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云波(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湘潭大学校园中有好几片山林，其中连接南山与北山的那个山头，叫秀山。秀山上有一个亭子，名游息亭。亭子的廊柱上，有中文系羊春秋先生撰的两副对联：

漫天花雨传心法

镇日松风伴读书

倚栏披襟挹取风云雨露

举杯邀客摘来日月星辰

这对联真是大气。湘大人真是有福了，伴着松风读书，汲风云雨露，伴日月星辰，在书山学海中遨游，在天人合一中悟道……有人说，湘大是一片原野，在这片原野上生长的湘大人，充满着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正如羊春秋先生的弟子，曾在中文系任教的孟泽教授所说：

这是一片不失野性和宽大的原野，在原野上长出来的花果林木，总是让人感觉到健旺丰沛的草莽气息和生命力，感觉到自由和生猛，当她逐渐成长起一份精致和文雅、严密和理性时，她就不止属于湖南乃至中国了。

在这片原野上生长的湘大人，也就创造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湘大精神。

一

这片健旺的郁郁葱葱的原野，当初却是一片荒山。

年，在湘潭杨嘉桥湘江煤矿旧址上，湘潭大学诞生了。

这是毛泽东主席家乡的第一所大学。主席为之亲自书写了校名，并嘱咐“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

但是，因为国家经济面临困难，仅过了一年，学校就停办了，招收的一届学生也被解散。

年，适应要把湖南建成工业省的需要，湘潭大学恢复。名为恢复，实为重建。在湘潭市西郊的一片荒山上，便有了“文革”后期由国务院批准建设的第一所文、理、工综合性大学。

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据说年，这里还是一片原始森林。大跃进大炼钢铁，把树砍光了。森林成了荒山，成了坟场。当地人称之为鬼坳子，晚上无人敢从这里经过。

因为只有黄土，这块土地又被称为黄土高坡。后来有学生办刊物，就叫《黄土地》。

因为这一片地方属于羊牯塘，又有人把这个没有羊，却四周都是田野，不时有耕牛穿过的学校，戏称为“羊牯塘大学”。

学校的老师职工，都来自全国各地。而当他们一踏上这片黄土地，便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湘大人。

建校初期的这批湘大人，他们也往往拥有一些共同的记忆：艰苦创业。正如曾担任湘大校长的罗和安教授在《可爱的湘大人》中所写到的：“荒山一片，楼无一间。……头顶蓝天，脚踩黄土。搭草棚，住农家，点煤油灯，成了他们的第一课。雨天打着雨伞备课，夏天将双脚伸进盛水的桶内以避蚊虫叮咬。一间草棚既做食堂，又做会场，还要作为师生活动室。”

据说，当时还流行过一首打油诗：“交通靠腿跑，通讯用嘴叫，搬运双肩挑，供应全凭票;晴天一身汗，工地把土挑，雨过两脚泥，备课油灯照。”

还有人写诗《煤油灯下的精神》(谢深泉)：

煤油灯光明又亮，竹篱茅舍好地方。

冬寒夏热身体健，蚊虫奏乐备课忙。

一斤米，半两肉，粗茶淡饭格外香。

一双胶鞋一把伞，风雨无阻登讲坛。

……

可奇怪的是，许多年后当他们回忆这一切，却没人叫苦，反而把这一切当作了一种“甜蜜的苦役”，苦并快乐着。他们当年为什么选择来湘大?来考察时哪怕面对满目的荒凉，居然也没有退却。就像中文系的刘庆云老师，本来在广州的新闻单位，听说湘大招人，年春趁工作之便来看看：

一看，这里除了几座茅草棚外，几乎一无所有。远处矗立着几座黄土高山，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呢!唯有周围没有下种的水田在太阳下闪着耀眼的光亮，那散布在村落的农舍偶尔传来几声鸡啼。但我还是下了决心：“来!”这决心是怎么下的，自己也说不清，是故乡情的牵系，还是一股创业的冲动在内心升腾?

