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人生论 >> 人生论价格 >> 悼念文章选集鲁迅研究领域失去一面旗帜和
鲁迅研究领域失去一面旗帜和“死士”
张梦阳
上世纪80年代末，在广州举行的鲁迅研究会议上，有人说：现在鲁迅研究没有80年代初热火了，甚至受到了排挤，走上了边缘，很多人都不愿再搞了。我挺然直言道：从事鲁迅研究不是为了获益，而是为了发扬和捍卫真理。所以不仅受到排挤要坚持进行下去，就是有一天，从事鲁迅研究的人要砍头、坐牢也不能放弃，而要更加坚定地致力下去！
后来证明确实有一批坚实的鲁迅研究学者坚持下去了。而其中的一面旗帜就是王富仁先生。富仁先生有一句名言：谁骂鲁迅，我就骂谁！
当然不必用“骂”字，要用扎实、令人信服的史实和理论说话。“骂”字不过表现了富仁先生耿介的性格，实际上他正是以史实和理论服人的。毫不夸张地说：富仁先生是捍卫鲁迅的团队中史实最扎实、理论最雄辩的一面旗帜！
历史上任何一支队伍要取得胜利，都必须有一批无比坚定的斗士，以至“死士”。所谓“死士”，就是别无他图、一心一意、全力以赴、不计后果、最后能够以死相争、以死殉理、舍身成仁、死不回头的斗士！先师鲁迅先生说过：“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鲁迅研究也是这样，越到后来，队伍越纯粹和精锐！
富仁先生的逝世使鲁迅研究领域失去一面旗帜和“死士”，但我坚信会有更多的学者和战士，以他为榜样，在一片微红的新月升起的西天角涌现！
王富仁先生永垂不朽！
年5月2日惊悉王富仁先生逝世当晚于北京香山“孤静斋”
王富仁：文化本原的叩问者
李宗刚
在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研究领域里，把学问做得极其精细的学者是不少见的，他们的研究犹如青藤一般的茂盛，其枝蔓伸向了每个可能有所依附的角落。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浩瀚无垠的天宇中，一些学者像月亮一样，仅仅是折射一点太阳的光芒，却没有自我的光芒。对此，有学人进行了可贵的反省，把学界这种情形概括为“技术主义”的泛滥。显然，这种概括有点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嫌疑。殊不知，在诸多的研究主体犹如小草一般随风摇摆迷失自我之时，学界也有傲风挺立矢志于自我追求的松柏，他们对脚下的那方文化沃土是挚爱的，他们对头上的那方文化蓝天是神往的，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将文化本原作为叩问对象，以理性批判和文化再构为己任。他们在促进自我思想茁壮成长的同时，也构建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风景。在这为数不多的思想者中，王富仁当属其中一员。
王富仁，年出生于山东省高唐县一个偏僻的小乡村。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聊城四中教学多年。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伊始，他便考取了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年毕业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年毕业并获文学博士学位。王富仁由此成为国内培养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第一位博士。嗣后，王富仁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他的主要著作有《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除此之外，还有论文集6部、散文集3部、译著1部。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富仁自选集》。
王富仁走出弥漫着浓郁的儒家文化气息的齐鲁故园，跨入了与齐鲁文化生成环境有着显著区别的西北和首都，至今已有20余年。在这样的一个历史长河中，他依托着业已根植于灵魂深处的“入世”情结，开始了对社会文化本原问题的执着思考，并最终成就了属于自我的思想体系。这一切，使他的学术研究没有滞留于象牙之塔，在悄然绽放中沉醉于自我的小天地里；他成了思想界的一个战士，冲锋陷阵于中国文化的“无物之阵”中，为自己切实感悟到的文化理念而呐喊。事实也的确如此。自从王富仁以鲁迅研究作为自我文化本原问题思考的切入点以来，他似乎就没有从中国文化的“无物之阵”中挣脱出来。一方面，他手执长矛，向阻碍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无物之阵”左冲右突，由此建构起了自我对于文化本原的独特思考的价值体系，对时代的文化建设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他又时不时地握着盾牌，抵挡着一些与其文化理念相左的人射来的冷箭，由此体验到了鲁迅现代情感与思想生成之艰难。在这一点上，最典型的刺激也许莫过于他的那顶博士帽子了。