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年自述［精编修订图文版上］我离经叛道的跌宕人生旧年也曾凌绝顶，更知高处不胜寒。 　　本文辑自何新自述《思考》第一卷（时事出版社年出版）。重新发表，经过何新先生修订、确认。 　　我个人政治和文化思想发展经历过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由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叛离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文革政治思潮。 　　在第二阶段，由80年代中期到后来，我又叛离了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以及泛西化、泛市场化、反传统、激进主义的改革思潮。 　　其间风云迭起，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有许多未见终局的事情，最后的评判只能付诸于未来的历史了。 　　我平生数历生死边缘，几次死里回生。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间生生死死，爱恨情仇的经历和上天下地的个人阅历，绝非一般的文人、书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梦见! 　　我的这种相当个性化的人生，竟然发生在后这么一个缺乏个人自由和浪漫精神的时代。所以，我的生活经历在中国知识分子圈中，可以说是异常奇特，独一无二的。 　　我的前半生，得罪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些政治人物，但主要是知识分子。我打破了意识形态中一些人所制造的神话，例如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神话，什么“河殇”的神话，什么“民主政治普世性”的神话等等，搞得鼓吹这些东西的一些知识分子很没面子。他们恨死我了，所以一直极力把我妖魔化。 　　有时我是的确有一点悲凉的。数十年来所为何事?不过一直都是读书、思考、写作而已。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竟这么仇恨我?就是因为我阐述的一套思想，妨碍了一些人达到他们的目标!俗语说，泄天机者遭天谴。我平生数次道破了某些天机，砸了一些人骗人的饭碗，因此犯了众怒。 　　我一向被认为是一个离经叛道之徒。并且，目空一切。无师无门，无宗无派，自本自根。我似乎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然而跳入学术界后一直在大闹天宫。因此有人诅咒我是弼马温、野狐禅，但也有人认为我是齐天大圣。其实，如果我是孙悟空的话，我也许会追随唐僧去取经，但最后绝不会皈依佛祖而求分封，去做一个什么“斗战胜佛”的。不自由毋宁死。皈依正统和主流，那是这个猴子一生最大的败笔。 　　20多年以来，我与一些知识分子的分歧与其说是在学术上，不如说是在政治上。这种分歧特别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在政治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激进主义者，是国家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世界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坚持传统主义者而不是西化主义者。 　　多年来，我的学术一直居于非主流的地位。在很多时候，我几乎完全孤立无援。我承受着多种批评、批判、误解、攻击、诋毁以至谩骂，不仅在国内，也包括在海外。但是更有趣的是，我也是经常被一些文贼剽窃和抄袭的对象。有的文人一边骂我一边偷我。然而不管怎样，我从来没有向那些自以为是什么公知精英的人低头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经常以个人的微弱之声对抗主流世界。那些精英们说，何新已经不存在。因为他们早把何新打倒在地一万次了。而我则说：对不起，还要劳驾你们再打一万零一次────因为，老何仍然在这里！ 　　我对事物常常持有与多数主流精英包括一些大人物们不同而新异的观点。因此而触犯一些人们，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或者学术尊严。因此而一路走来争议始终不断。多年来，一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苏东坡有一首词说：“漫听竹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词很适合描述我的心境。童年何新（,摄于温州苍南乡下）1、出身与职业 　　年12月，我出生在浙江温州苍南的一个小镇(钱库)。