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生活、战斗的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笼罩着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

年6月18日上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携子外出，汽车才刚驶出大门，就遭到四名国民党特务的袭击，乱枪中，杨铨以身体掩护儿子，死于非命，其子得以幸免。

年2月24日，鲁迅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中）、北平分会副主席李济之合影。

杨铨是鲁迅熟悉的友人。年初，鲁迅加入了宋庆龄、蔡元培发起的进步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从而与杨铨相识，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据内山完造回忆，那天鲁迅一得到消息，就不顾别人的劝阻，“便立刻赶上汽车，飞奔本部去”。不久有消息传来，杨铨被刺仅是一系列暗杀活动的开始，鲁迅也被列入了暗杀名单。6月20日是杨铨入殓的日子，鲁迅冒着大雨前往送殓，出门前想到了可能发生的危险，他将随身携带的钥匙留在家里，准备一去不归。平安回来后，鲁迅依旧沉浸在悲愤中，难以平静，遂写下了《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当时，共产党人和左翼作家失踪、被监禁、被捕杀的事件，频频发生。杨铨被害前一个月，女作家丁玲被秘密绑架，鲁迅误以为她已牺牲，为之作诗《悼丁玲》，寄托哀思。同一天，曾陪同鲁迅前往黄埔军校演讲的共产党人应修人，在拒捕中坠楼牺牲。

面对着接踵而来的恐怖威胁，鲁迅并没有被吓倒，他十分坦然、镇静，决定既不搬家，也不外出避难，照常在家工作。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近来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了。朋友中已有一人失踪，一人遭暗杀。此外，可能还有很多人要被暗杀，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致山本初枝》）

暗杀者的手枪并没有吓住鲁迅。在这弥天的大黑暗里，鲁迅用他手中的“金不换”毛笔，不懈地进行抗争，写下了大量匕首、投枪般的杂文，正如他自己所说：“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鲁迅的杂文，风格犀利泼辣，冷峻幽默，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既充分说理又文采斐然，内容异常丰富，广泛地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是对日寇侵略和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揭露，还有对种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以及对我们民族国民性弱点的解剖，发挥了打击敌人，教育民众的巨大战斗作用。年郁达夫为上海良友出版公司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选入了鲁迅的二十四篇杂文，并在导言中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这个评价是颇有见地的。

上海鲁迅故居内的鲁迅书桌，上面插着鲁迅常用的“金不换”毛笔。

国民党政府在对红色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白区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罗织严密的文网，不遗余力地查禁进步书刊。鲁迅的作品代表着正义和光明，成为国民党强化法西斯统治的严重障碍，引起了他们的极度仇视和忌恨，首当其冲地成为他们压迫和禁止的对象，鲁迅说：“我的作品，不论新旧，全在禁止之列。当局的仁政，似乎要饿死我了事。可是，我倒觉得不那么容易死。”（《致山本初枝》）

压迫愈甚，鲁迅的抗争就愈烈，署名文章不能发表，就不断更换笔名。在白色恐怖最严重、文化围剿最严密的年、年间，鲁迅就曾用过七十多个笔名。

年5月30日，鲁迅写作了一首著名的诗：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在这首气势磅礴、意境深远的诗中，鲁迅透过重重黑暗，听到了人民革命胜利前进的“惊雷”，是鲁迅旧体诗中的代表作之一。年毛泽东将此诗书赠日本友人时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鲁迅一生作旧体诗仅几十首，且多为偶一为之的即兴之作，大多作于年后，但正如郭沫若所说：“鲁迅先生无意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

年初，青年木刻家曹白将自己一幅作品寄给鲁迅，这是一幅被国民党检察官禁止在全国第一回木刻展览会上展出的鲁迅像。稍后，曹白又将自己因从事木刻活动，当局竟以他刻了苏联文艺译论家卢那卡尔斯基的头像为罪名，将他判刑入狱的经历，告诉鲁迅。鲁迅在大病中，以曹白的来信内容为素材，写成了他的杂文名篇《写于深夜里》，交史沫特莱发表在英文期刊《中国呼声》上。史沫特莱说：“在所有我在中国看到的作品中，这一篇东西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它是一种激动的呼喊，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夜晚中写成的。”

虽然生活、奋斗在黑暗的中国，但鲁迅永远心系着光明，他说：“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致曹白》）

曹白所作的鲁迅像

上海鲁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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