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获得由王士菁、严家炎、钟敬文、郭预衡、李何林诸先生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答辩委员会认为，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呐喊》和《彷徨》进行了深入的、富有独创性的研究，取得了为学术界许多人所承认的突破性成果”。然而，如此令人目眩的光环，“竟惹怒了自诩真正操马克思主义枪法的鲁迅研究专家和非专家，判以严重的罪名，祭起可怕的帽子，摇摇摆摆，晃晃悠悠，一心想扣在富仁同志的头上而后快”（王得后语）。由此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顶博士帽带给王富仁的不仅有学术的荣耀，而且还有人生的战栗——学术人生险遭封杀时的战栗。在二者孰轻孰重的掂量中，王富仁如果没有为民族的文化建设献身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许绝难“拿自己的学术生命”来开如此之类的“玩笑”。这和他的研究对象——鲁迅先生一样，都诠释着何为民族的脊梁。
综观王富仁精神探索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最能集中体现他学术研究文化价值的是鲁迅研究。在这里，我更感兴趣的是鲁迅研究何以在王富仁那里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这显然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思考具有启迪意义的问题。显然，在对于鲁迅著作的熟稔程度上，王富仁并没有什么得天独厚的条件。正如王富仁所说，他在大学时学的是俄语以及俄罗斯文学，相对于科班出身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自有其“不足之处”。但正是这“不足”，让王富仁获得了大文化的宏大视野，使他养成了善于进行文化比较研究的思维方式。无可讳言，这种文化比较的思维方式，对于他的鲁迅研究的整体性突破，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然而，就其内核而言，则是缘于他对于文化本原的叩问。正是他对于文化本原的叩问，才使他的思想与研究对象产生了积极的“对话”，进而产生了新的思想。从这一层面来审视王富仁的学术研究，与其说是“我注六经”的方式，毋宁说是“六经注我”的方式。这一点可以从王富仁的学术研究历程中获得佐证：当王富仁和鲁迅完成了历史的“对话”之后，他往往按捺不住那自生命深处涌动出来的对于文化本原问题思考的激情，在“呓语”中直向文化的老根掘去。“在愚昧看来，科学是一种罪恶；在科学看来，愚昧是一种可笑。”“在传统看来，革新是一种反叛；在革新看来，传统是一种荒诞。”“从某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就是哄孩子的文化……自己哄自己。哄的背后是‘打’：‘再哭，再哭就打死你！——哪有这么不识哄的孩子！’”透过这样一些“闲言碎语”，我们便可切实感知到一个独立于中国20世纪末空旷文化原野上的痛楚的思想者形象。
无可讳言，一个人的行为和话语，其深层的蕴意是其精神内核的一种外化形式，一个人对于文化思考的中心点，实质上就是其人生境界之高尚或卑下的直接标尺。唯有那些把自己思考的中心置于社会和文化发展肯綮之处，并以开阔的文化胸怀包纳人类文化精髓的人，才会对文化的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王富仁对于文化本原问题的叩问，其实质就是对中国文化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历程中浮现出来的种种文化困惑的现实性追问，是对于理想文化的一种历史性重构，其渗透的人文精神是极其深厚的。在叙及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与以前的鲁迅研究之所以采取不同的研究视角时，王富仁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的封建文化传统及其对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束缚的问题始终是人们关心的重点问题……通过鲁迅小说的艺术描写，反思我们的思想，反思我们时代的文化，反思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走过的思想道路和文化道路，我认为是一个更为便捷的途径。”
如果说王富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文化本原问题的思考多倾注于鲁迅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那么，在90年代，他对文化本原问题的叩问则多聚焦于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上。当然，其内在精神仍然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他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等系列文化论文，实际上是透过表象深入到文化的内在纹理中去，在梳理历史的同时警示现实和未来。