父亲何炳然先生 　　我父亲何炳然先生，年因病过世。他生前是一位知识分子干部，文革前的级别是行政14级，不是高干。我五岁才被大人接到北京。摄于全国妇联幼儿园， 　　我祖上薄有田产，是当地的士绅(地主)。我的祖父何成功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抗战时期曾经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乡，因此他没有参加第三次国内战争。 　　父亲在大学(前中央大学)时代思想左倾，参加了左翼学生运动。—年在华北加入共产党的新闻训练班，负责人是胡乔木。 　　我的职务是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本届（年）已连任三届了(第7、第8、第9届)。我的工资及供给关系都在全国政协，级别相当于正研究员或者正教授。 　　［附注：何新历任第七、八、九、十一、十二届政协委员。］ 　　进政协后，有一件事我一直很感念王任重常务副主席。年我患病，当时主持政协工作的王任重副主席知道后，指示政协向卫生部联系为我办理高干看病的“蓝卡”。卫生部回复不行。因为根据有关文件，对享受这种蓝卡的干部在年龄和资历上有限制，我不够条件。王任重先生当时已患大面积心医院。他在病榻上口授一信签发给当时主管中央办公厅的杨德中同志，请求他协助办理此事。何新与王任重副主席，年 　　［年3月17日《人民日报》新华社稿“最后的时刻”一文曾报道此事：在王任重同志病重的最后几天，他仍 　　王任重的原信全文如下： 　　“杨德中同志：何新同志是全国政协委员，是有才干的人，因身体不好，请给保健局说一下，给予特殊照顾。王任重（，3，10）”（此信收录于《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版第页。） 　　几天后，王任重副主席去世了。后经杨德中同志特批，卫生部保健局给我办理了蓝卡。医疗蓝卡是一种特权。这些年里我虽然享有，但其实很少使用（我的许多病是自费医治的）。但是此事仍令我深受感动。］ 　　国家为专职的政协委员提供了一些生活待遇和特殊照顾。但是一些年来我基本都主动放弃。例如，国家为专职委员每年提供一个月的公费避暑休养（可以选择北戴河或其他风景名胜地），我自年后，再没有去过。国家提供公务用车，但我开自己的车。每年政协委员有公费视察的机会，可以申请公费出差、开会、调研，所有这些待遇，都是有正式文件的。但所有这些，我都放弃。 　　在两千多位全国委员中，只有二、三十人是专职的（即工资及供给关系在政协的），主要是离退休老人，像李雪峰、王光美。还有一些较特殊的知名社会人士，如过去的溥仪、梁漱溟等。十年前我担任专职委员时，才40出头，是当时唯一而较年轻的专职委员。这实际是中央领导人根据我的某些特殊情况，而作出的一种工作安排。长城，年2、始启疑蒙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我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 　　我们那一代人当时都普遍关心政治。当时虽然我只是10几岁的孩子，但也经常阅读社会上的各种传单、小报、大字报，密切注意“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动向。可以说，从年开始，我对“文化大革命”已开始萌生怀疑。那时我已试图探寻一种新的思考方向――“怀疑一切”。 　　因为内心有许多不解的疑问，我决心系统地读书，学哲学，而且要读一切可能找到的禁书。 　　今天人们谈论“文革”，往往说那是一次造神运动，宗教迷信运动。但是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文革”的另一面是思想的大解放，是一些旧的意识形态迷信的破除，包括对旧的国家机器的迷信。 　　这个时候想读书，没有地方去借。借不到，我们的办法是利用当时风行的“打砸抢”风气——“偷”。 　　我和一些同学瞄准了学校和一些文化机关的图书馆。那时的图书馆是最冷清的部门，被封了门，基本没人管理。一天夜里，我约了几个同学到学校图书馆，把窗户撬开到里边去找书，连干了一个星期。搞过了我们自己的学校，又去搞附近别的学校，收获极丰。一书包、一书包地搞到了好多中外文学名著，还有哲学的、历史的名著，许多书都是当时正被点名批判、被禁读的书。 　　正是从这个时期(年那个早春)开始，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可以说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思想启蒙。当时听到“禁书”的书名，就想方设法去找。禁果最好吃，人类都是这种心理。 　　我首先学到的是怀疑。我最初的一个疑问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很多道理和当时“文革”的理论是并不一致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马克思认为物质决定精神，但是当时“文革”派的理论则认为精神决定物质。