话虽如此，小崔对“卑微”这件“隐身衣”的态度称不上“安贫乐道”，自述中“勾当”“微不足道”等词，与其说是自嘲，不如说是对物欲横流、精神空虚的时代的尖刻讽刺，其中所包藏的情感——不满、愤怒、厌恶、无奈——兼而有之。

他在不为人知的阴暗角落，对红尘中人嗤之以鼻，不过他能做的也只有暗自腹诽。对花15万购买音响却只用来听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流行乐，夸夸其谈、故弄玄虚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小崔拼命克制自己发声的欲望；而对那些大腹便便、灵魂空虚、附庸风雅，听一张“奶妈碟”就自以为荣登古典乐殿堂的“成功人士”，小崔自然三缄其口。毕竟日子还要维系下去，顾客就是上帝，哪能忤逆——哪怕顾客正是谋杀音乐的元凶。

理想世界的物质基础攀附在那些令小崔反胃不已的现代病人身上，乌托邦的纯洁无垢不断让位于现实的繁琐庸俗。小崔向往的是巴赫、瓦格纳、富特文格勒，而每天不得不面对的却是刘德华、李宇春—那些堆砌成山、甜腻到发酸的工业制品。小崔的卑微并非自愿，他总是怀念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时他的行业十分火爆：“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音像展居然人潮涌动，门庭若市。”[2]15-16

他甚至还被邀请到北京音乐台的录音室，担任“硬件医生”一类的嘉宾。而现在，他这个音乐手艺人竟然沦落到与乞丐无异的地步，在他看来这多是拜荒谬绝伦的社会所赐：“依我粗浅的观点看来，这个社会的堕落，正是从蓄意践踏手艺人开始的。”[2]15

这种人为的卑微迫使小崔更清楚直接地看见了“蛇阱”的肮脏和乏味，“利”字当头，于是连亲情、友情都成了一场脆弱不堪的虚伪演出。小崔的姐姐编了无数个低劣的谎言，为的就是把他赶出房子；蒋颂平把自己当年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似乎发小小崔不过就是个无赖、死要钱的，大可扫地出门。

在婚恋这件事上，姐姐和蒋颂平的态度如出一辙：前者迫不及待地塞给弟弟一个患了癌症、口齿不清、还带着儿子的中年妇女，后者给小崔介绍的不是扫地工就是厨房里的胖丫头。现实生活就像一场低劣的喜剧演出，可剧中人多半笑不出来，小崔终于“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仿佛觉得这个世界，突然间变得空阔而无趣”[2]。

杨绛在《隐身衣》中说，穿上“卑微”这件隐身衣会别有所得：“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书上的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乐，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1]-

杨绛把卑微所揭露的种种世态人情当作一种再好不过的娱乐，这是一种“忘身”的智慧，但格非笔下的小崔却没有杨绛的这份定力。小崔虽脱离了那利令智昏的“蛇群”，可无论如何他仍在“蛇阱”之中，只能看到翻涌的“蛇群”，看不见“蛇阱”之外的飞鸟与游鱼。他纠结其中，一再为其所伤。

面对现实，小崔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姿态：被逼着沉默，被逼着卑微，被逼着生活。他又无法超脱其外，于是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愤懑不平，或是竖起音乐的围墙，躲进一个日渐萎缩的个人乌托邦。

关于格非的《隐身衣》，学界目前已有一定数量的专论，其中亦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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