王富仁，因为“愿意跟中国广大关心中华民族实际命运和中国文学发展的知识分子一起老老实实地思考一些问题，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情”，所以，尽管他总把自己摆在一位普通学者的位置上，总是自谦地说：“历史注定了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在文化上做出多么伟大的贡献”。但我们仍认为，缘于对时代及其文化本原的真切叩问，王富仁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探索及建构，将获得更为久远的文化价值，他也将由此成为中国20世纪文化艰难的建构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链条。
[文原刊于年7月《自考·职教·成教》，后收入李宗刚著的《行走于文学边缘》（山东人民出版社年出版）一书]
记王富仁先生
荣挺进
和王老师见面不过半年，记忆和现实里总是笑呵呵的王老师走了。他停止了笑，停下了脚步。
王老师是我读研时的老师，是我的恩师。不知道什么原因，每见到我，他都是笑眯眯的，他会说：小荣，你怎么样？
我见到王老师的次数不多。读研三年，他给我们开课，评议我的中期筛选论文，参加我的毕业论文答辩；他让我参与撰写他主编的书，他让我帮忙、为弟子毕业答辩会拍照。毕业之后，他到北师大主办的一个学者研修班讲课，课后我找他合影——这是我们唯一一张单独合影（题图）；在绍兴、在北京，我参加鲁迅学术研讨会，看见了他，就找他说几句话，看他、听他跟身边的人滔滔不绝说话。去年秋天一个下午，王老师来北京治病，他的嫡传弟子相约看他，我也跑去，在餐馆共进晚餐，最后一次听他说话；饭后夜里，陪他从餐馆走回住处，——也是说说笑笑告别的。
1.
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王老师推荐、编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
年3月是我们读研的中期筛选，我延迟返校，临时立题，打急抓，用一周时间，赶写了一篇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艺术渊源的文章，把此前研读闻一多全集，研读闻一多读过的古典诗论、美国二十年代学者诗学著作的笔记，整理出来，引文注释来不及全部核订、标注，就把手写稿送给导师朱先生过目，再复印呈交另三位老师。——因为时间太紧，我把送论文送到王老师手上，才在王老师家坐了一会儿，印象里也是唯一一次去他家。
中期筛选评议会，在老行政办公楼的现代文学教研室举行，一张长方大办公桌，朱先生背对房门而坐，主持评议，我和师弟师妹居左，三位评议老师居右，面对着面；三个学生各一个题目：师妹提交的题目，探讨鲁迅和他身边的女性：母亲、妻子、伴侣，意见比较尖锐；师弟准备了一份纲要，研究周作人的历史循环论，是个新题目。我那篇论文，将近字，只是基本完成。老师都是给我们上过课、熟悉的老师，对我们思考的问题、研究思路、资料准备、写作的状况，都看得很清楚，批评意见仔细又中肯。我特别惴惴不安，拿在老师们手上的手写稿，有涂抹删改痕迹，还有空白待补。
王老师最后一个评议，他一开口就让我们仨大吃一惊！他说：这是这几年来，我看到的最好的三篇中期筛选论文，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三篇的选题、构思、资料都不错！你们（指指我们仨）已经把不足讲得不少，我就说说你们的好！
然后，他从师妹那篇讲起，再到师弟那篇，最后是我的。有几句话我终身难忘：学术要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才有新意、有创见，不管新意有多少，都是研究者自己的东西，别人不能替代、跳不过去……大家都知道闻一多新格律诗创作与理论，受过古典诗词的影响，受过美国意象派诗学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具体如何？依据何在？都语焉不详，没有落实、深入下去；小荣的研究，找到些新资料，辨析了具体影响，这就是新意，哪怕只是一点点新意，也是他自己的东西。
他没有停顿，继续说：像这样的论文，可以拿到丛刊去发表，别人也没理由说我们照顾自己的学生……
王老师话语未落，我已惊呆了。评议结束，朱先生笑呵呵看着我，说：小荣，你听见王老师说的话了！你赶紧把论文补充完善，送到王老师那里去。
当时王老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会成员，每年有一期由他组稿编定。评议结束，我用了两周时间，经心改订、补充、完善，论文篇幅增加到一万余字，交给王老师，请他删定。随后在校园里遇见，他说：小荣，你的论文我没有什么修改，给你编进去了。
同一年，王老师应出版社之约，编选一部“中国现代美文鉴赏”，他把我找去，说，你也来写几篇，我这里还有鲁迅、周作人、梁实秋三家，你挑一个写。我回应道：鲁迅我读得多一点，有些感想，可他是您的领域；周作人我读得不多，梁实秋我编过传记资料，要不我写梁实秋吧？没想到，王老师居然决定：鲁迅你有体会，你写没问题，就交给你了，你来写！
就这样，我被王老师赶上架，在《中国现代美文鉴赏》书里，第一组“鲁迅”就是由他选目、我写赏析的八篇名文。那八篇赏析，我铆足了劲写下来，没有让王老师太失望。王老师的赏识和鼓励，给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也给了我自我挑战、敢啃硬骨头的干劲！
2.