从外省来湘大的老师，不少都是湖南人。也许，湘大代表的是对故乡的牵挂，是一解那绵绵不尽的乡愁。而更加重要的，无论湖南人还是外省人，他们都是有一个“梦”：“毛泽东主席为湘潭大学题名，全国人民就有了办好湘潭大学的梦想。”以研究中国近代洋务运动著称的徐泰来教授如是说。他把自己称作是一个“圆梦者”，其实很多来湘大的老师都是。

正是这份抱负与情怀，让那时的湘大人，哪怕条件再艰苦，也不抱怨，而是以苦为荣，苦中求乐，将困难当作人生的考验，将创业看作人生价值的实现。有老师疑惑：“那如火的激情，冲天的干劲，是从哪里来的?至今我还不能作出完整的回答”。

那本来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曾让一代人激情满怀。而对湘大人来说，“荒山起家，劳动建校”，也就造就了一种湘大精神：理想主义的追求，吃苦耐劳的品格，以校为家的情怀。

有人用“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来概括湖南人，它也成了湖湘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几个词用在艰苦创业的湘大人身上，更是恰如其分。尽管有的老师，来湘大报到时，当拿到学校发的仅有的两样东西：斗笠和煤油灯，忍不住吧啦吧啦地掉下泪来。但他们很快接受了艰苦的条件，在湘大扎下根来。并在教学科研之余，投入到建校的劳动中。挖山、挑土、植树……硬是让一片荒山变得大楼林立、绿荫如盖，这其中支撑他们的正是那种吃苦耐劳、执着霸蛮的精神。

韶峰高，湘水长，

人文胜地，科教殿堂

恰同学少年，扬青春航帆

经风雨，求大道

博学笃行做国家栋梁

博学笃行，盛德日新。湘大的校歌、校训，昭示的是湘大人的理想与追求。

二

校以地传，地以校显。湘潭大学位居湘潭市西郊，曾因交通不便，与长沙的学校相比，尽显地利之劣势。而从行政区划上说，长沙是湖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湘潭尽管是毛泽东主席的家乡，曾荣耀一时，但时过境迁，湘潭只能是长沙的陪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日益被其它州市，包括它身边的株洲盖过之势。长株潭三足鼎立，湘潭日渐退居末位。

其实，从文化的角度说，湘潭乃湖湘文化之源头。而以湘潭、长沙为中心，方圆几百里，构成了湖湘之核心。而它也由此造就了湘潭大学之文脉。

年7月，传出一则消息，在湘潭隐山碧泉书院的旧址，将恢复重建作为实体的碧泉书院。而在湘潭大学，也成立了作为研究与教学二级机构的碧泉书院。

碧泉书院最初名碧泉书堂，由宋代理学大家胡安国在年兴建。胡安国以其《时政论》《治国论》《春秋传》，将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自成一家。胡安国讲学碧泉，传学其子胡宏及弟子，胡宏传学张栻，张栻讲学岳麓书院，王闿运称“胡开潭学，朱张继响”，由“潭学”“隐山之学”而“湘学”，湖湘一脉学风由此传扬。

后来，胡氏后裔将碧泉书院改为祠，取名胡文定公祠，专供祭祀。祠有一门联:“海纳百川，院育千人。武夷道脉，湘楚名家。”

由心性之学而“躬行”、“致用”之学，内圣与外王、道德与事功之结合，由胡氏父子开启的湖湘学风，在年后一代湘人中得到完美体现。湘乡人曾国藩即是其代表。曾国藩是书生，却由“书生”而“出将入仕”，以“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理想主义怀抱与‘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实践精神”(孟泽《君自故乡来》)，统帅以湘乡人为主组成的“湘军”，从边缘到中心，成就了“同治中兴”。而湘军那种朴拙、倔强、生猛、强悍的品格，也成了湖湘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几十年后，从湘潭一个小山村——韶山冲走出来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曾坦陈一生“独服曾文正”。他感慨于“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殷殷召唤“安得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少年心事当拿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以大政治家与大思想家的自我期许，完成了立言立功之伟业。

中文系七七级校友高源曾撰《四十年来谁著史——湘大早期人文风景中的家国情怀》，历数湘潭大学之人文渊源。以湘大为圆心，以两百公里为半径，在这个人文荟萃的版图上几乎囊括了绝大多数近代顶级历史人物：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王闿运、谭嗣同、唐常才、黄兴、宋教仁、蔡锷、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罗荣桓、李富春、蔡畅、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胡耀邦、朱镕基、齐白石等等。高源强调：“湘大从诞生之日起实际上就烙有鲜明的湖湘文化胎记，它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赓续与传承正宗的湖湘文化，而湘大本身文脉的刷新与升华，新时代校训的铸造与淬火，也必须以湖湘文化作为原动力，由此湘大人也就有了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自觉，这也应当成为湘大人永恒的精神信念。”

