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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在正文前的作家小传中，编者表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重要地位，即“二十世纪最富有生命力的著作之一”。但让我困惑的是，对如此重要的经典著作，竟然没有人推出更好读的译本，而让这一版佶屈聱牙难读无比的译本流传人间？它太难读了，以至于我认认真真读了两遍才敢提笔写下读书笔记；以至于能让我在第一遍阅读过程中读一页，睡半天；以至于我即使认真读了两遍，还无法辨认清楚新教中各个流派的特征与区别……但即使我没有完全懂，我也得提笔写下去了，因为这个Word文件已经创建了快要一年。事情是不能无休止地拖下去的，而我早晚要面对这一篇读书笔记。既然已经读了两遍，我会相信自己写的这篇读书笔记在大体上是能够让我能满意的（第一遍写了一部分后完全删除搁置了，因为我认为我写出来的东西一定会很烂），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篇在年2月8日创建，但在年10月18日重新编辑的作品。有时候，满意即可，最优没必要完全达到——这句话是赫伯特西蒙说的，他因为这句话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句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回到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从宏观的角度看这本书时，我们能轻易地发现韦伯受到过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影响——本书的结构与实证主义研究的结构非常相似，当代的社会科学论文范式也是这样：从“为什么做这个研究”到“自变量与因变量是什么”再到“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作用关系”。本文也会从这个角度，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按逻辑展开。WHY当代的社科论文通常会以现象开头，这种写作范式的来源之一可能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第一章中（由于本版书的前言是对韦伯一个作品集而言的前言，所以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匹配性可能不够高，因此分析时我选择从第一章开始），韦伯发现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现象，即大部分商界领袖与高级技工都是新教徒。但从表面上看，这其实像一个悖论：通常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偏向于自由主义的，倾向于减少各种机关（政府或教会）对经济生活的控制；但新教徒却不是自由主义的，他们抱怨教会对经济高速发展的区域人们的生活监督不足，需要加强。这种反常识的逻辑不禁让作者提出本文的研究主题：“为什么当时那些在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和那些国家中冉冉升起的资产阶级不仅没有抵抗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主义专制，反倒是捍卫了这一专制，并在这个过程中培育了一种英雄主义呢？”这种“英雄主义”，显而易见，就是本书题目中的两个名词之一：“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就这样确定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长篇论文中的。确立因变量后，韦伯开始寻找可能影响该因变量的自变量。从教育的角度看，韦伯发现，新教徒在高等教育阶段更倾向于学习技术、商业与科学，而天主教徒更倾向于学习人文学科，显然前者更容易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任职；从自我实现的角度看，韦伯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占少数的群体（如新教徒和犹太人）在政府中任职的机会比多数群体少，因此他们会更希望在商业中创造成就；从生活态度看，韦伯引述了奥芬巴赫的观点，即天主教徒更倾向于睡得好，而新教教徒更倾向于吃得饱，因此新教教徒会希望过上能带来地位和财富的生活……但作者知道，这不是根本原因。众所周知，不管是在作者著书的时期还是现代，进行资本主义实践都是劳筋骨、饿体肤、空乏身、行拂乱所为的事。作者和我都认为，不懈进行资本主义（或者需要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人都是拥有“全力以赴的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或者其他不管怎么称呼的精神”的人。那么，在西方国家中进行资本主义实践的一群人，是缘何拥有这“全力以赴的精神”？韦伯发现这些进行资本主义实践的人拥有人口统计学上的高度相似性——他们都是新教徒。由于这个明显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作者抛弃了从唯物主义因素分析的角度和从反禁欲生活享乐的角度探讨这一精神的来源，独创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英国人在贸易上的优势地位和他们对自由政治制度的适应，通过某种方式和孟德斯鸠认为英国人具有的无上虔敬联系起来，这难道不可能吗？”韦伯即将开始进行他最著名的、生命力长达百年的论证，但在论证之前，韦伯需要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两个名字划定边界。WHAT一，资本主义精神“属+种差”是利用形式逻辑学进行内涵定义的普遍适用形式，但韦伯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精神是最大的整体而非“属”，因此无法使用这种方式给予资本主义精神一词合适的定义。