王老师也是我毕业论文的答辩导师。我的论文题目叫“知识对经验的参证：试论现代散文的学术化倾向”，以周氏兄弟、梁遇春、梁实秋、钱钟书和王了一这六大家的散文写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博识对文学写作的深度影响。这题目太大，涉及的层面太宽太深，我的准备工作始终——至今——也不充分，到论文答辩前半个多月，我大概写成了五六万字，仍然刹不住车。我又一次仓促收手，从成稿里整理出一个思路清楚、比较完整的“导论”，附上六家散文研究的纲要，共三万字付印，提交。
这次答辩会上，王老师表扬我能写、写过不错的文章，这篇论文旁征博引惊人，就语重心长给我提出了批评意见：小荣胃口太大，而消化不良；想法很多也不错，落实下来很不够；论文尚不完整，吊起了他的胃口却不给人满足，他很想看到我论文里那些只有纲要的内容。他打了个比方，你在一块丰腴的沃土，刨出了一个一个的树坑，但没有把树种上，还看不到花和果实。他希望我能继续把这个题目做下去，做完，希望看到一篇完整的论文。
虽然，我的毕业论文通过了，也得到一个“优等”评语，——后来，在我工作的单位，我看到了档案里那份答辩委员会的评语，是王老师的手迹，他对论文从选题到内容设计给予了一个不低的评价；虽然这些年来，我把这篇论文部分章节整理整理，发表了一些，但我很惭愧，王老师仍然没有看到我完成它，——再也不能看到。
年，我已从高校离职，瞎碰乱闯十年，做了一个编外的图书编辑。机缘巧合，去绍兴参加鲁迅先生周岁诞辰纪念活动，在会务名册上，我看到王老师住的房间号。晚餐后，赶紧去看望老师。他一下子认出我来，对这个不成器的学生，还是那句话：小荣，你怎么样？
我简单说了几句工作和生活的变动。房间里，坐着好几位学者，在讨论问题，我安静地望着王老师、听他们热烈地说话。大家谈到王老师主编的《新国学》杂志，我插话讲了一点编辑顾城海外哲学讲演的感受，他望着我说，小荣，你把顾城的哲学思考写成文章给我吧，正好《新国学》用得上。我犹犹豫豫点了头。直到告辞之前，才和他说起，我有重版或新编他著作的打算，他笑起来，讲道：我的书不好卖，也不方便出版，就别给你们出版社添乱啦！
又是多年过去，我编辑顾城的书出版了一些，他的海外遗集尚未出齐，关于他的哲学思考，我写了一篇长长的编后记，却不好意思给王老师看看，——我又拖欠下王老师一笔、或许他已忘记了的学术账。
王老师的著作，我念本科时已读到。我的一位兄长，建议我考研读现代文学专业，他开出的必读书目，就有王老师的“镜子”说，我先后读过杂志版、专著初版和新版，那是启发我思想、打动我情感的书，——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在思考鲁迅先生“几乎无事的悲剧”命题时，已引用王老师书里的见地和材料。
王老师早年研究鲁迅与俄罗斯文学关系的书，是指引我从鲁迅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诱因，由此，我走进《地下室手记》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强烈震荡我认识世界、认知自己的方式。读研时，王老师给我们开的课是“鲁迅与传统文化思想”，让我视野大开；他在《鲁迅研究月刊》连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系列文章，成为我在高校讲鲁迅《野草》专题课、讲新文学史，后来编辑出版鲁迅有关书籍，以及今天策划鲁迅文化活动的基本知识储备，与思考出发点。王老师写自己生活的随笔，记录一个北方农村孩子，从乡村走进城里、走向世界的时代感受和生命体验，跟那时候深深打动我的沈从文自传、沈从文传记一起，让有着相似生活经历、人生旅程的我，感同身受。
手边的《中国现代美文鉴赏》是我离开师大后，出版社出了书，王老师寄赠我的；除此之外，我没有机会请王老师签过名、赠过书；我买下了我见到的每一本署名王富仁的书，我从网上下载了作者王富仁的电子读物。我喜欢王老师的书，爱读这些书。我深深领受王老师在书里告诉我的存在体验！
3.