林彪说，思想是原子弹，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他认为人的精神能量是无限巨大的。但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物质决定论，人要吃饭是第一位的。 　　当时我们都很穷，也经常挨饿，当然本能地在感情上倾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但是我同时也意识到，假如按这个方向进一步思考下去的话，我会成为一个反革命。“生存还是死亡?”这是哈姆雷特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发现自己也要面对这个问题，要么是走向反革命，要么是停止自主地独立思考。 　　我懂得首先必须保护自己。办法只能是，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本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我一度也很活跃，但读书与思考使我走向孤寂。 　　当时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到年底，我的家人都被揪斗了，我父亲被造反派作为“漏网右派”揪了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隔离起来。 　　当时很多的家庭都如此，我们楼里住的多数干部不是成了叛徒，就是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种扫荡一切的大背景，必然使得我们这些子女们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强烈的抵触，产生根本性的怀疑。长城，年 　　年初到年的年中，我避开政治运动的旋涡，在我的学校(北京24中学)4楼东侧找到一间阁楼角上的小屋子，我住在里面从事了将近一年非常专注的阅读和学习。 　　我记得，那时候读过的书有《史记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联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集），文学著作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19世纪民主主义者的著作，卢梭、伏尔泰、雨果、巴尔扎克、斯汤达、左拉、莫泊桑等法国启蒙学者、人道主义者的文学著作。这里有许多书是当时不能读的禁书，被认为是封、资、修的坏书。但正是这些书，使我在精神和感情上得到了洗礼和启蒙。 　　我当时酷爱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我也深深陶醉于这些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那种古典的和浪漫的爱情。我喜欢托尔斯泰作品的深厚，斯汤达的力量，巴尔扎克的深刻。正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使我对人生和社会第一次睁开了眼睛，我开始懂得如何通过私利与情欲的观点去剖析人生。巴尔扎克有一本小书《高利贷者》，书中那个犹太银行家高布塞克令我终生难忘。我记得他的一段名言是：“羞耻、悔恨和贫穷，这是地狱里面的三个女神，……放在今天也一样。到处都是不幸的人，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还有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的书（《卡拉马佐夫兄弟》）令人获得一种神秘主义的宗教感情，当时曾经深深地震撼了我。 　　我的这一段具有启蒙意义的读书生活，到年6月中学生被安排上山下乡而告一段落。3、屯垦戍边 　　年6月我被学校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18团去“屯垦戍边”。 　　我走的时候，只带了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但同时还带了两个大木箱，里面装了很多书。其中有一部分是父亲的书，大部分还是在那一年中我通过各种途径搞到的书。其中包括许多当时的政治性“禁书”，例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斯特朗夫人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桑塔亚纳的《赫鲁晓夫主义》等。 　　那时瞻望前途，可以说头上的天空正是一片黑暗茫茫。但是我内心中却抱持着一种信念，我深信天会变，地会变，时代也会变。这种信念来自我当时已学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概念。