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卿45岁了，在人生进入一个似乎更自由的阶段后，她却进入了一个加速狂奔的状态，「我就觉得鱼尾纹啊斑啊这些事情并不是很重要。就像是你挣脱了束缚以后，你获得了某种自由，那种奔跑的速度带给你的满足感和兴奋感，让你已经不在乎说风力有多少、周边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在阻挡你。」
文｜张月
编辑｜赵涵漠
图｜受访者提供
在接近凌晨的时候，收到了董卿的采访回复。
她还在机房剪《朗读者》，要熬夜了，问采访时间能否推后两个小时。
第二天下午，在后海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凌晨四点收工的董卿，短发，淡妆，眼底有淡淡的黑眼圈。自从开始制作《朗读者》，熬夜已经变成了她的常态，她能控制的，是尽量不要熬到天亮。
天亮太难受了，每次走出黑暗得感觉不到时间流逝的机房，看着城市在天光下苏醒，人们开始晨练、上班，她觉得自己像做了一夜的孤魂野鬼。
《朗读者》是她第一次担任制作人和总导演，这档节目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综艺，第二季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2。在文化的孤独和娱乐的狂欢之间，董卿偏执地找到了一个属于《朗读者》的位置。
这档节目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正在透支她的身体。因为长期熬夜工作，她越来越瘦，白头发、鱼尾纹、斑，这些让大部分女性恐惧的东西一点点出现她身上。父母劝她不能再这么熬了：「你不是20岁了，也不是30岁的身体了。」
董卿45岁了，在人生进入一个似乎更自由的阶段后，她却进入了一个加速狂奔的状态，「我就觉得鱼尾纹啊斑啊这些事情并不是很重要。就像是你挣脱了束缚以后，你获得了某种自由，那种奔跑的速度带给你的满足感和兴奋感，让你已经不在乎说风力有多少、周边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在阻挡你。」
这种速度的获得不是没有代价的，她不得不牺牲掉生活的其他章节。「很多都不顾了，我把孩子放在上海，不管生病啊，或者是我父母生病，因为他们在上海嘛，我就可以假装看不见，只有半夜的时候，可能凌晨4点、5点回到家，看一下我妈妈发回来的视频。」
她想陪孩子过个暑假，但暑假已经过去一半，孩子还没有看到妈妈的踪影。
「会担心对家人孩子有亏欠吗？」《人物》记者问。
董卿沉默了两秒，「什么事情都是你选的，这个选择是你做的，所以你只能去承受所有的一切。」
工作中的董卿，不是那个在节目里经常掉泪的柔弱女性。在她看来，工作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那是幸福感的最主要来源。「不是说我因为对自己狠，或者对节目有执念我就不幸福，也许相反，我的幸福感恰恰来源于此呢。如果不让我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是不幸福的，所以一切到最后都是你个人的选择导致的，所谓性格即命运可能说的就是这一点吧。」
董卿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上海，父母是知识分子，有着严苛的家教。她从小做家务，背诗词，练长跑，在父亲的求全责备中长大。父亲一度不许她照镜子，说：「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每天花在照镜子的时间还不如多看书。」
「他老打击你，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嘛（笑），你必须要做的比别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
父亲勤奋、苛刻、固执，这些曾经伤害过她的特质，后来分毫不差地在董卿身上生长出来。像宿命一般，她发现自己和父亲变得越来越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成长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发生剧变的转折路口，人们的命运和际遇突然多了各种可能性。「你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辈们过得更好。而你的确也抓住了一些机会，所以你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你获得的越多，你的负担也越大。机会是我觉得最宝贵的东西。还有就是证明自己。」
在央视巨大的舞台上，那个不敢照镜子的小姑娘后来终于证明了自己。站在舞台中央，她早就超越了父辈的期待，但发现自己已经停不下来。那是一种奔跑的惯性，只能继续奔跑下去。
在工作不能填满的日子里，偶尔也会觉得孤独。有很多次，春晚结束，所有的热闹都散场，董卿一个人走回家，不知道要做什么。前段时间想去看《邪不压正》，想半天想不出有谁能陪她去看。
她曾经一个人去看了8个小时的《如梦之梦》，看4个小时，出来一个人吃顿饭，再回去看4个小时。这些人生的寂寥时刻是她在奔跑后的中场休息，和她的工作一样，她早已习惯了一个人完成一切。
「后来你会慢慢明白，任何时候都会过去的。绝望的时候，它也就是这样一段时间，就过去了。愉悦得像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它也就是一段时间，它也会过去的。绝望的时候不那么绝望，高兴的时候也不要那么高兴，是你慢慢会学会的。」
以下是她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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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季《朗读者》开始的时候，我焦虑得不得了，因为第一季反响太好了，盛名之下，你还能怎么去做第二季？第二季的开篇，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不光是经费的问题，很多别的困难。但我觉得还是咬牙要做。
为什么一定要克服所有的困难去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有很多人在等，很多人会问，怎么没了？可能也许是我自作多情，我就觉得在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上，或者在今天的中国电视的这个行业里边，还是应该有《朗读者》第二季的出现。它应该继续往前走，让喜欢它的人看到。
和其他节目比起来，《朗读者》的意义在于是能够「见人」，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最触动人心的就是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了，人的精神、人的品质还有人的遭遇，这个是我能够倾注我所有的心血去做的。
