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杜学科学研究史上最牛光辉的章节之一。杜甫这名死前穷愁潦倒、飘泊行吟的作家，在后人逐渐被推上“千古第一诗人”的王位，有宋三百年的陶铸是极为重要的一段阶段。在宋朝，杜甫早己超过了诗文甚至文学类的行业，而变成全部时期文化产业的楷模。

一、杜甫之说

1、圣之时者

从盛唐到中唐，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爆发于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了大唐帝国的盛世，成为唐代历史由盛转衰及整个封建社会由前期到后期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变古开今的大枢纽。

“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四十四岁，他的一生，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生活在所谓的“开天盛世”，而四分之一的时间，即最后十五年，是在战乱漂泊中度过的。

从生活年代上看，杜甫跨越了盛、中两个时间段。正是在这一时段，大唐帝国从顶峰上滑落下来，从此一撅不振。对此，杜甫给予了热情的关怀、期待以及冷静的观察和分析，并深刻洞悉了时代的症结和问题的核心所在。

正因为杜甫经历了唐帝国从鼎盛到衰落，从太平到动乱，从欢乐到痛苦，从希望到失望的变化过程，所以，他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更普遍、更深刻的体验和感受，能够描绘这个多样而曲折的变化过程，充分反映这个过程的复杂性。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一部杜诗，作为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艺术化的“诗史”，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具有特别深广的意义，堪称“集大成”。杜甫所处的时代，是古典诗歌发展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时代。

在杜甫之前，五七言古今体诗经过了由汉、魏、六朝和初盛唐诗人的长期摸索，在题材内容、艺术技巧、风格流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遗产，为杜甫对古典诗歌进行全面总结提供了基础。杜甫在对前代遗产全面考察以后，做出了合适的扬弃与继承。

2、顺应时代潮流

孔子作为“圣之时者”，他顺应时代潮流，在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折的关键时刻出现，承担了新旧交替时期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总结、发扬了他以前的一切思想遗产，建构了一个充实而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影响了他之后几千年的社会发展。秦观把对孔子人格、思想的这一评价，移至杜甫，为从整个文化史的大背景出发对其作出全面评价奠定了基础。

正如孔子一样，杜甫也是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转折的历史关头，他秉承深厚的家学渊源，凭借个人的天赋、学养、功力，在全面高涨的时代文化的熏陶下，其伟大的人格和完美的诗歌，统一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亦如孔子之为“百世师”一样，成为后人学习和膜拜的典范，影响了他以后一千多年的诗歌发展史以及士人风范和文化精神。

二、尊杜思潮

1、宋代哲学

宋代哲学是唐中叶以来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转折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它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建立的一种兼有精致的思辨形式和现实纲常内容的哲学。

黄子云《野鸿诗的》曾说“少陵似孔子”，的确，杜甫继承和恢复了先秦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是自中唐至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真正精神先驱。就对先秦儒家德性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来说，杜甫与宋代哲学精神具有深刻的一致性。

杜甫虽不是纯粹的哲学家，但宋儒却把他高尚的人格和丰富的思想内化为自己的精神生命，付诸于实践之中。随着新儒学的发展，宋人逐步构建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开始摈弃相对粗疏的韩愈学说，杜诗以其更为含蓄、深刻的伦理内容表述，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推动下，杜甫的儒学思想日益受到重视，李靓甚至以尧舜、周孔之道比拟李杜、韩柳等人的诗文，谓其乃“尧舜之道，晦而复明:周孔之教，枯而复荣”。这预示着宋儒将从杜甫思想中汲取重要营养来建构自身。

2、理学的集大成与尊杜思潮的深入发展

宋人尊杜固然有道学作用，但道学并不等同于理学。理学在宋代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是在南宋，时尊杜、学杜早己成为人们的共识，理学于尊杜思潮有一定程度的深化和补充，朱熹是理学家论杜的“集大成”者。

儒学复兴之初，政治改革、古文运动大体上保持同盟关系。镰洛之学兴，文、道遂分，出现了重道轻文、以至抹杀文的倾向。朱熹并不把杜甫仅当成文士来看待，和陆九渊说杜甫“有志于吾道”一样，朱熹把杜甫看作士大夫的典型，认为他的立身行事，完全符合儒家道德规范。

把杜甫与诸葛亮、颜真卿、范仲淹等将相名臣并提，其评价不可谓不高。朱熹本人立身行事也深受杜、颜诸人影响，在严峻、动荡的南宋偏安年代，他热爱祖国，拥护统一，政治态度明确，至老不变。

杜甫在朱熹眼中，就早己超越于纯粹意义的诗人，成为一种道德象征和身心修养的重要参照，这是理学与老杜思想碰撞和交融的表现。

三、杜甫与宋代的书法思想

1、对主体人品和学养的重视

杜甫论书，非常重视书家的品质和学养。杜甫对“草圣”张旭非常推崇，认为张旭草书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他不慕名利，有傲视王侯的风骨:“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还因为他善于转益多师、为我所用。

唐代书论重性情，认为人的秉性、气质差异影响书法形式的生成，但也注意到了书德和学问功力的重要性，如张怀灌《书断》云:“夫古今之民，状貌各异，此皆自然妙有，万物莫比，惟书之不同，可庶几矣。故得之者，先票于天然，次资于功用。

”在唐人这里，学养是用以辅助书法的，处于第二位:而在宋代，学养是成就书法的前提，处于第一位，由此可见时代取向之不同。由唐入宋，书论由性情第一逐渐转向道德学养第一，杜甫的书论，就预示了这种转折的即将到来。

2、“瘦硬通神”的书学观

杜甫所谓“瘦硬”，指的是洗净铅华、骨气苍劲的力度美，书法要笔力坚实而不是软弱无骨，即所谓“快剑长戟森相向”、“蛟龙盘擎肉屈强”。

历代书家所讲究的执笔、行笔等方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力的表达、美的创造，杜甫对于书法美学这一真谛的理解是比较透彻到位的。杜甫的艺术趣味与他生活的时代并不协调。

唐代书风凡三变，初尚瘦劲，盛唐尚丰肥，中晚唐又有回流之势。杜甫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有激于流俗，有意识地以“瘦硬”来矫时俗之弊。

而中唐社会的急剧变动，引起美学思潮的变化，书法亦然。诗歌除了在篇末表示对山水的向往而有隐逸之念外，其余就是反复形容画作“绘事功殊绝”的象物形似之功了。山水景物画此时刚刚从画面的背景中脱出，成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表现对象，能达到形似己是一大进步，逗论其余。

杜甫把山水画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给予细腻的刻画标志着其题画山水与时代思潮是同步的，杜甫并不能脱离时代而存在。

结语：

杜甫对于宋代文化的影响绝不仅限于这四个方面，其他像史学、教育、民俗等无不或多或少受到杜甫其人其诗的濡染。以风俗而论。宋代杜诗家传户诵，杜甫足迹所到之处也受到人们的格外仰慕。

如成都烷花草堂，在宋代就已成为一处充满人文气息的风景胜地。以性情而论。有人说中国人是不长于幽默的民族，然而浸染于儒家礼教、历尽人生苦难的杜甫，却在困穷中始终保持着一点“诙谐”的风趣。他用自己的宽容、豁达与乐观，为沉重、无奈的人生抹上了一缕亮色，这对于宋人理性、柔韧和超脱的人生哲学的形成有一定贡献。

参考文献：

《唐国史补》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