辩证法认为，宇宙中没有不变的事物，宇宙、自然和社会，常变常新，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同时我深信思想的光芒，智慧和知识的光芒，必定可以照亮我未来的全部人生。年与兵团战友回到黑龙江友谊农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18团，在兵团建立以前，这个地方的行政区域属于黑龙江省友谊县，即中苏友谊农场。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则是年6月经毛泽东批准成立的。 　　建设兵团是一种军事与农业合一的特殊体制，它的主要成员包括三部分，一是复员和转业军人，二是担任行政领导的现役军人，三是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其中一部分经过严格审查(出身好、思想纯)的知青成为持有枪械的武装连成员。这种体制具有准军事组织的特点，对青年人的思想和政治控制非常严。建设兵团的任务，一方面是从事机械化的大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是在东北中苏边境上作为一种战略后备力量，防备中苏战争。这就是“屯垦、戌边”。 　　比起山西、内蒙、云南、甘肃那些更穷苦的地方，应该说黑龙江农场是个好地方。农场是机械化作业的大农场，主要作物是大豆和小麦。因此，食油充足，白面是主食。我去的友谊农场，是“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一个样板农场，基础就更好一些。 　　我刚去的时候，被分配到农业连队，农忙时一天在田地里艰苦劳动12-14小时，累极了，几乎没有假日，晚上又没有电灯。但是，在这种条件下，我当时仍然坚持每天晚上下工后读几个小时的书。没有电灯，就点着油灯熬读。4、初罹大难 　　第二年（年），我从农业连队被调到县城里的团部农机厂当工人，宿舍中才有了电灯。工厂的劳动制度是8小时工作制（实际上工作时间往往长达10小时以上），条件比在乡下时好了很多。但是，到工厂不久，我就成了反革命，书又读不成了。（笑）何新在黑龙江友谊县农机厂铸造车间（后排左第一人），年（正中蹲着的女孩就是维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以后不久，年夏，毛泽东召见四大红卫兵领袖，废黜了他们，正式终结了红卫兵造反运动，接着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年4月，九大召开，人们本来认为文革可以就此谢幕了。但没想到九大以后还是一个政治运动接连着一个运动，令人厌倦之极。 　　年初，中央发动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叫做“一打三反”。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三反就是反对“”（“兵团”，文革时期的一个政治组织，以反对周恩来为纲领）、反贪污、反浪费等。这个运动波及到农村。 　　由于知青到农村后，在很多地方与当地人发生矛盾，一批不肯服从当地社会规范和政治权威的知识青年，被当地领导人借政治运动之势作为反革命分子而揪出来。这批知识青年都很年轻。在我那个团(友谊农场)，有几百名知识青年被认为是“地下复仇军”反动组织的成员，而被当政的军人和当地人揪出来批斗。这些人被关起来，而且挨打，打得很残酷。 　　这个运动开始并没有触及到我。虽然我早就被作为一个“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而被列入运动的待查对象。但作为这场运动的对立面，我是自己跳出来的。我看到这么多知识青年被抓起来，看到他们挨揍，看到他们遭受严酷的肉刑，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感到很不平。 　　我当时已经深受俄罗斯和法国文学中人道主义的影响。我认为，一个人，不管其政治信念如何，不管他们是不是反对文化革命，至少应当受到人道的待遇，不能这么残酷地打人、折磨人。毛泽东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为什么那些当地人不执行呢？ 　　我给团里的军人领导和一打三反工作队连续写了几封信，教训他们说，你们应该讲政策，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保护大多数等等。结果是把我也揪出来了。时间我记得大概是在年的3月——4月。 　　当运动开始逼近我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被孤立起来，周围的人们都不理我了。我感受到一种排挤和歧视。我们同来的十几个北京知识青年，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我们这些青年本来是一块儿去吃饭，一块去儿上班、下班，彼此关系很亲密的。