曾担任湘潭大学党委书记的彭国甫教授在为《回望湘大——湘潭大学五十周年回忆录》撰写的序中，提到湖湘文化有三种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改革精神。湘大在某种意义上，传承的正是这样的精神。六十年来谁著史，湘大建校六十年，涌现了许多在各自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开启了一个个的新“学”，沧南开启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尹世杰的“消费经济学”，杨向群的“马尔可夫过程”研究，袁龙蔚的“流变力学”……都名垂学史。以小小的中文系而论，姜书阁、羊春秋、肖艾、彭燕郊、王勤、曹让庭、张铁夫……在各自的领域，都曾独领风骚。湘大的学子呢，吃苦霸蛮的精神，在学生身上也得到延续。他们在校时，刻苦攻读，毕业后，在各行各业，风生水起，为母校争得美誉。曾担任湘大党委书记的彭国甫曾说：“湘大的学生充满精、气、神，非常大气;湘大的学生就像洞庭湖的杨柳，倒插着也能长大。也许，这正是湘潭大学的优良传统、高尚文化和崇高精神的一种体现吧。”

这其中，便有着湖湘文化的某种精神的血脉。而湘大人，无论是教工还是学子，便在文化传承中，将其发扬光大，建构了一种新的湘大精神。

三

文化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

湘大的文化精神也是这样。

如果说湘大是一片原野，湘大人在这片原野上，自由地成长，完成“思想上的成人礼”，正如湘大中文系95级的一位校友所写的：

一进来才知道，这个宽广的山坡就如一片思想的原野。我就像一个野孩子，在这里肆意穿梭。各种各样的野花野草布满校园，记忆中最美的是狗尾草。湘大风大，狗尾巴也摇得格外欢畅，一种野性的力量在接力棒似的传递。呵呵，前辈诗人怎么形容湘大的风，你就知道草摇得多么猛烈：“湘大不刮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正是在这种疾风知劲草的氛围中，生命力、生猛、自由，渗入了每一个人的骨头。

是的，正是那份自由和生猛，让年轻的湘大充满了活力。后来，在中国高等教育一轮轮重新洗牌的大潮中，过于朴实，不够圆滑的湘大，似乎有点落伍了。湘大人在需要迎头赶上的同时，也许又还需要保持那份自由、淡定与从容。

湘大在某种意义上，是个“移民大学”。年11月，教育部向江苏、湖北、辽宁、吉林、广东、陕西、四川、北京、天津、上海等10省市发出《关于请求支援湘潭大学部分师资和图书的通知》，得到各省市的积极响应。到年，就有多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90多所高校的教师，汇聚湘大。学校求贤若渴，在引进人才往往需要在政治上层层审批，“过五关斩六将”的情况下，当时的校领导提出: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只要是人才，是好教师，就不要因为其无关紧要的问题而迟疑不决。一些有种种“历史问题”刚刚或尚为平反的老师，如著名诗人彭燕郊，流变力学专家袁龙蔚，哲学家汪树白、古文献专家韩长耕等，都由此被湘大引了进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湘大”走到一起来了。这也决定了湘大精神的“包容”性。湘大既有着先天的红色基因，又像一片未开化的原野，有着一分野性和草莽气息。它既曾占据政治的中心，又处于地理上的边缘，有着一份来自乡村的素朴与单纯。它是自由的，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在“纯朴中透着野性的豪气，平静中蕴藏着创造的‘人欲’”(王立新语)，另一方面，它又越来越具有一份精致、文雅与理性，具有着思想创造的活力。

曾任湘大校长的潘长良教授曾说：“湘潭大学应该成为一流的学术研究之所和思想诞生之地。”八十年代的湘大，百废待兴，群英荟萃，各显其能。以哲学而论，当时中国哲学分为三个山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毛泽东思想，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而当年湘大哲学系由三位名师沧南、汪澍白、王守昌三位先生，担纲这三大学术版块，构筑了湘大校园中哲学的“三道拱门”，门户之见固然有之，但和谐共存、百家争鸣却是当时湘大的主流学术风景。沧南教授的第一个研究生，78级的范贤超以马克思主义“改造论”为研究课题，力创新见。学位论文请当时中国哲学界的两位权威评审，其中一位对论文予以了肯定，另一位却认为“论文具有严重的唯心主义色彩，不予评价”。学校有关部门为了维护学位论文的“科学性和严肃性”，特聘请这位“不予评价”的“权威”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而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著称的王守昌教授把湘大当作自己的“情感家园”，说他首先要感谢湘大的是为其“创造了自由思想、独立思考的一个空间”。

