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王维《伏生授经图》，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礼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注重对三礼以及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研究。本栏目选编自清华大学历史系彭林老师专著《礼乐人生》及礼学中心讲座内容。

论经学的学科位置

大凡一国之学术，必有一国之体系与特色。这是一国之学术区别于别国之学术的根本之所在。中国学术文化有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尤其深厚，特色至为鲜明。中国学术文化的分类体系，肇端于刘歆的《七略》。刘氏以《辑略》为总说，而以《六艺略》居其余六略之首，《汉书·艺文志》沿袭其说。三国·魏·荀勗作《新簿》，将文献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为六艺、小学。唐代国家藏书仍以甲乙丙丁为序，分列经史子集四部，自此到清，再无变化。经部文献是中国学术的源头，始终处于领军的地位，其价值绝非其他文献可以比肩。

东西方文化是不同的文化。西方的学科体系，不是为了东方文化而设计的，而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我国学者在学习和引进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的同时，理应经过必要的消化，充分兼顾本国固有学术的特点，使之有机结合，并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发展。自然科学侧重于物质，同一性大于多样性，各国尚可通用。人文科学不然，侧重于精神与文化，各国多显个性，多样性大于同一性。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点。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完美无瑕的，而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互补。如果用一种学术规格统一世界学术，必然会扼杀区域文化的个性，导致人类文明走向枯竭。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年版

遗憾的是，西学东渐的过程，正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由于我们在政治上不能独立自主，因而在文化上也连带失去了自信，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唯西方科学的马首是瞻，令举国的教育体系全盘西化，彻底转向西方的大学制度。在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的同时，在人文科学这一最具民族特色的领域也全盘西化，将我们传统的学术削足适履地分割为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在我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中，“哲学”、“文学”都不是独立的学科。“哲学”是西方学术的概念，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人类对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讨论宇宙本原的著作在古代中国并不多见，所以在古代中国并未单独成军。“文学”一词，最初见于《论语·先进》，孔门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子游、子夏为文学之选。孔门所谓的“文学”，邢《论语疏》说是“文章博学”，与近人所说的文学名同而实异。读《礼记》可知，当时的贵族与庶人，凡在礼制上有疑难不明者，多请教子游；而子夏为《诗》《书》发明章句、作《丧服传》、与魏文侯论乐。两人都以发明经旨为长。古代的诗文都在文集之中，而文集却不限于诗文。这表明了古代学者对传统学术的性质的认识。

采用文史哲三分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是经学不仅失去了领军的地位，而且被逐出了大学的学科体系，无所归属。

目前，内地的图书分类法将经学著作归在哲学类中，可谓莫名其妙。经学以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笺注、义疏等为基本特色，与以思辨为主要特色的哲学著作大相径庭。“十三经”中的《周易》《公羊》《梁》虽涉及哲学问题，但并不等于就是哲学著作；而《书》《诗》《仪礼》《周礼》《左传》《尔雅》与哲学几乎无关，《礼记》《论语》《孟子》《孝经》也绝对不是哲学著作。唯其如此，尽管我们把经学归在哲学类中，而哲学系中很少有人专攻经学。

港澳台与南洋地区的大学都没有经学系，为了解决经学的归属问题，而将经学课程放在中文系。由于所开设经学类课程的体系与风格都比较严正，大致保留了自古相沿的经学传统。内地的中文系则不然。内地的“中文系”乃是“中国语言文学系”或者“汉语言文学系”之谓，重心在语言学和文学，所以几乎不见有经学类的课程。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名目之下，或者有《诗经》《左传》的选段，那也是作为文学作品来处理的，与经学无关。

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年版

经学与史学原本就是两途。因此，经学在历史系理所当然地没有地位。时下的历史系，以制度史研究为主，或者再加上经济史、社会史之类的专史。

正是由于经学在人文学科中失去了起码的位置，其处境相当之窘迫。由于本科教学几乎没有经学类的课程，故各校也绝少有招收经学专业的研究生者。经学研究难以形成气候，遑论发展。当前大陆地区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虽有少数经学研究者，但他们大多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或者是有某种学术“担当”的意识而自发投入其中，绝非学科体系的产物。

经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和核心，体现的是道德和仁义的教化，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礼记》的“苛政猛于虎”，《论语》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等，表达的都是政治理念。尽管它们有高超的文学色彩和史学价值，但从学术属性上来说，它们不是文史作品。就像《圣经》具有文学性和史料价值，而西方人绝不会将它归到中文系或者历史系去一样。

周予同《群经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

而在时下的大学中，经学已被肢解。《诗经》进入了中文系，《左传》进入了文史两系，《周易》进入了哲学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比较浅近，但也只是摘取若干语录，作为古汉语知识在中学课本中少量出现而已。到了大学阶段，即使是文科院系，也很少有系统讲授“四书”的。《尚书》《礼记》《公羊传》《榖梁传》之类的经典，由于无法按照西方的学术体系归位，游移飘忽，绝少有人问津。即使有人涉及，也完全是由于个人的原因。总而言之，经学的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一历史性的错误，是导致经学偏枯百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西方文化以宗教性作为主要特色，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中，神学处于领军地位，因此大多数大学都设有神学院。中国经学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之重要，没有人可以否认，但在如今的大学里却没有其学科位置，令人大惑不解。这种抹杀了经学地位的学科格局，既不能帮助中外学者正确地把握中国学术文化的既往历史，也不能给今后的中国学术文化以自然延续和发展的空间。时至今日，我们应当重新检视百年以来盲目追随西方大学文科体系的迷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消极后果，给经学以应有的学科地位和必要的尊重。笔者建议，为了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负责，应该考虑在有条件的重点大学中设立经学系或者经学学院，以振兴经学研究，培养经学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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