但忽然，人家互相打招呼，却没人来搭理我了。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回避和我讲话。原来，工作队给“积极分子”们都打招呼了，我已经成为坏分子。我这时知道我可能要倒霉，出事前半个月就已经感觉到了。那时每天都有一种灾难随时将要临头的预感，诚惶诚恐。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没有终结的恐怖不如一个恐怖的终结”。(见《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每天都在等灾难临头，那感受是让人压抑而要发疯。但当事情真的临头，不过如此，反而一切坦然了。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那年3月的一个早晨，凌晨3点钟，全厂集合在一个大礼堂开会。为什么3点钟开会呢？那时是“抓革命，促生产”，3点钟起床搞“运动”，早上7点钟还要正常上班干活。当我要进礼堂开会的时候，人家挡住了我，不让我与班组一起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有人把我领到最后一排。我明白了，今天就要出事。 　　那个会场的气氛是很威严的，如临大敌。调了一个持冲锋枪的武装连，戒备森严地持枪守卫会场。那个会议的横标是“踢开绊脚石，彻底闹革命”。开会后，团运动工作队长给大家讲话，这位工作队长是一名年轻气盛的现役军人，当时他还任我们团的副参谋长。 　　这人讲起话来很有气势，而且富有煽动力。我至今仍记得他的一些讲词。他说：“有人指责我们不团结大多数。我们是要团结大多数，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多数必须是好人。你是阶级敌人，你这里是劳改队，你让我怎么团结大多数？你问我为什么揪这么多牛鬼蛇神？你这里就有这么多坏蛋，我不揪行吗？”(这些话他是针对着我那封信讲的) 　　这话十分雄辩。他又说：“毛主席在纪念鲁迅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要像鲁迅那样做独立撑持的大树，而不要做向两边倾倒的小草！同志们，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你们究竟是做独立撑持的大树，还是做向两旁倾倒的小草呢？！” 　　他讲话后忽然一声大吼：“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其中xx正是鄙人。 　　结果，我就与其他一批挨批判的人一起被武装连战士从坐位上揪起来，按到会场前面。然后有人就开始念大批判稿，挨斗的人弯腰低头站在台上。台下是我所在那个“工业营”的全体职工，大约有多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挨斗，那是一种很奇特的人生体验。5、生离死别 　　被揪出来后，皮肉之苦自然是免不了的。但多数时间是被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写交代材料。那个关我的房子原是工厂的一间小库房，又潮又黑，日夜点着一盏刺眼的水银灯，没有透光的窗户，进去后你就分不清白天和夜晚。如果神经不够坚强，在里面长期关下去肯定会发疯。 　　我想出了一种幽默来对付他们。让我写材料我没什么可写的，那个年代流行的是背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我就不断地把脑子里所记得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还有鲁迅这些圣人的语录一段一段地默写出来。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每天都能交出一大篇。(笑) 　　有趣的是，许多语录工作组的人从来没见过，因此他们就说是我瞎编的，指责我所写的都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歪曲马列主义。我就告诉他们这些话出自于马克思的哪篇著作，在第几卷第几页，如果不信，就让他们去查。 　　也真有趣，我们团那时有个姓高的军人，是学毛著讲用标兵，当时还是我那个团的副团长。他读了我写的交待材料，他还真的去翻书，去核对。他对哲学理论很有兴趣，他曾就哲学问题找我谈过一次话。但整起人来，他还是毫不含糊，他深谙斗争哲学之三昧。 　　另一些工农出身的工作队员就骂我是“假马列”，引用林彪的话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读毛主席语录是捷径，我就老和他们辩论。结果，这种审查与批判往往变成了引经据典的意识形态讨论。我想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中的神学辩论也许就是这样吧。