那是一个纯真的时代，也是一个自由、开放的时代。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研究是湘大人文学术的重心，当辅之以国学与西学，它便构成了湘大的完整的人文思想的风景。近期，毛泽东学院与碧泉书院在湘大的成立，也许，便预示了一个新的开端。

湘大的学生呢，不仅以勤奋好学、嗜读如命著称，他们的思想也曾极为活跃、开放，70、80年代之交，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在77级中文班的推动主导下，学校学生会曾创办了一份铅印刊物《来者》，“前无古人，后有来者”，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湘大人的壮志豪情。79、80级中文班几个喜欢写诗的同学，还组织了一个诗社，以彭燕郊老师的一首诗《旋梯》命名：

上升，上升，上升中延展的圆形。

圆在伸展，流利的弧线在运动，

螺旋形追逐自己，永远追逐，分不出段落。

起点是上升，中途是上升，终点也是上升。

……

上升，螺旋形没有后，没有前，取消前后。

上升，从六个角度抛弃前后。

上升，只有高和更高，取消低。

螺旋形的规律是：终点也不是结束。

“旋梯”诗社中国大学卓有影响的诗社之一，薪火相传，历经三十多载，现在还在。而年，一位毕业的中文系校友张雷，回到母校，在学校边上，创办了一个名为“旋梯”的书苑。彭燕郊老师去世时，学生袁铁坚曾在追悼会上说：“因为彭燕郊，我们心底深处永远都有一块属于诗和文学的天地。”而张雷说，他之创办旋梯书苑，要追寻的，是旋梯“那尖峰，那无垠的碑碣，那发着冷峻的光的，最亮点”。

一位诗人，一个诗社，一方书苑，一所大学，这里面便有着某种精神的传承。旋梯，上升，不断地上升，只有高和更高，没有终点，也正代表了湘大人的一种追求。

四

一个大学的精神，首先在人。

湘大精神，就是由一个个的个体支撑起来的。他们中既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老师、职工、学生。

因为被列为“胡风分子”，历经磨难的彭燕郊老师，年来湘大的时候，谈到当时学校的氛围：拨乱反正，一切从头再来过，节庆般的日子，浓郁的狂欢气息，“和所有经历过不堪回首的噩梦般的十年‘文革’的人一样，沉浸在庆幸美好憧憬终于再一次亲切闪现的大欢喜里，一切都那么鲜亮、温煦、贴近，几乎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有一种被爱和可以勇敢去爱的幸福感”。

正是这种“幸福感”，使他们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尽管条件艰苦，却乐在其中。数理系的李寿佛教授在《荒山建校回忆》中谈到自己给第一届本科生数学、计算、电子三个班上大课的情景：在食堂，靠墙壁两条破旧的长凳上搁两块黑板，临时用砖头垒一个讲台，便是教室了。写黑板时老师需要站到凳子上去：

一件不如人意的事终于发生了。有一次当我写完黑板字之后，从长凳上下来时，哗的一声响，差点儿跌了一跤。仔细一看，原来是罩裤被黑板上的大铁钩划破，出现了一条长约20厘米的裂缝。然而教室里余听众并没有因此而哗然，更没有人嬉笑。

讲课继续进行。教室里除了我讲课和写黑板的声音外，还是鸦雀无声。

就是在这样的课堂上，走出了袁亚湘、周向宇、许进超等著名的数学家。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任教的国际著名数学家许进超教授，许多年后还记得李老师的课，说：李寿佛老师讲数学分析是全世界最好的!

