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论

论文推荐公共服务供给生计资本转换与相对

发布时间:2021/5/5 22:43:01   点击数:
论文LUNWENTUIJIAN推荐公共服务供给、生计资本转换与相对贫困的形成———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作者介绍

许源源,男,湖北黄梅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地方治理、乡村振兴研究。

徐圳,男,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

年之后,相对贫困将成为中国贫困的主要形式。相对贫困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城市人口中的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的贫困致因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基于制度视角构建了“制度结构-个体行动-贫困形成”的分析框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年度的数据,分析了公共服务供给、生计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生计策略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对贫困的发生是一个包含制度结构和个体行动因素的缺失集;城市相对贫困的形成存在空间分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发挥了更为显著的致贫效应,城镇人口则在公共服务供给和生计策略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上呈现出显著性。相对贫困治理应该统筹城乡扶贫、深化配套制度改革,以及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本文深化了贫困致因的制度分析,凸显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减贫作用,进一步强化了主观能动性在脱贫中的作用。未来应该结合农村相对贫困开展研究,比较城镇贫困与农村贫困致因的差异并统筹治理城乡相对贫困。

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国贫困治理的基本逻辑和运作模式全面改变,抵消了因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的减贫效应下降问题[1],长久以来面临的扶贫目标偏离、扶贫绩效低下问题得到改善。截至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年末的万人减少至万人,年均减少万人,贫困发生率从年的10.2%下降至0.6%①,中国即将达成“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消除绝对贫困。然而,长久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进城农民的差别待遇等问题不断加深着转型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中国的贫困已从因经济欠发达、政策制度缺失造成的普遍性、区域性、绝对性贫困向点状分布的相对贫困发生转变[2],总有部分利益相对受损、资源占有相对较少的群体和个人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平均水平,表现为相对贫困者。相对贫困与多维贫困相伴相生,联合国开发署年度《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显示,全球仍有13亿人处于程度各异的“多维贫困状态”②,单一的经济贫困线标准在新的形势下需要作出修正。有学者估计,如果按照城乡分别设置相对贫困标准为居民中位收入的40%,那么“利用CHIP数据计算,城镇相对贫困线约为元,贫困发生率为9%,折算得到城镇相对贫困人口约0.7亿人;农村相对贫困线约为元,贫困发生率约为11%,折算得出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约0.6亿人。”[3]与此同时,中国扶贫的场域主要在农村,城市中的贫困在现实中被忽视了。如果把反贫困的视野局限于农村地区而割裂城乡,那么导致相对贫困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市场发育程度差别巨大等要素会进一步放大,从而严重影响减贫效果。实际上,在不断加快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日益被城市吸纳,大量的贫困群体被动地进入了城市,这种流动加大了城市贫困减缓速度被低估的可能[4],也导致城市内部贫困治理的二元结构问题。相对贫困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反贫困事业的关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从战略全局上为贫困治理进行了部署安排。绝对贫困可能被消除,而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亟需系统梳理相对贫困的致贫因素。学界对于相对贫困的研究开启较早,主要集中于相对贫困概念及其测度、相对贫困的致因两个方面。通常来讲,绝对贫困表现为绝对的物质匮乏,是一种社会最低层的生活水准;而相对贫困对应相对匮乏或相对剥夺。相对匮乏理论源于社会心理学,斯托弗等针对美国士兵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士兵对军旅生活的态度取决于他们与其它个体或者群体之间的比较[5]。随后,逐渐有学者将其应用于贫困研究并拓展到相对剥夺,主要测量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问题[6]。研究者们都认同相对剥夺是一种感知到的相较于其它群体的弱势与不足[7],它体现在频率、程度、幅度等三个维度上[8]。其中,频率指一个群体中感受到相对剥夺的比例,程度是这种感受的强烈性,幅度是指目前状况与理想状况之间的差异。同时,相对剥夺概念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是参照群体问题。朗西曼按照功能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参照群体———比较型(Comparative)、规范型(Normative)和会员型(Membership),比较型参照群体是人们用来与自身状况进行对照的群体;规范型参照群体是人们用来建立理想状况标准的群体;会员型参照群体是指当一个人感受到不平等时,其脑海中出现的某一种特定的角色[8]。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相对剥夺甚至不需要一个客观存在的参照群体,它就是一种对现实与期待之间落差的感知[9]。第二个是实际的相对剥夺状况与感知到的相对剥夺之间的差异问题。