自此以后，我在我们那个地方就被人们认为是理论修养高深，反倒出了名。 　　到年5月，运动松了一些。对我的审问不再进行，每天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被监视劳动，等待处理。由于在被监管中，饮食不洁，我患了急性痢疾，一天脓血便十几次。 　　但是，当时药品短缺，又处于战备时期，中苏关系紧张——当时已经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出现了战争危机。少量药品都被屯积起来用于备战。因此卫生队对我们这类监管人员一般不给医，不给药。 　　后来，我病疴日重，痢疾由急性期转入慢性期。但还是得不到有效治疗。那时氯霉素、土霉素一类对痢疾有特效的抗菌素都属于一类战备药品，不给我们这种坏分子使用。 　　为了治病，我只能在被监管劳动的间隙，到田头上寻找一些马齿苋、车前草之类的野草，用开水泡烂后当药吃。这些野草的治疗作用是我读中医本草时了解到的。我当时还在自学中国的针灸术，教科书是当时很流行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 　　我托人从商店中购买了一些不锈钢制的细针，以自己的身体作实验，寻找经络和穴位进行针刺，居然有点效果，能够抑制腹痛，也能够缓解和抑制腹泻。但是针灸难以根治严重感染的炎症。尽管效果有限，以我当时的严重病情，又得不到有效的药品，我想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和自救措施的话，我可能就送命了。 　　连续脓血便两个月后，我整个人已经由于久病而失形，体重由斤降到不足90斤。 　　拖到7、8月间，我日日发低烧，双踝浮肿无法穿鞋，起居行走困难，心率达到每分钟次以上，有时发生昏厥，显然已有生命危险。这时监管人员才不得不把我作为危重病人，由监管劳动医院。 　　医院后，其间还发生过一次药物中毒，又一次差点送命。发生这次药物中毒后，团医院认为我病情太复杂和严重，怕我死在那里面（当时知识青年死的人已经不少）。引起了上面的注意。团医院就将医院。医院，医生诊断我除慢性痢疾，还患了风湿性心脏炎，心脏瓣膜已受损害，——“左瓣膜狭窄及闭锁不全”，“心尖区可见三级左右吹风样杂音”。每天发烧，双腿浮肿，周身虚弱无力。 　　医生认为我将终身丧失劳动能力，很难活过40岁。由于认为我已成废人，农场也不派监管人员管我了。医院中才重新恢复了自由。 　　医院经过两三个月的强化治疗，每天大剂量注射青链霉素，我的病情逐渐有所好转。在那一年的国庆节前，医院，溜回了北京。 　　我此前有两个关系较密切的女朋友，一个名叫维维，和我一同在友谊农场。另一个是阿红，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我被监管成为坏分子后，维维日益与我疏远。后来她听医生讲我已经患了无望治愈的心脏病，就和我决绝了。6、浪迹燕京 　　而阿红这时恰好探亲回到北京。她写信给我，建议我回京治疗。 　　这一年（）的国庆节前，医院溜出来，蹭火车逃回北京。所谓蹭火车，就是不买票用各种办法溜上火车。因为我身边没有几元钱，根本买不起车票。溜上火车后，就设法躲在火车座位下，爬到行李架上、缩进厕所里或者过道上，反正要与查票的乘警和列车员一路捉迷藏。中间还换了好几次车。经历千辛万苦，最后终于回到北京。 　　回北京后，我先住在阿红家。我的家人这时都已经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的“五七干校”，我在北京已没有家了。在阿红家住了一段后，奇怪的是，也并没经过什么治疗，原来那么吓人的病竟然奇迹般地逐渐好转终至康复了。(还有一个怪事是，近年体检，医生认为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但是却看不出我存在风湿性心脏病造成的瓣膜损害迹象，与当时的诊断大为不同。) 　　到北京后我就想，我得继续学习我在兵团没弄明白的东西。那时我对意识形态问题非常痴迷。想一想，这其实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以我当时的身份，一个被放逐的乡下人，一个仅具有初中学历的知青，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却认为自己竟有责任思考重大的哲学和历史问题， 　　正是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气候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召开了9届2中全会，这次会议是文革运动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上揪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这一事件是极其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表明毛泽东所发动的这个文化革命运动，至此开始遭受重大挫折。