大概是年5月或6月，既是同乡又是哥们儿的晓霖师兄硕士毕业，王老师在行政办公楼里遇见我，他很开心地说，小荣，你来帮个忙，给晓霖他们的论文答辩会照相吧。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答辩会结束，我交还相机，王老师说，别着急，你跟我们一起去吃饭。我不好意思。他说，吃饭还要照相，你的任务没完成呢！
在学校餐厅一个小包间，十来个人一圆桌，一起庆贺王老师又一拨——印象里还是第一拨？——弟子出师了。看得出来，王老师很愉快，他要了那时爱喝的孔府家酒，说，那是他家乡的酒，他随时要给孔府酒打广告。大家一边用餐一边说话，我的照相职责已被王老师终止，他的安排是：不拍照了，只管好好吃。
喝着酒，吸着烟，王老师讲起他在北师大留校的经过，在师大直接带他的是杨占升先生，博士毕业时，杨先生一心要把他留下。为解决王老师拖家带口的实际困难，杨先生专门找师大校长，要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但王老师同意留校以后，去找房管科要房子，他们却说没有两居的空房子了。杨占升先生是认真的人，也是固执的人，那一段时间，他每天晚上都在教工宿舍转，观察哪栋楼、哪个窗户一直不亮灯，再上门询问邻居，那房间是否有人居住？这样锲而不舍，让他发现了一套空房；杨先生再找校长，明确楼号楼层，特批下来，为王老师一家老小五口人落实了安身之所。
王老师很动感情，他说：李何林先生、杨占升先生那一代学者，对学生关怀备至，他们就像父亲一样，把学生当自家孩子来保护、来帮助、来扶持。
“但是，”王老师的转折语，连同当时的表情，让我铭记在心——“但是，在我们这一代，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我做不到像李何林先生、像杨占升先生那样，对你们呵护到家，我帮不了你们什么！你们毕业出去了，一切靠你们自己！你们做出了成绩，那是你们的努力；你们做不出成绩，那也是你们自己的责任。……我帮不了你们什么，我无能为力！”
这来自酒兴、也来自心底的真话，让我悚然、肃然，无法忘记。没有客套，没有煽情，极其清醒，极其真实，直面似乎从蛮荒之世已开始、到今天也未曾改变的人的处境、存在境遇。它也是一个诚实坚韧、独立自持、个性强烈的文化人，给时代、给自己的冷静定位。
这么多年来，我知道一些王老师的际遇，我自己也磕磕绊绊经历一些，我不断感受着王老师这些话的力道，——我也因此，曾鹦鹉学舌、向我的学生表达同样的意思。
其实，在我和王老师时断时续的交往里，一方面，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他的热气，如杨先生关心他一般，关心我、呵护我、鼓励我，他的侠义之心、热心之举，多的是，他并不是但求自保的人。即便如他所说，是一尊过河的泥菩萨，总是被死水、流水不断剥脱油彩或胶泥，——他是没有“菩萨”通天的法力，但他有菩萨的心肠，——他的古道热肠，何尝稍减，或消失？
另一方面，无论在书里、在现实中，我们已经体验、仍在体验、必将体验“存在”沉甸甸的手掌，不由分说挤压身体和灵魂的孤独与痛楚；是的，鲁迅先生笔下早已呈现人的孤立无援，它尖锐刺痛他的阅读和体验者，所谓亲密无间的向往，成群结伙的浪漫，结党营私的和谐，都抵不住时空变换、本性难移的销蚀。但是，这本质孤独的冰冷和疼痛，却催动每一个个体自由生长。人不能停下，必须挣扎，只有向前，更勇猛、更坚定、更独立地向前。——这也是别无选择的。
鲁迅先生在《过客》里写到，前面无论是坟，还是野百合野蔷薇，都得自己走过去：看见花，踏上刺，或者倒下成尘，“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他“肩住黑暗的闸门”，以比火更热烈的心、比冷铁更坚硬的意志往前走，往上走。
王老师在那篇“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的访谈末尾，说到他自己：“有了兴趣，就率性地去做。”他还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起点上，我们得朝前走，“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像鲁迅一样，活得更有意义一些，活得更像一个人。”一个人，是孤独而有体温的，坚硬而滚烫的，清醒而诚实的。