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界定，作者认为我们可能只能说“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而无法说出“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这种看似不合理的定义方式其实在社会科学中被经常用到：政治学用这种方法来定义“政党”；哲学用这种方法来定义“公正”；政治哲学用这种方法来定义“自由”等等。接下来，韦伯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地回答。韦伯首先引述了富兰克林的一些“教导”，并确信那些在常人看来异常滑稽的信条是毫无疑问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承认富兰克林的观点有着过分的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态度，但他认为在富兰克林的“教导”中拥有被大家忽视的东西，即动机。即使富兰克林的观点功利色彩浓厚，但他仅仅将功利主义的目的停止于“赚钱”之前。富兰克林虽然希望人们去赚钱，但并没有让人们用这个钱去享乐。资本主义精神在当时（现代也是）被批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们都认为物质的奢靡与享乐是包含在资本主义精神之中的。但韦伯告诉我们事实并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精神的“至善”并非赚钱后的享乐，而仅仅局限在赚钱本身。批判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必然会认为这种信条是荒诞的，因而固守自己的观点，而韦伯却认为这一点（即资本主义精神的“至善”仅仅是赚钱本身）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首要原则。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为了享乐而赚钱，那么他就是不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并且还可能成为对资本主义精神造成损害的人。那么，“为赚钱而赚钱”这种想法的动机来源于何处？韦伯认为，这对新教徒而言是一种遵守天职的表现。同时，韦伯注意到不能仅仅从动机的角度证明“为赚钱而赚钱”这种做法的正当性，因为影响行为正当性的不仅仅有动机，还有手段。他论证了中国清朝的官吏、古罗马的贵族、以及类似《人民的名义》中赵德汉式的人物也是为了赚钱而赚钱，并将其定义为不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使用合乎法律和道德的方式挣钱。这样，韦伯就进一步得出了“不受道德规则约束残忍赚钱的行为不符合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结论，充实了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这一问题的回答。但，即使一个人赚钱的动机与手段都符合上述条件，即为了履行天职而为了赚钱使用合乎道德和法律的方式赚钱，那他就可以被作者认为拥有资本主义精神吗？韦伯给予了这个问题否定的回答。上一个论点的含义简单来讲即：钱，在资本主义精神中，不是手段，只能是目的。韦伯否定了这个论点，并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论点：其实钱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目的或是手段，在拥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看来，只有劳动是目的，钱只是劳动带来的产物而已。大众所以为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对金钱的贪婪其实是一种误会，对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来说，“劳动”是至上的善，金钱只是劳动带来的必然产物，对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而对于没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韦伯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人们并非天生渴望赚越来越多的钱，而是简单地要过一种自己已经习惯的生活，并为了这一目标去赚钱而已”，这个论点和百年后赫伯特·西蒙在行为学上的研究结果恰好吻合，我不得不叹服韦伯超人的直觉。具有以上理论基础后，韦伯引述了欧洲纺织产业已经发生的的例子，进一步证明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会将商业行为理性化，而理性化的商业行为必然带来对传统主义的降维打击，即“田园牧歌式的状态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崩塌了”。随后，韦伯为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下了明确的定义：“他们从艰难的生活中成长起来，既深谋远虑又勇敢无畏，既节制有度又保守信誉，他们十分精明能干并专心致志于他们的事业，同时又严格信奉次粘接剂的观点和原则……这种理想类型的企业家会规避炫耀和不必要的支出，会对自己的能力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是完完全全的褒义词，是一部分人对内卷的主动选择，而符合赫伯特·西蒙理论的只满足现状冀求苟活的平常人，必定对资本主义精神加以抨击，高呼“反内卷”。但他们并不能改变现状，因为弱者不可能战胜强者。综上，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定义非常精彩，定义过程不仅反驳了一切需要反驳的观点，还巧妙照应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与马克思“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观点，不留破绽。