7、北图读书 　　9届二中会后，毛泽东发出号召，要人们认真看书学习，识别“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毛泽东说只读他那几本书不行，号召人们读马列的原著。他还亲自开了一个书单，号召人们读一批书。 　　在此之前，我在兵团的一条罪状就是不读毛著而读马列经典著作。林彪讲过，马克思主义里面，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只要学毛泽东思想就够了。他反对人们读马列原著，说越读就会越蠢，认为马列的书看多了会变得糊涂。 　　那年（）冬天，阿红离京回云南。我一个人继续留在北京。这时我又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小艾。有一段时间，我们如胶似漆，我就住在这位新的女友家，那时她父母也都在干校。 　　为响应毛泽东要人们读书的号召，这时北京图书馆在文革后重新对社会开放。把部分马列的书如《马恩全集》、以及与马列有关的黑格尔的书、费尔巴哈的书等等上架，开放给人们读了。但是，当时北图的制度是，进入阅览室必须要有北京地区的工作证。 　　小艾为我找了一个北京工人的工作证，把相片换了一张。我拿着这个假的工作证，每天到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去读书，早上去，晚上回，像上班一样。 　　每天早上北图一开馆大概9点钟，我就到了。中午出来到六部口附近有一个韶山餐馆（现在改成朝鲜冷面馆了，那时还仅是一个小豆浆馆），花一毛多钱吃顿午饭。6分钱买一个烧饼，8分钱买碗豆腐汤，吃完了下午又回去看书。8、贵人相助 　　就这样我在北图读了半年的书。除了节假日闭馆的时间以外，我每天都坚持去，风雨无阻。这期间还经历小小插曲，与两位德高望重的大人物有关，他们都曾在我遭遇危难的这一年中帮助过我。这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杨斯德将军，另一位是赵朴初先生。 　　杨将军是传奇人物。淮海战役中曾经策反了蒋介石的一个军，他是50年代授衔的少将，文革前的职务是军队总政的联络部长。他的大儿子杨伯宁与我是中学时代的同学和好朋友（80年代初他曾经做过中国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后来全家移居美国了）。 　　我那一年流浪京华时，有段时间曾在他家寄居了一个月。当时杨将军受到严重的政治冲击，被免去部长的职务，赋闲在家中养病。我在他家住时，经常与老将军聊天，聊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也聊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历史问题的看法。 　　虽然我当时还非常幼稚，但我敢于思考这些问题已经使他感到很惊奇。老将军当时被停职在家中，也很孤独苦闷，我成了他的谈伴。每天他的活动就是读书和种花。他推荐和介绍我阅读了一些书籍，包括毛泽东书单上的《反杜林论》和《资本论》。那是我第一次读这两部书。正是通过这两本书，使我在哲学和经济学上得到了启蒙。那时老将军常和我就书中的一些观点进行讨论。 　　还有一位老人是著名的佛学大师、中国佛协主席赵朴初先生。我今天在这里要向老人家公开表示一个歉意。年秋，阿红曾带我一起去拜访赵朴初先生(阿红家族与赵朴老是世交)。赵老当时也赋闲闲居，在家中读书自娱，当时他主要在读有关自然科学史的书。赵老热情地请我们吃饭。我向他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说》等几册当时很罕见的书。 　　但那一年中我生活颠沛流离，不幸后来竟将那几部书丢失了，一直没有归还。结果就不敢再去见赵老。而这几本书都是当时赵老非常心爱的书，曾经一再叮咛我，看完一定要还回来。我辜负了老人家。事隔多年，回想起赵老当时的慈祥，至今仍然深感惭愧。北京玉渊潭湖滨的落魄青年，年9、穴居生活 　　这年春节过后，小艾父母回来，我不能在她那里住下去了。此后的一段时间，我经常住在现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小山后的一排地下防空洞里。那时我经常备着一件帆布雨衣，一个草帘子，夜晚就躲在防空洞里打地铺。怕被巡逻的民兵抓到，有时一夜得更换几次防空洞，今天钻这个洞，明天钻那个洞，一听有人的脚步声就赶紧躲藏起来，就这样躲躲闪闪的在地下坚持了几个月。 　　最不堪的是那些寒冷的春夜和秋夜。夏天比较好办，难熬的是冬春的寒夜，睡在防空洞中，夜晚经常被冻醒，浑身打哆嗦，会觉得黑夜特别漫长。 　　尽管有时晚上冻得睡不着，白天我仍然坚持到北京图书馆读书。生活嘛，完全依靠小艾的支持。小艾的父母都是国家建委的干部，她是北京首钢附属的一个电子元件厂的女工。她当时只是一个女学徒工，工资很少，一个月38元钱。但她自己只花18块钱，省出20块钱来支持我的生活。 　　小艾当时非常爱我，爱到不在乎一切的程度。我直到现在对北京玉渊潭公园怀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防空洞了，早就都拆除了。