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惠昌，年8月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本科。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央党校研究生部（现研究生院）主任。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意识形态理论、社会发展理论、管理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荣获中央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中央党校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以及优秀教学奖、优秀科研成果奖等。现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博士生导师。 　　“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党校教师，就必须把自己想传播的思想理论，用经过消化了的历史经验‘激活’。以鲜活的经验教训为基础的理论，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理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值得传播。” 　　“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取得真正的进展，一个重要出路，是必须切实把理论研究奠定在牢固的学术基础上。” 　　“学术的这种原创性本质，对学术研究本身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那就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 　　采访者：宋老师，您好！您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成绩斐然。您是如何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请您先和我们谈谈您的经历。 　　宋惠昌：我年12月4日出生于山东长岛。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8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从事哲学研究。“文化大革命”中，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后，下放鞍钢矿山劳动。年4月，我由国家冶金工业部办公厅调研室调到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从事哲学教学工作。 　　年4月的中央党校，正在进行有历史意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个讨论，形成了新时期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环境。这是我在党校教学生涯的良好开端。 　　我很热爱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科研工作，虽然已经退休了，但实际上仍在这个岗位上工作着，直到现在还在给研究生讲专业课。年至年，除承担过研究生部的教学行政工作外，前半段时间主要给党政干部班讲课，后半段时间主要担负指导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年9月开始，又担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博士研究生导师的工作。 　　采访者：您的经历很丰富，这些人生经历对您的教学有帮助吗？ 　　宋惠昌：有。党校的教学工作，对教师的要求是全面的，教师与学员之间不仅要有理论知识交流，还要进行感情交流。通过一段时间的讲课，以及为干部班学员辅导，特别是和他们的交流，我感到自己能够比较快地与他们产生共同语言。人与人之间在思想上能够真正沟通，仅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大体上相同的实践经验和人生体验。教学任务的完成，需要教师与学员之间理性知识和感性经验的结合，而后者则是前者所不能替代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自己得益于比较丰富的人生经历。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觉得，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虽然是短短的20多年，却由于对许多事情的深刻感受与思考，我获得的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却是平常半个世纪也无法相比的。 　　大学毕业后本来想马上投入研究工作，可10多年宝贵时间却在“运动”中消耗掉了，这自然可惜；但恰恰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我获得了丰富的思想感受。这些丰富而生动的经验资料，经过历史的对比和反思，逐渐融化为我人生中难以磨灭的思想财富。这些思想财富，已成为教学过程中我与学员进行沟通的一座精神桥梁。 　　我记得，一次与某地一位县委书记学员交谈时，我们对“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等问题产生了共识，认为新时期的工作，仍然应该借鉴这个历史教训。这样，我在给干部班讲课中谈到这些问题时，究竟怎么讲、讲到什么程度，确立什么样的针对性，心里就比较有底了。可见，讲现实中的问题，也应该有历史感。讲课的所谓“历史感”，就是把我们所研究和讲解的问题，作为一种发展过程来对待。我认为，在党校的干部班教学中，研究或者讲解问题，都应该以鲜活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如果在讲课中，能以切身感受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那是再好不过了；但就大多数人来说，历史经验不可能完全是亲历的。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努力学习历史。有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基础，才能使我们讲的和写的东西真正“活起来”。 　　实际上，这些人生经历对我是一种无形的磨炼，它把我学过的那些书本知识，诸如一系列的哲学理论原理，内化为我的思想见解。黑格尔有这样一个思想观点：同样的一句格言，在一个青年人口中说出，与在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年人口中说出，含义是不同的。这就是说，要使自己讲课或写文章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就必须亲身实践，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在消化和思考中不断使自己获得的理论得到升华。这几年，我反思自己的党校教学生涯，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党校教师，就必须把自己想传播的思想理论，用经过消化了的历史经验“激活”。以鲜活的经验教训为基础的理论，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理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值得传播。 　　采访者：您在学术研究方面成果很多，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下从事党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心得体会。 　　宋惠昌：好的。这些年来的教学工作，使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深厚的学术功底，是提高教学水平的可靠基础。 　　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取得真正的进展，一个重要出路，是必须切实把理论研究奠定在牢固的学术基础上。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充分认识学术的原创性本质。学术的这种原创性本质，对学术研究本身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那就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具体来说，学术研究工作必须首先占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即原始性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综合，高度概括出新的理论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功。 　　