曾担任湘大校长的胡学军曾在《催人奋进的湘大精神》中写到湘大的不少名师，如何在科研之余，潜心于教学，其中写到张铁夫教授：“他教态从容，讲解自如，内容充实，逻辑严密，声音流畅，语速适中，听他讲课，简直是一种美的享受”。

张铁夫老师是我的硕士导师，76年从华中师范大学来到湘大，便把整个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湘大。张老师74岁时，最后一位博士毕业，医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许，这里面便包含了某种可贵的精神。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有了某种精神，有时物质就不一定是第一位的了。七六级中文系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花城出版社社长的肖建国在题为《回望湘大》的文章中，回忆当年上课的情景，教学楼刚刚竣工，尚未启用，一排简易平房便成了教室：

当年建房子的工人大约想着那些房子是临时用一用的，有点随意，做工粗糙，极不认真。顶上的屋瓦，很不严实。晴天，从瓦缝里漏下的阳光，东一条西一条，我有时会看着阳光中浮游的灰尘，发一阵呆。如果天降大雨，麻烦就多了。漏雨是肯定的，这里滴一滴，那里滴一滴，滴滴嗒嗒之声不绝于耳。有一次雨下大了，突然“哗”的一声从讲台的顶上泻下一注雨水，浇了老师一头一脸。满座哗然，我们的老师真是让人可敬。完全地处变不惊，只是掏出小手绢，四指压着，在左边脸上摁一摁，在右边脸上摁一摁。摁干了水渍，走到座位中间来，继续讲他的《诗经》：“关关雎洲，在河之洲……”竟是更加抑扬顿挫。

有如此从容淡定敬业的老师，学生想不好好学都难啊。肖建国还提到一件事，那时书籍匮乏，有同学经常去老师家借书。有一次一位女同学上老师家借书，老师住在乡下，那位同学要的书还捆在行李包里，十几件行李堆着，老师叫上丈夫帮忙，一件一件行李打开，一连开了七八件行李，才把那本书找着。借了书，又聊了一会，不觉夜已深沉。那位老师又同丈夫一起，打着手电筒把女同学送回学校。还有，系里的资料室，当时不让学生借书，便有老师让学生开了书单，借了书，出门，转身就给了学生。

这正所谓春风化雨，大地师恩。老师兢兢业业地传道授业，学生呢，刻苦地学。中文系的高源在《湘大往事杂忆》中谈到，“湘大精神”体现在那代莘莘学子身上，就是“嗜读如命”和“执着霸蛮”。

湘大地处湘潭市西郊，一度交通不便，这种封闭的环境，反而为潜心读书提供了便利。那时学习条件艰苦，12个人住一间宿舍，夏天没有电扇，有的同学就用铁桶装满凉水浸泡双脚，一边驱暑避蚊，一边读书自乐。读书，买书，那时的湘潭市新华书店，如果到了批新书，在购书的长队里，一定有不少就是湘大的学生。有时，书买不到，就抄。据说有一次，中文系的王鲁湘约上湖南师大的几位好友，准备同游岳麓山。不料在在朋友的宿舍，看到丹纳的《艺术哲学》，一下子就被迷住了，爱不释手。朋友告知，书是从学校图书馆借的，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归还。王鲁湘将这本35万字的书翻了翻，做出决定：要把这本书抄完!当即告别朋友，买了张回湘潭的车票。一回到学校就开始夜以继日地抄书，一个人抄不来，就找来同学帮忙。熬了一周的时间，用完了一瓶多墨水，终于把《艺术哲学》抄完了。

湘大学生好学的传统，也一直被延续下来。图书馆、自修室，永远人满为患。听讲座，参加学术沙龙，从来无须“号召”。前些时，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向远教授来学校讲学，讲日本文学的美学精神。讲座安排在图书馆的报告厅，可以坐多人的大厅，不仅座无虚席，讲台前的地上还坐了好几排，大厅后面也站了几排。望着被学生塞得满满当当的大厅，王教授问：是学校组织来的吗?学生答：都是自愿来的。王教授不禁感叹：凡讲座，由校方组织来还需用学分做诱饵的，那是三流学校，来去自愿且能保证一定人数，就算二流。如果自愿来还如此满满当当，那这个学校的学生一定是一流的。

“大学之义，不仅在于有一批智推先觉、学启后贤的名师，亦在于有一批探奥索微、穷流究源的学生。”湘大历史系校友、著名党史研究专家、中央党校韩钢教授如是说。有了这样的老师和学生，那这个学校离真正的一流也就不远了。