二，新教伦理在宗教改革前，新教民族的日常对话中从未出现过类似“天职”一词。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天职”是马丁·路德依据自己的意志创造出的一种观点，借助马丁·路德德文《圣经》的力量，传播到所有新教民族人民的脑海中。在马丁·路德看来：“上帝唯一能够认可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通过隐修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履行个人在现世中所处位置所赋予他的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但这并不是说路德就是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恰恰相反，他的思想是反资本主义精神的，他的观念与上述“大众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误会”相似。因此，路德的思想与资本主义精神相距甚远，其他后人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缔造者。在加尔文宗看来，人为了上帝而存在，并服务于上帝的荣耀和权威。人不能参透上帝的“预旨”，只能在内心的孤寂与不确定性中跟随自己“被预定的人生轨迹”。这种极端脱离人性的教义使得其信徒唯一的念头就是获得救赎，并认为其在现世生活的目的仅仅是“增添上帝的荣耀”。那么，对加尔文教徒而言，如何区分“我是在为了救赎而生活”还是“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而生活”就变成了重要的问题。为了确认自己是“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而生活”，他们恪守能够增添上帝荣耀的行为，并坚信自己能够因此受到救赎。他们接受了这种无情又无奈的命运，并在无奈中“创造了自己的救赎”。虔信派发现，仅凭借神学知识绝对不能保证通过行为即可证明信仰，这种根植于预定论的悲观思想打破了加尔文宗的重要假设。这种对神学的不信任带来了虔信派对教会的不信任，使得虔信派在团体中过着摆脱现世诱惑，一切按照上帝旨意形式的生活。这种宗教思潮在漫长的过程中将感性因素融入了信徒的现世生活，缔造了忠诚的公职人员、企业职员、工人、仆人以及大多数家长式雇主的德行。与此同时，相似的宗教思潮传到英美，缔造了与虔信派相似的循道宗。除了加尔文宗、虔信派和循道宗，浸礼运动后的欧洲大陆也产生了相似的浸礼宗诸派。他们禁绝肉体崇拜，对圣礼进行贬斥与抵制，完成了“现世宗教的理性化”。他们认为：“如若没有内心之光，自然人，哪怕是那些接受自然理性指引的自然人，也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浸礼宗强调各人自身“内心之光”，抵制贵族式生活方式，重视良知与美德。经历上述三种思潮的洗礼后，基督教禁欲主义关上了修道院的大门，迈入了生活的集市。HOW在分析现状，为自变量与因变量给出定义后，韦伯在第五章开始论述禁欲主义（即一定程度上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在加尔文宗看来，财富能够提高神职人员的威望，因此允许神职人员进行营利活动。但同时，加尔文宗对其信徒获取财富的目的、手段以及对财富的处置方式都施加极大的限制，为的是让信徒不沉溺与安逸享乐，继续通过不懈的劳动获取财富以增添上帝的荣耀（因为只有财富才才能作为其不懈劳动的证明）。加尔文宗认为，时光弥足珍贵，荒废光阴就是浪费为上帝增添荣耀的机会，使其教徒们更加潜心地劳动。这种关系让教会发出“上帝保佑他生意兴隆”的评价，进一步强化了新教教徒的劳动强度。为了消解财富之“恶”，他们将人定义为“在现世为上帝保管财富”的人，也因此在死后应该奉献他们能够奉献的一切。至此，入世禁欲主义的教徒与教会完成了相互强化，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END在论述完全书的中心论点后，韦伯也对现世社会进行了积极反思。韦伯说，清教徒愿意在天职中劳作，而现代人只是被迫如此。韦伯说，即使新教伦理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但资本主义精神逐渐脱离了新教伦理的掌控，它找到了机器这一新的根基。韦伯说，在这种蜕变进行的最为彻底的美国，“专家们失却了灵魂，纵情深色者丢掉了心肝；这种空壳人还浮想着自己已经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文明高度。”这让我回想起《伟大的博弈》中作者引用的一句话：“Ifthetroublewithsocialismissocialism,thetroublewithcapitalismiscapitalists.”我想在这句话后加一句解释，即：“Ifthetroublewithsocialismissocialism,thetroublewithcapitalismiscapitalists,becausemostofthecapitalistsdon’tbelieveinthespiritofcapitalism.”韦伯说，“一旦天职的履行不能直接与最崇高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相联系，或者从另一方面讲，当它不再需要被感知，而仅仅变成了一种经济强制力时，那么在一般情况下，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去费力为其辩护了。”这是二十一世纪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注：今天某位胖乎乎乐呵呵的人最后给我上课，泪目。虽然课程结束了，但我与您来日方长。谨笔于年11月30日TTTT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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