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大学，一批老师，一群学生，短短四年，就可造就一代人的人生选择。大学四年，我阅读了大量哲学原著及与哲学相关的书籍，在哲学及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接触中，了解了宇宙的运动，地球的演变，人类的产生及其文明的发展，第一次获得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奠定了我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但唯物史观的确立，就没那么容易。

中国的大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时代和民族命运的联系如此紧密。上世纪60年代初，“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被称为“老三届”，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大学生被称为“新三届”。我们这批人年龄悬殊很大，有十几岁的应届生，有三十多岁的往届生，大都是参加工作或有社会实践经历后才走进大学的。一入校就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少考虑个人前途和就业，几乎过着教室、宿舍、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很多同学甚至连假期都舍不得回家，恨不得用全部知识武装自己，为国所用。

大三开始，我已不满足教学大纲的内容，开始走上学研结合的自学之路。当时，我选择了更具思维挑战的“哲学学”课题，试图重新破解哲学发展规律。我的学士论文《哲学形态的历史演变》，曾预测哲学的未来将构建“实践哲学”，当时指导老师担心我的观点有理论风险，让我另行选题，又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标志》。无独有偶，后来得知吉林大学哲学系与我同届的甘易也在研究“哲学学”，毕业后曾出版《哲学学导论》。这些对哲学的理性态度和反思性研究，促使我在思维方式上更快完成了由感性向理性，由具象向抽象，由盲目向自觉的重大转变，进一步清晰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历史依据、核心价值及其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开始形成“实践第一”和“人民至上”的思想倾向。

刚入校时，正值全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一推动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我一开始就在哲学思考中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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