五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湘大校园，曾流行一个说法：“北有北大，南有湘大”。

湘大一度可能被命名为毛泽东大学，而广东有一所以孙中山先生命名的“中山大学”，于是这说法又有了另外一个版本：北有北大清华，南有湘大中大。

这类似于湘大的广告语，当年的湘大人，也经常是以此作为诱人的愿景，来招贤引凤。

这广告语与其说是事实，毋宁说更多地代表了湘大人的自我期许，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与情怀。

最终湘大没能办成北大。在改革开放、中国高度教育飞速发展的大潮中，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湖南省唯一、全国16所综合性重点大学之一，湘大前进的脚步似乎反而慢了下来。

原因可能很多。湘大建校初期的异军突起，得益于红色基因带来的“红利”，而后来一度被冷落，恐怕也源于此。这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还有，因为地缘和一些人为的因素，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湘大，丧失了发展的很多机会。

还有，从自身的角度说，湘大人过于朴拙，在变化了的时代，不会“做秀”吸引眼球，不会“作死的搞”，也就显得有些落伍了。

还有，湘大所为一所现代大学，有时又像一个“都市里的村庄”。村庄里的“村民”们，亲密无间，互助互爱，有着一种高度的内部和谐。但“人情社会”里，“人情味”太重，有时未必都是“正能量”。

湘大是一片原野，当这片原野日益成了精致的苗圃，固然越来越漂亮、赏心悦目了，但也可能会少了些野趣，少了些无拘无束的创造的活力。

有校友说，“原野上的湘大,有着特有的宁静和质朴，是修身求学的绝佳之地。湘大，有着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昂然进取的锐气、海纳百川的大气，经纶日月的勇气、浩然盛大的正气和敢为人先的志气”。而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有些被边缘化，且在地缘上有着先天不足的湘大，更需要一些沉潜与镇定的底气。湘大在“红色”的底色之外，似乎还需要更多的一些自由、包容与大气，需要更多更独特的一些科学与思想的创造性的成果，以真正地成就其“大”。

哈佛、剑桥、牛津……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大学，不也都是自生于“小地”吗?

当然，一个大学之“显名”，除了本身的办学条件，更重要的是你培养了多少优秀的学生，有多少杰出的校友，还有就是校友对学校的忠诚度。复校四十多年来，从湘大走出了许多优秀的学子，当他们走出湘大，也就让“湘潭大学”这几个字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得以传扬。学校与学生，永远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今日，学子以学校为荣，他日，学子为母校争光。有人说，湘大八十年代毕业的校友，对学校忠诚度的是最高的，因为那时的湘大也最有活力。后来，学校的发展没达到人们理想的期望值，不少校友对湘大“恨铁不成钢”，也有校友刻意回避自己的湘大背景，但更多的，是永远为母校而骄傲，对母校一往情深。

著名湖湘学派研究专家王立新在《湘大是一片原野》一文里说，他常常“被‘湘大人’概念感动得不知所云”，“纵然有再多憾与怨，终究也化成爱与恋!”这也许表达的是许多湘大学子的心声。湘大中文系96届校友曹辉用《那份情哟，用一生都解不开》表达对母校的情怀。曹辉当年以所在地区文科第一名，全省第八名的成绩考入湘大，毕业后做过《三湘都市报》记者，现任湖南日报社湘潭分社社长。他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宣传母校，被人戏称为湘大的“新闻发言人”。他在做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的《新闻天地》副总编辑时，开辟了一个“湖湘文化人物”栏目，结果“湘大系”的教授和校友差不多占了半壁江山，我自己当时在中南大学，也沾“湘大校友”的光，忝列其中。这种“以权谋私(公)”，其实对他个人的“仕途”，未必有利，但他“明知故犯”，他说自己对母校爱得简直有点“变态”：“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湘大这多亩土地爱得深沉”。

是的，对湘大人来说，无论你身在何处，用中文系宋德发教授的话说，“母国就是湘大”。杰出校友袁亚湘院士在《湘大四年》中谈到自己的“湘大情结”：

湘大的四年是我人生成长最为关键的四年，不仅是身高从1米69长到1米77，更重要的是世界观的形成和基础知识的积累。湘大的四年是我人生中非常幸福的四年，不仅是有鲜花荣誉，更重要的是有许多良师益友!我感谢母校培育了我。无论走到哪儿，我都会自豪地说，我是湘潭大学毕业的!