今天早起，意外看到王老师去世的消息，我一下子闷住了，我想起他“泥菩萨过河”的比喻，心里难受着勉强凑成这副挽联，发给肇磊兄弟，我希望王老师的孩子、弟子和友人，不要悲哀——
泥菩萨处境，泥彩可以剥夺，菩萨心肠何尝少过？
硬骨头精神，硬度不曾减褪，骨头意志从来坚韧！
上班路上，我走进地铁站，却忍不住心底的茫然，跌坐在站台上，捧着手机，匆匆记下这些和王老师有关的往事。
我分明听见过客说：“这太多的好意，我没法感激。”
0503午后写毕，挺进上
我所知道的王富仁先生
朱崇科
年5月2日晚上7点，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王富仁先生病逝，享年76岁（-）。
我并非王富仁先生的入门弟子，却有幸得到王先生赐序两篇，真是毕生的荣幸。我素来对王先生充满敬意，毕竟，作为鲁迅研究界的前辈，王先生树立了一个新高度——他是文革后真正让鲁迅回到人间的国内学者，也是“长远时间”内鲁迅研究界的佼佼者。某种意义上说，作为鲁研界的后辈，我是读着他的专著和各种论述长大的，从鲁迅研究到新国学，从现代文学到文学教育，等等。
由于地处南荒、出生也晚，我和富仁“乡贤”（山东人）的交集不太多，但他年南下后我们才有了更多可能的学术交叠。年1月，为纪念鲁迅先生来广州70周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举办了有关纪念活动，那时还是副教授的我担任幕后的学术策划，也负责接待富仁先生和王德厚（得后）先生。有幸和两位前辈一起在紫荆园餐厅喝早茶，王先生谈笑风生，对广州的点心赞不绝口，并特别喜欢吃凤爪，我那时特别把服务员叫过来多点了一盘，王先生边吃边谈，兴致很高。此后，我把每年出版的拙著都送给二王先生斧正。二老特别有人情味，要么是必回电邮，要么则是手机短信郑重致谢，让人温暖。而他有新的论著出版，也会赠书，让我有机会认真拜读。
年时我准备出版《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一书，特别想请王富仁先生赐序，当惴惴不安的我提出请求时，古道热肠的他当然答应了，但他也对我说因为太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于是我把该书的书稿寄给了王先生。时间大约过了半年，我又把《广州鲁迅》书稿的前身《年广州场域中的鲁迅转换》奉给王先生指正，请他多提宝贵意见。谁成想王先生那时大病初愈（用他的话说“差点见了阎王”），在完成“文债”时居然把我提意见的书稿当成了要出版的书稿，撰文《当代鲁迅研究漫谈——朱崇科年广州场域中的鲁迅转换序》并且很快发表在年11月的《鲁迅研究月刊》上。因为拙著《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年要出版，而我告诉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并一直等着王先生赐序，没想到他先完成了《广州鲁迅》的序言。无奈之下，只好斗胆告诉王先生真相，请求他继续赐序，没想到王先生忙不迭道歉，并在2个月内又完成了另一篇序言，让我感恩到无话可说——又感激又不安，甚至连庄重的谢谢都显得轻浮。
在请前辈赐序的时候，我往往会特别说明，我不只是希望提携，而更是希望点拨，也欢迎批评建议：虽然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听表扬的话乃至溢美之词，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前辈们能够以我为个案，指明某种研究路向的可能性，包括缺点，这或许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至少让后面的年轻人少走弯路。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教授在应邀为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论文集——拙著《本土性的纠葛》（台北：唐山出版社，）赐序以前我也特别有此请求，结果王德威教授在序言中有一小段话特别触及了我的有关本土性论述的“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尴尬和虚妄，某些特别喜欢表扬的人以为厚道厚重的王德威老师不愿给我写序，殊不知这是一种信任和更高要求，在序言末尾，王德威先生笔锋一转，“我对朱崇科的论文集也许有求全责备之处。