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中良，曾用名秦弓，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年获博士学位。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特聘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文学评论》编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抗日战争敌后战场文学研究”等课题。出版《觉醒与挣扎——20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比较》、《中国现代小说叙事风貌》、《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五四：新与旧》、《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民族国家概念与民国文学》、《走近鲁迅：由崇拜到对话》等学术专著12种，《中国现代杂文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国文学通史》等合著4种，《“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等译著，总主编《-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20卷），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抗日战争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读书》等报刊发表评论余篇。另有随笔集4种。

鲁迅笔下“中国”的歧义

“中国”一词，古已有之，初指京师，继而扩大到京畿、诸夏，具有国之中心与正统的意涵；等到“中国”作为近于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概念来使用时，则已包含了先前环绕诸夏、渐次交织聚合、进而融为一体的蛮夷戎狄。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进逼侵夺，使得中国的有识之士国家意识愈加自觉。到19世纪90年代初，中国概念在文人的日常写作中时有所用。譬如光绪十八年十二月除夕（公历年2月16日），梁启超在《覆汪穰卿同年书》中写道：“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以守残，数百年如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以新学，则阻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排犹如仇雠。”[1]进入20世纪，运用更加普遍。如鲁迅留学时期所作《人之历史——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破恶声论》等篇里，“中国”这个概念就已经运用自如，前者上溯“中国古说，谓盘古辟地，女娲死而遗骸为天地”[2]，后者认定诗歌“中国已于四千载前有之矣”[3]。

在以往的鲁迅研究中，始于留学、到五四时期进入高峰、而后脉息不绝的个性话语，年以后的阶级话语，都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国家话语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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