中文系七七级校友袁铁坚写《我的心在湘大》：

我的心在那片多情的黄土地，

我的爱人是永远的湘大。

袁铁坚先后担任湘潭大学深圳校友会的秘书长、会长。湘大深圳校友会以其凝聚力、组织力、活动力和影响力，在深圳的全国高校各校友会中间出类拔萃，被媒体人称之为“湘大现象”。是的，湘大人可以在校园里素不相识，但毕业后无论在哪里，凭着那被“黄土地”浸润过的特殊的气质，便“心有灵犀一点通”，拥有了一种特殊的缘分。

清华大学教授、凤凰卫视著名节目策划人、主持人王鲁湘曾为同是湘大校友的潘友林的一本书《一个人的奥运——潘友林广告剧本个》写过一篇序，说到潘友林在北京多家知名广告公司偷师学艺之后，南下深圳打“高的广告”的天下。他广发英雄帖，延揽的精英尽是北大、清华和复旦等名校的毕业生。他还要将自己的母校——湘潭大学也强行摆在名校之列，且作为名校第一名广而告之。

都言此人疾，谁解其中味?当年刘翔，打破了亚洲人、黄种人不可能在短距离赛跑项目上夺世界冠军的定律，他用一句“亚洲有我，中国有我”的宣言，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而湘潭大学在当代中国高校的激烈竞争中，或许就像田径场上短跑项目中的黄种人，虽不强大，但只要努力，就有成功的希望。就像张雷说他之所以要在小有成就时从上海回到湘大，创办旋梯书苑，是因为一个文学梦，一种湘大情怀。旋梯书苑收藏了许多与湘大有关的照片、书籍、文物，被人戏称为“湘大第二校史馆”。它还常常免费为湘大各种学术沙龙、讲座提供场地、服务，学生呢也喜欢待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看书，它成了湘大人的一个精神园地，这种经营方式却注定了它赚不了钱。张雷说，他“不过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小人物，骑着瘦马，提着长矛和盾牌，毅然走上了行侠之路”。

新时代的湘大，也有点像堂吉诃德，世道已经变了，却仍然壮志凌云，希望创出一片新的天地，恢复往日的荣光。

一个人的奥运，意味着与全天下高手一比高低的勇气。潘友林以他的广告，喊出了“湘大有我，中国有我”的强音，而当无数的湘大学子，组成一支巨大的队伍，也就不再是“一个人的奥运”，一个堂吉诃德的“行侠”，而是万人、十万、百万人的冲刺，终将汇成一股伟大的力量。当然，在这长距离的中国大学马拉松式的竞争中，更需要湘大人永远葆有自己的一份勇气、毅力、耐力、决心和信心。

结语

湘大的校门，由三道拱门组成，建于年。后来，校园几经扩张，三道拱门逐渐失去“门”的意义，而成了湘大的一个记忆符号，一种精神象征。有人说，它代表湘大是文、理、工综合性大学，花篮形底座把三个拱门连接起来，又寓示了文、理、工的连接，多学科交叉发展。有人说，三道拱门代表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每一道门，像钥匙，开启知识的殿堂;像汉字的“人”，门很高，这是知识的“巨人”，三人成众，众志就能成城，三生万物，一切皆有可能;还有人说，三道拱门合在一起像汉字“山”，不断进取、勇登高峰。而拱门的顶端，是开启的，一个开放的大学，上升，永无止境，永远也没有终点……还有有心人考证，说设计的三道拱门单壁弯折处高度为13米，双臂合起的总高度是14米，这叫“一生一世”。

是的，踏进三拱门，你就注定了与湘大的“一生一世”的情缘。周益春校长在年开学典礼致辞中，对刚入湘大的学子说：一朝跨进三拱门，此生都是湘大人。

今年是湘大建校60周年，复校44周年。人说六十一甲子，是人生的一个轮回，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湘大现任党委书记黄云清教授提出，要在湘大复校70周年前后，实现把湘大全面建成有鲜明特色的高水平现代大学的目标，这是湘大人的使命：

韶峰高，湘水长，

荟萃中西，传承湖湘

兴千秋大业，谱天下华章

通古今，怀忧乐

盛德日新做国家栋梁。

是的，每一个人，无论教工，还是学生，无论你来自何处，去向何方，你曾经在三拱门里待过，就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湘大人，你就在书写湘大故事，参与湘大精神的建构，谱写湘大未来的华章。

——年8月11—16日初稿于大理洱海边，年8月26—9月1日修改于湘大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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