但是那个松树林还在，当年我读书的那些林间长椅也还在。有时我仍然会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坐一坐，尽管“物故人非事事休”。 　　当年我常坐在那里的长椅上等待小艾。也有时是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那里，一面看书，一面等待爱人的到来。 　　很奇怪，本来我在几个月前还是病得要死，而在京城那一段流浪的日子里每天挨冻受饿，人精瘦，但居然就是没有再生病。何新，年10、窃书被抓 　　还有一件事是难忘的。那一年夏天，我竟然有机会又搞到了一大批想看的书。 　　离玉渊潭不远，有一条翠微路，这条路2号有一个大院。当时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留守处就在这个院子的主楼里，这座楼的底层有一个被封存的大图书馆。 　　文革前我的家就住在这个大院中，所以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有一天夜里，我设法撬开图书馆的窗户，溜了进去。我简直是发现了金矿，那里面有一切我想读的书。于是我就设法把它们搬出来。其中有黑格尔的书《小逻辑》、斯宾诺莎、费尔巴哈的书，孟德斯鸠和培根的书，还有《资治通鉴》和《史记》。 　　这个开采金矿的活动前后进行了大约一个来月。结果有一天，我的活动终于被发现了，猜猜把我扭送派出所的人是谁呢？ 　　这个人后来也是大名鼎鼎，他就是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后来颇出风头的“民主”逗士包遵信。 　　其实我与老包早就熟悉而且一直有缘。年，老包从北大中文系古籍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华书局，当时我父亲也在中华书局工作。我经常与这批年轻的大学生厮混，一起去游泳、打球什么的。因为包遵信个子矮，我们都叫他小老包。文革爆发后，老包奋起造反，成为了造反派头头，很红。 　　那时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黑帮窝点，瘫痪了。几乎所有的干部都去了湖北的五七干校，而老包则作为商务/中华北京留守处领导小组的负责人留在北京。 　　我窃书被人发现，先被交给他盘问。结果他把我移交到派出所。警察大哥（派出所所长）问我为什么要偷书，我告诉他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清马克思主义”。这个所长仔细审看了我的读书笔记，看了以后，他竟然跟我神聊起来，由世界历史、马列主义，一直聊到当前的运动。 　　这是当时少见的一个颇有头脑的好警察。他认为，在当时（文革那种乱局下）一个年轻人偷点没人感兴趣的破书也不算什么大事，结果竟然把我给释放了。 　　顺便提一下，人生真是风水轮流转。 　　10年后的年，我进入中国社科院在科研局担任学术秘书工作。社科院向社会公开招考研究人员，包遵信也来报名应考，想进入历史所当科研人员。那时局里安排我参与招考工作，他的档案材料由我经手过，专家出题面试他的时候我也在场。 　　此时此地他重新见到我时，非常尴尬而且惊讶。而我则正襟危坐，公事公办——人生真是太具有戏剧性了！11、沉沦炼狱 　　但是当年的境遇则完全不同，后来的倒霉事一件接着一件发生。 　　由于我长期在玉渊潭、钓鱼台国宾馆一带出出入入，行踪诡秘可疑，终于引起北京警方的注意和跟踪。特别是这一年的9月，发生了9·13事件，北京政治形势极度诡异而紧张。 　　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政治形势发生的这种突变。9月中旬，我在流浪中蹭公共汽车，没有买票，结果被暗中跟踪的便衣抓捕。这一次是正式被北京警方收捕，以流浪可疑的无业游民而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 　　我先被关在永定门外的一个收容所收容审查一个来月。后来被转到功德林监狱——我以后过了很久才知道，所谓功德林就是著名的秦城——竟然在此被关了大概一、两个星期。那是高墙坚壁的真正的国立监狱。关我的房间是一种单人小号。没有床铺被褥，地上只有一方草席和一个蹲式的可冲洗的便坑。 　　在这个基本见不到天日的小号中关了一段时间（也许一个星期，也许半个月，记不清楚了）。警方肯定把我查了个底掉。但是最终，除了流浪和偷书，警方实在审查不出我还有别的什么问题。最后警方决定将我遣送回东北兵团。我是被铐着手铐，押送着离开京城的。 　　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我在北京整整一年的流浪读书生涯。谢谢阅读何新时事本文来何新网易博客和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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