学术理论本身，是对一些特定领域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所提供的某种新思想、新概念、新方法，虽没有直接的实际应用价值，但它为进一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指出了方向，提供了方法。这具有比直接应用更高的价值。学术之大用，正在于它的这种“无用”，即真正学术的“无用之大用”。学术的这个本质特征，对于正确地进行科学研究有特殊指导意义。之所以有些人对学术研究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正确认识学术的这个特点，其突出表现，是某些人并没有深入研究，就急急忙忙搞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这样的研究作风，常常是事倍功半的，甚至还可能把研究工作引入歧途。因为你对理论本身并没有搞清楚，怎么会正确地联系实际呢？所以，要克服学术研究中的急躁情绪和实用主义作风。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党校教师来说，扎扎实实进行本学科的科研工作，才能造就扎实的学术功底，这是提高教学水平的基础和基本功。我在不同时期，根据教学工作的需要，争取时间，进行相应的科研工作。在讲课过程中，包括退休后的十几年中，针对不同的现实问题，从事了一些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和若干学术著作。此外我还参与了一些著作，如《通俗哲学》等，还有一部分由我主编的著作，如《应用伦理学》《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读本》等。 　　采访者：党校的发展离不开老一辈学者的努力开拓和奉献，青年人需要向老一辈学者认真学习。您觉得作为一名党校老师，取得进步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宋惠昌：教育者首先是一个受教育者。当教师的过程，实质上是不停地自我学习的过程，离开了学习，停止了学习，就没有了当教师的资格。我这里说的学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向书本学习，一个是向人学习，而向人学习是指向社会上的一切人学习。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都有自己特殊的人生经验教训，身上都蕴藏着丰富的知识。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向自己周围的一切人学习，是取得进步的一个根本途径。作为教师，虚心向学生学习，是一个重要内容。 　　这方面，我们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营养。比如说，《论语》《孟子》书中，孔子的“不耻下问”、孟子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一类经典名句，反复阅读、仔细琢磨，每次都会有启发，受教育。《论语》中记载，孔子曾以不同的语言阐述过人应该“不耻下问”的思想，比如，“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据朱熹的注释说，孔子这句话，是为教育他的学生子路“强其所不知以为知”的毛病而发的。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一个人不要以承认自己的无知为耻，在这个问题上，一个人应该对自己实事求是。再比如，“子入大（泰）庙，每事问”。大（泰）庙，是学礼的地方。这句话是说，孔子对礼虽然比一般人熟悉，但他仍然虚心好学。再比如，“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朱熹对这句语是这样注释的，“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是二人者皆我师也”。这就是说，从不同角度看，任何人都有我们可学习的一面。 　　《孟子》一书中也有与孔子的“不耻下问”相一致的思想，这就是《孟子》中的经典名句，“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里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一句，与孔子的“不耻下问”，是互相呼应的，实质上是一个意思。如果结合实际，深入思考，我们会深刻地认识到，坚持“不耻下问”与反对“好为人师”，不仅是个思想方法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品质问题——对群众的态度问题。 　　重温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的思想作风，会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毛泽东说过，他当年调查研究，被调查的无论什么人，他都是恭恭敬敬地口问、手记。毛泽东深切体会到，搞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他有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些话对我们理解“不耻下问”的精神实质，是有现实意义的。 　　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各类人，就会对朱熹那句“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学，位高者多耻下问”，有深刻的理解，会认识到“耻于下问”与“好为人师”往往是互为因果的，“好为人师”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因素。这方面，我个人有过痛切的感受。我已经当了大半辈子教师，也当过一段时间的基层行政领导，有一些经验，也有一些教训。教训之一就是形成了那种“以为人师”自居的心理，特别是在年轻人面前，摆出教育者的姿态，说话常常用教训人的口吻和指令性语言。有鉴于此，我决心把坚持“不耻下问”与反对“好为人师”结合起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特别是要时时刻刻记住：“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那么，怎么样才能真正坚持“不耻下问”，克服“好为人师”的坏习惯呢？我觉得，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诚恳地承认自己的无知，认真向书本学习，虚心向一切人学习，一辈子老老实实地当一个学生。 　　采访者：党校是我们党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您在如何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方面也很有心得，写了不少文章。您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具备哪些主要素质？ 　　宋惠昌：总结我们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加强理论工作者自身的人格修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做学问与做人的关系。 　　做学问说到底是个做人的问题。这个思想，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始终都表现得很突出；而在现代西方学术思想中，也是如此，即人的问题、人的本质问题、人性问题、人生哲学问题等，越来越成为哲学的主题。什么是人？怎样做人？这几乎已经成为各学科的共同课题，是人生哲学的一个永恒主题。我认为，在所有学问中，做人是最大的学问，在所有道理中，做人的道理是最根本的道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更是如此。 　　我国宋代大学者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道问学是大事，要识得道理去做人”。从方法论角度看，这里所说“做人的学问”“做人的道理”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主要是要有做人的尊严，也可以说应该具有人格尊严，就是要求你形成和具有值得别人尊重的东西。这里所说的“人格的尊严”，即自己身上“值得别人尊重的东西”。我认为，最重要、有决定意义的就是自己纯洁的、科学的、独立的思想，和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的高尚品德。这是每个人最宝贵的东西，即人们常说的学问和道德。一个人的学问和道德，即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修养水平，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值得尊重的主要根据。 　　（访谈整理：彭劲松代江波胥晴韩秀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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