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曹刚教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战役正进入关键期，全国人民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体现了团结友善协作的道德风貌，但疫情防控过程出现了值得反思和需要回答的七大伦理问题。

一、政治伦理问题

涉及重大社会安全问题时，需要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否则无法强有力地指挥，无法集中调配资源，无法及时收集信息，无法果断地决策，但各级行政权力的运用要有道德边界，要尊重人的尊严，要对所有人，包括武汉人，予以平等地尊重和关心。那种运用公共权力歧视武汉人的行为，绝对不能容忍。1月31日，媒体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三亚市政府近日召集机场、各航空公司、旅行社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要求三亚进港航班不能承运湖北籍旅客，且相关规定“不会有红头文件”。显然，这般操作是违背政治伦理的。同时，决策者需要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和勇气，不能委蛇于程序，不能“甩锅”上级或同僚，不能患得患失。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之所以广被质疑，就是例证。不忘初心的关键不在学习，而在实践。由此，问责必须要彻底，拒绝替罪羊。

二、市场伦理问题

市场不过是交易的体系，但在其间流淌着的不只是商品，还有道德。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商贩，首先做的是诚实信用，要遵守公序良俗。北京10只口罩卖元，这种借机抬价，发国难财的商人是奸商，是市场经济的害虫，要予以惩罚，情节恶劣者，甚至让它们破产，清除出市场。另外，企业是社会公民，也要为社会尽责，凤凰网财经根据公开信息整理了企业支援情况，截止1月26日，各界企业捐款已经超过63亿元。企业捐款是善举，但要避免道德绑架。捐多少钱，出多少力，尽一份心即可，不可苛责。

三、角色伦理问题

人生如戏，世界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社会大众犹如观众，对这个角色的期待是什么，角色的道德就是什么。救死扶伤是社会对医生的期待，尽职的医生是最可爱的人；探索真理、坚持真理是社会对科学家的期待，为快速诊断作出独特贡献的中国科学家是可敬的，而那些为了发科研论文而拖延履职、放弃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人是可悲的。与此同时，还可以追问，传媒人是否尽到了客观、独立和公正的报道职责？我们每个公民在这场疫情防控战中，是否有足够的自律意识、理性精神和主动参与的责任感，是否尽到了公民的责任？

四、慈善伦理问题

社会就是一个共生互助的关系网络，每个人都是这个网络中的纽节，每个人要自强，彼此间要互助，这个社会网络才牢固。无力自保或断人之路，都会使社会陷入“互害”模式。“长沙人和武汉人手拉手”火了！收留滞留武汉籍旅客、守望相助之举可赞，阻路断桥、以邻为壑之举可悲。可以说，我们从未像今天一样体会到“风险社会”的来临，体会到休戚与共的连带共生关系。只有爱自己，才能爱他人，这是风险社会的最高道德命题。这里的自爱不是自私，爱是一种给予的能力，人性在给予中开花、结果，爱是关怀，是尊重，是理解。只有爱才能打破人跟人、地区跟地区，甚至是种族之间的隔阂，使人们心连心，手牵手。慈善无疑是是爱的表达、爱的实践。但慈善如何才有善果？个人的慈善是可贵的，但也是有限的，有组织的、制度化的、透明公开有监督的慈善才能使爱的光辉普照人间。1月31日下午，针对将1.6万个“N95口罩”分配给未医院，湖北省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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