尽管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却依赖于截然不同的测量方式。现有研究往往混淆了相对剥夺感与可能造成相对剥夺感的结构状况,这种混淆会导致研究者错误地从宏观经济指数中推导个人态度[7]。汤森最为系统地将相对剥夺引入贫困研究。他认为过去的贫困定义都与某种绝对意义的基本需求水平相关。因为人们的需求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所以他强调社会剥夺是指“社会上一般认为或风俗习惯认为应该享有的食物、基本设施、服务与活动的缺乏与不足”①,“人们常常因社会剥夺而不能享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生活条件。假如他们缺乏或不能享有这些生活条件,甚至因此而丧失成为社会一员的身份,他们就是贫困的”①。基于该定义,汤森开发出相对剥夺的两类衡量指标:一是不同类型资源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分配,第二种是被人们不断定义的、常规的社会生活方式。卡兰等进一步指出相对贫困应该同时基于两条标准:一是大多数人认为的常规生活之所需,二是大多数人所实际拥有的常规生活之所需。基于这两条标准以及爱尔兰的相关数据,卡兰等认为剥夺体现在三个方面:基本生活方式的剥夺(包括食物、衣服等);第二阶生活方式的剥夺(包括电话、汽车、休闲活动等);住房的剥夺(包括住宿质量与设施等)[11]。可以看出,将贫困与相对剥夺挂钩时,贫困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多维概念,包含不同领域的剥夺与缺失[12]。20世纪80年代,阿马蒂亚·森在将贫困的单一维度拓展为多个维度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的概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强调能力和权利的贫困,并于年联合牛津大学共同开发了多维贫困指数,成为世界公认的测量多维贫困程度的权威指数[13]。在阿马蒂亚·森看来,“多维贫困”不仅仅指收入方面未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低需要,也包括自身素质教育、居住条件、交通、自身的健康等一些能力缺失,贫困是因为人的可行能力被剥夺。可行能力“不仅是那些能避免夭折,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能受到教育及其他这样的基本要求,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就。包括如亚当·斯密所强调的能够在公共场合出现而不害羞,并能参加社交活动。”[14]哪些因素导致相对贫困的形成呢?学界主要运用三种框架(社会排斥分析框架、脆弱性分析框架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来进行分析。社会排斥分析框架主要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层面来探讨致贫原因[15]。在既有的社会制度安排之下,部分群体,主要是贫困者被排除在公共决策体系之外。之所以被排斥,可能是因为各种社会和自然的原因,比如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丧失能力等。排斥导致这部分群体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更缺少进入各类决策的机会,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他们除了本身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少之外,能够获得的社会资本更少,因而具有相对贫困性。脆弱性分析框架则将“社会风险性事件的发生作为贫困发生的直接引导机制”;“脆弱性是指个人或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并且由于遭遇风险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的水平之下的可能,脆弱性高是贫困的特征之一。”[15]根本上来说,脆弱性分析框架的价值是将风险引入到贫困分析当中。那些面临自然灾害、疾病、瘟疫流行等不可抗风险,教育培训费用高、就业困难、市场不开放、乡村医疗救助体系落后等制度性风险都会导致部分群体更容易陷入贫困。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贫困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贫困家庭或个人的资产积累总量不足或者是资产组合不能维持家庭可持续生计策略的需求,从贫困家庭或个人内部分析贫困产生的原因[15]。英国国际发展部(DIFD)指出,脆弱性环境会影响部分群体的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群体自身的生计策略会基于其自身的资本状况以及制度环境而进行调整[16]。因此,应该结合群体所在的自然环境、制度环境,通过制度和政策调整来使贫困者不断增加能够改善其生存状态的各类资本来治理相对贫困。综上可见,贫困问题历来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关切,引起了学界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对贫困概念演变、致贫因素及其改善的诸多探讨。但是,“贫穷与富有并不仅仅跟金钱的绝对数量有关,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穷人并不是真的在挨饿,问题的关键是相对地位。”[17]也就是说,贫困本质上就是相对的。从文献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工作重心依然明显具有经济指向性,收入是其单一考核标准,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反贫困思路已经从绝对贫困转向了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18]。相对贫困视角下,贫困者的产生不仅是收入(物质资本)的缺乏,还可能是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的短缺,也可能是无法受惠于其所拥有的社会联系(社会资本)。故而,一个社会的反贫困工作应该包括所有能够改善贫困者资本状况的行动。在年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目标达成以及贫困治理转型的关口,相对贫困治理研究要适时跟上贫困特征的变化,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首先,在精准扶贫战略推进过程中,扶贫工作的主场放在农村具有必然性。现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贫困问题应越来越多地引起重视。从贫困研究的历史来看,城市贫困最早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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