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其内蕴的复杂性和表达的客观性引发无数争议，而它对自十月革命以来所营造的“大历史”观的解构以及通过抗拒历史而追求人的精神完整性的内容，却始终未被明确揭示。本文将从以东正教“神人”论和圣愚伦理为基础的神圣历史主义出发来重新解读这部20世纪的史诗性作品，看它是如何以个体的精神力量超越“大历史”的目的幻象。

作者简介

王志耕，男，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宗教文化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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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洛霍夫像

曾有评论指出，《静静的顿河》中存在着多重话语，其中便包括“人性”话语[1]，在苏联时期也有论者从个体与人民的角度进行过分析[2]。然而，小说中个体的人或“人性”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存在的，还需要从人与历史的关系角度来加以确证。在笔者看来，《静静的顿河》是从基于俄罗斯宗教文化的特殊历史主义立场出发，来营构偶然性个体是如何与必然性“大历史”进行对话的。

这部作品展现了小人物被大历史辗轧的悲剧，但从本质上说，它所描写的乃是小人物与大历史的“一个人的战争”。早在19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民意党革命行为的否定中，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立场，只不过当时在俄罗斯的政治变动中还没有发生像后来那样的大规模国内战争。而当围绕苏维埃政权建立过程所发生的那次战争结束之后，对它的反思性立场就通过文学表达逐渐显现出来。《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史诗性巨著，但它不是理性主义历史观框架内的史诗叙事，而是继承了俄罗斯传统历史观的神圣宏大叙事，它针对苏联时期共产主义的世俗目的论，将那场导致无数无辜民众牺牲的大规模内战作为参照对象，承担起解构大历史、肯定个体精神完整性的使命。

在俄罗斯的宗教文化架构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主义。它与西欧理性主义框架内的历史主义不同，后者包括两个重要方面的内容：一是英雄创造历史观，一是世俗目的论。黑格尔曾指出：历史有一个向前进展的内在“精神”，只有那些伟大的人物，比如凯撒、拿破仑，才能代表这种精神，而“他们周围的大众因此就追随着这些灵魂领导者，因为他们感受着他们自己内在的‘精神’不可抗拒的力量。假如我们进一步来观察这些世界历史个人的命运——这些人的职务是做‘世界精神的代理人’”[3]。那么这种世界精神是什么？其实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这个世界赖以存在的绝对逻辑。这种观念否定了每一个个体的历史参与价值，从而为人的内在不平等埋下了祸根。或者说，人只有成为“英雄”，相对于历史才有意义，否则他们只能是“追随者”。所谓世俗目的论，是从理性主义角度看世界，认为世界是在时间链条中存在，并且这个时间是由一个单向的主导矢量所构成，过去、现在与未来，是由一系列因果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在理性主义框架中，历史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只有达到了这一层面的理解才是终极性的理解，即“一个真正科学的认识论不仅回答关于事物本质的问题。它试图揭示事物发生的源头，以及把源头同其随后的发展结合起来。只有当知识包括了起源、发展和最终命运时，知识才真正转变为大写的理解”[4]。就此，人为历史建立起一个通过推理获得的目标，那些伟大的英雄便成为确立这一目标可行性的决定性动力，而普通的俗众则在这一宏大目标之下成为陪衬，甚至牺牲品。

黑格尔像

俄罗斯理念中的历史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融合了东正教“神人”论和圣愚伦理中的人学内容，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的神圣历史主义。宗教哲学家森科夫斯基认为俄罗斯哲学的特性是人类中心主义（антропоцентризм），“俄罗斯哲学占主导地位的命题是关于人的，关于人的命运与历程，关于历史的意义与目的”[5]。但这个人不是“英雄”，而是每一个个体的人。在正教教义中，因为上帝造人的方式和耶稣的虚己，使得每一个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神性”，神学家谢·布尔加科夫则声称“人类可径直叫做神的种类”[6]。而俄罗斯的圣愚文化也为这种人学提供了伦理解释：[7]神圣者反以卑污的面貌示人，高尚者反以卑下的形式存在。因此，这种人学便拆解了理性历史主义的英雄创造历史观：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英雄，也不存在绝对的俗众；英雄无非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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