但惟其因为朱所要处理的问题如此复杂，而他所显现的兴趣又是如此专注，我们对他的期望自然更较一般为大。离开了中国大陆，朱反而发现了华文文学的丰富面貌：不论是他乡是本土，语言文字的流传及其所折射的现象，千变万化，哪里是一二主义或权威所能尽涵？以朱崇科对文学史及文学理论的深厚训练，未来的批评必有可观，也值得我们继续期待。”
说句实话，作为一个山东人，作为一个坚持运动20余年韧性十足的学者，我从来不畏惧任何压力、挫折和批判，更不要说是恶意的流氓行径。我往往可以坦然面对甚至虚心和乐于接受有意味的建设性意见和批评。王富仁先生在给拙著《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撰写的序言中既有表扬，也有少许批评和更多期待，更关键的是，作为前辈大佬，他从来都是和蔼可亲、厚道可爱的，“朱崇科先生给我寄来他的《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实人生’的枭鸣》这部书稿，并希望给它写个序言，我非常高兴，但也非常为难。高兴的是在这个鲁迅研究相当冷落却倍受指摘的历史时期，朱崇科先生持之以恒地坚持着鲁迅研究并且毫不以故意挑剔一点鲁迅的似是而非的毛病而显示自己的‘进步’或‘超脱’为荣，反而以更加严肃的态度去开掘这种极难开掘的研究课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也是令我这个‘鲁迅党’的‘党员’感到十分高兴的。”而在为《广州鲁迅》赐序时，在花了很长篇幅阐明他对鲁迅研究的范式观感和总结后特别指出，“朱崇科这部学术著作是坚实的，而不是虚浮的。”最后又可爱的加了一句说，“唠叨得太多了，请本书的作者和读者原谅。”
作为一个研究、学习鲁迅近20年的学者，我从蹒跚学步逐步成长为70后青年鲁迅学人，对自己的学术优缺点还是了然于胸的，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张力的狂欢》、《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广州鲁迅》、《野草文本心诠》四部鲁迅研究专著。其间也遭受到某些别有用心人士的恶意批评乃至诽谤（居然也是两篇），我一开始还会生气，但后来干脆一笑置之，其实他编排的对象根本不是我。不是在于我气量有多好，而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辛勤耕耘背后的底气和可能问题，但绝对不至于“连小学语文水准都达不到”。更令人感慨的是，同样是前辈，厚道热情与变态刻薄、同情之了解与肆意谩骂、指明方向与词汇校对是近乎天壤之别的存在啊。尽管如此，每每念起富仁先生的提携和品格感召，我总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长为学术大佬，一定会善待孜孜不倦求学的学术后辈，努力为他们提供一个活跃、包容、健康而又可人的学术平台。某种意义上说，王富仁先生以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品味为我辈树立了典范，就此一点，在日益浮躁和山头林立的学界，他老人家可以千古了。
的确，“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王富仁先生以他的学术和人品风范令人感念，斯人已逝，但他的精神长存！至少作为后辈的我，必将努力传承下去，至少作为一个“鲁迅党”党员，我乐于从学术和精神上接过旗帜。我想，王富仁先生作为一个厚道的前辈，作为一个把生与死看得很淡泊的可爱学者，九泉之下或许、也应该会赞成我的感念的。
愿王富仁先生天堂安息！
赞赏
长按复方牙痛酊北京中医能治愈白癜风吗
转载请注明:http://www.falalicar.com/rsljg/1322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