我对内容有一种别人不太能理解的狂热，比如说我们的嘉宾采访大约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意味着听打稿下来就可能是在2万字左右，甚至3万字。我要把那个2万字的稿子反复看几遍，因为划稿子的时候已经和录制的时候隔去很长的时间了，然后你还要再回忆当时的状态，他的语速，你要进入到他的讲话的一个语境当中，要想象他好像还在你的对面，然后根据那个语境开始划稿，把2万字划成字。我有很强烈的完美主义，接近强迫症的边缘吧（笑），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一个划出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觉得不舒服。
做后期就是在机房里一宿一宿地熬，你知道电视是一帧一帧画面做出来的，那个画面永远有修改的余地，一坐十几个小时可能就坐过去了。
你问我有没有发过脾气，我记得有一次把一个导演训哭了。我们有一个嘉宾丘成桐，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数学奖的大满贯，像菲尔兹奖，克拉福德奖，这些都是所谓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他曾经是哈佛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到现在依然活跃在世界的数学领域。我觉得这样的嘉宾能够请来很不容易，来了以后，他朗读《归去来兮辞》，大屏幕上用竖版把读本打出来，跟随他的朗读，一行一行字出现，但那个字幕和朗读的速度永远对不上，一遍、两遍、三遍，那个科学家很耐心，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
整个结束之后，我记得我当时特别的愤怒。我就说太不专业了，怎么可以这样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我说你知道丘成桐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没有敬畏心，我说你不配做这个节目组的导演，他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因为我们耽误了他很多时间，他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也许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对吗？
当时发完脾气过后我也会有点（内疚），别人就慢慢变得有点害怕你了。我可能太以专业性为目的，这个可能会让我不经意伤害到不少原本很喜欢我的那些人。
我们最后一场录制是在今年的6月9号，录完最后一个嘉宾，时针已经指向了6月10号的凌晨2点了。大家就稍微庆祝一下，在现场开了一瓶香槟，然后切蛋糕、拍照，很多工种就散了。
最后20几位核心导演留下来，就在舞台上，我说每个人都说几句话吧，平时都是你们在听我说，现在我也很想听你们说。到了告别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有人说着说着就哭。我们这一年多的时间，团队里有人离婚了，有人大病，有家人生病，有自己在写论文、答辩，大家都是焦头烂额的过程。
这些他们平时都不敢跟我讲，我才知道自己实在不是邻家大姐姐的那种领导风格。我也觉得很内疚，原来可能觉得这人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做得不够好。因为我不允许自己这样，所以让他们什么都不敢跟我讲。我就觉得有点愧疚吧，毕竟团队大家也都很努力。但是我依然觉得，走完这个过程，最终的收获是他自己，不管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表扬他也好，责备他也好，成长是最重要的。
《朗读者》对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发现你还有成长的可能。哎，你做得可以了，你已经做到顶了，我大概在好多年前就听到这个话，其实每个人依然有成长的可能，这个成长不只是在专业领域，还有很多别的方面。
2
《朗读者》请过一位嘉宾吴孟超，是中国著名的肝脏外科医生，他读的是张晓风的那篇《念你们的名字》，写给医学院的学生的，「你需要学习多少东西才能使自己免于无知，你要怎样自省才能在医治过千万个病人以后，使自己免于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其实任何职业都要提防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
我在年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所谓的「职业性的冷漠」。那段时间蛮痛苦的，就是所有交到你手上的节目，你觉得都是一样的。那些娱乐节目——我不知道这样说好不好——现在有时候看那些节目，依然会觉得那只是在做无谓的消耗。那时候我还远远不知道未来有《朗读者》的出现，但是我已经知道有些节目我不想再做了，不想再那样重复。
我在中央台安身立命十六年，最骄傲的一点是我%的投入，但年我发现我做不到了，你会觉得特别痛苦。而且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看不出来。因为你的职业表达是很容易遮盖掉一些东西的，但是慢慢久了别人会知道，而且久了你会退步的。
我决定自己按一下暂停。
我从年的下半年开始申请美国的学校，到年主持完春晚，这中间有7、8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细节都在准备当中，在几个学校之间反复地选。当时晚上整宿睡不着，特别的恐惧，没有安全感。因为你已经决定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你决定了，你也不知道你的决定会带来什么。
我当时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回来没有我的位置了，因为这个行业的竞争也很激烈，而且这个位置是我花了差不多将近20年，我才走到这一步，只有我知道我为了它付出了多少，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曾经在我心里，只有工作是最重要的，我可以为了它什么都不要。我不考虑结婚，也不考虑生孩子，从来没有把任何事情看得比这件事情还要重要。
当时我父母坚决反对（出国），他们的理由是你40岁了，留学是20岁时候做的事情。我说我20岁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我缺失。很多人说，你在国内学学不行嘛，你停下来，你去报个什么班，我知道那停不下来的，只要你还在北京，在国内，就会有工作给你派下来，你没法说完全彻底地停下来。
后来就去了南加州大学。
我尽量地不去想在国内的事情，给自己多安排点课程。不上课的日子，就漫无目的地在学校里溜达，觉得阳光好得刺眼。
在国外读书的日子，其实就是克服那种恐惧感的过程，让自己真正地平静下来。那时我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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