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论

金庸的被动人生

发布时间:2018/11/16 10:16:27   点击数:

“他的人生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动的,但他又总能通过别的路径克服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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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镛在年10月30日去世,而“金庸”将继续活下去。他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完成了15部作品,已经让他在生前获得了不朽声名。“他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作家,他还是成功的报人和成功的企业家。”《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说。在金庸去世后的几天里,潘耀明的手机被打爆。在此之前,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金庸去世的消息传出,但这次是真的。

潘耀明和金庸

尽管有时都不太清楚自己在回答哪家媒体的提问,但潘耀明还是随着记忆的水流,一次次回到过去。记忆的高光点是年香港北角的黄昏。

我们各握一杯酒,晃荡着杯内金色的液体,酒气氤氲。彼时彼刻,我喜欢拿目光眺望玻璃幕墙外呈半弧形的一百八十度海景,只见蔚蓝的海水在一抹斜阳下,浮泛着一条条蛇形的金光,澌澌粼粼地向我们奔来……心中充盈阳光和憧憬。我们在馥郁酒香中不经意地进入话题。在浮一大白后,平时拙于词令的我们俩,无形中解除了拘牵。他操他的海宁普通话,我讲我的闽南国语,南腔北调混在一起,彼此竟然沟通无间,一旦话题敞开,天南地北,逸兴遄飞。

彼时的潘耀明,被金庸叫去位于北角的办公室,商讨一本筹划中的历史文化类杂志,这是金庸出售《明报》集团之后,又一个新的创业计划。他打算写一部构思中的历史小说,并在新杂志上连载,就像他年轻时所做的那样——用小说给媒体带来更多的读者。

潘耀明为此感到振奋,觉得自己将要随着眼前这位金光闪闪的人物进入一段新的历史。“我小时候偷偷看金庸的小说,被老师警告,说要给我记大过。”潘耀明的经历是许多香港小读者那时候的经历。内地小读者的相似感受,则推迟了至少二十多年。

50年代随家人到香港的潘耀明,在纽约大学念的是出版管理和杂志学。回到香港之后,曾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金庸知道这个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后,亲自手写聘书,将他挖到《明报月刊》任总编辑。当金庸有了新杂志的构想之后,又想到潘耀明。

潘耀明辞掉了《明报月刊》的职务,在年4月1日正式入职金庸的明河出版公司。可是,金庸在之前的3月22医院。这次住院非同小可,因为严重的心脏疾病,他做了一次大手术,休息了大半年。

新杂志的出版计划由此搁置,最后被迫取消。“写历史小说是要很大精力的,医院出来之后,就没法写了。”潘耀明说,“这是金庸晚年最大的遗憾。”

在潘耀明看来,这个遗憾引起了之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他写不出历史小说,办不了这本新杂志,然后就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做院长了,有这本杂志的话,我觉得他不会去。”

年电视剧《神雕侠侣》

年,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张浚生调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庸和张浚生的关系很好。上世纪80年代,张浚生刚到香港任职,就去拜访金庸。那一次,他们喝的是白兰地。年,金庸被浙大聘为人文学院院长。他离开香港,北上就职。

“现在想来,金庸一生的许多经历都不是那么主动的。”潘耀明说,“他的人生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动的,但他又总能通过别的路径克服被动局面。”

金庸与夏梦

年,26岁的查良镛也曾经“被”邀请北上,同样是去见一位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乔冠华。

查良镛最早知道乔冠华,是在重庆读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时候,他喜欢“于华”(乔冠华的笔名)写的关于国际形势的评论文章。他那时的志向是外交官。

那次北上的缘起是,作为《大公报》编辑的金庸,发表了字文章——《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引起了梅汝璈的赏识。梅汝璈出任新中国政务院外交部顾问后,想起这位身处香港的年轻作者,便电邀他北上外交部,想让他做研究助理。

做外交官的梦似乎要意外地实现了。查良镛向《大公报》辞职,从香港来到北京。梅汝璈见到他后,让他去见外交部的负责人乔冠华。可是,当乔冠华了解到金庸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又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读过书之后,觉得这样的背景,难以马上进入外交部,可能要暂缓。这给查良镛泼了冷水。经过考虑,他决定放弃,返回了香港。

“金庸还是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报效国家的想法的,但这次在北京的不顺经历之后,他又被迫回到了香港的《大公报》。”潘耀明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节点,大时代已经马上要被划分成截然不同的空间,不计其数的人的命运将会改变。

浙江海宁袁花镇上有一处“金庸旧居”,在农田环绕的僻静村子里,并不容易找到。这是重建的房屋,跟当年金庸所住的屋子并不一样。多年以后,即便好几次回到海宁,金庸也从未进过这个“旧居”。年10月30日之后,这里成为了悼念金庸之地。

年5月18日,金庸应嵩山少林寺方丈永信法师之邀前来河南少林寺,两人一同观看武术表演

查良镛在《大公报》的同事陈文统祖居广西蒙山,二人颇有相似之处,都酷爱围棋,互相切磋是家常便饭。陈文统生于年,两人同年。陈文统年从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之后到香港投考《大公报》翻译,总编辑委托查良镛做主考。可以说是查良镛亲自把陈文统变成了同事。年,两人又先后调到了《新晚报》副刊,在同一间办公室。有一段时间,差不多每天下午,陈文统会买二两孖蒸、四两烧肉,一边饮酒,一边请查良镛吃肉,边吃边谈,兴致甚高。查不喜欢吃孖蒸和烧肉,有时只好开一瓶啤酒干喝。

年,香港白鹤派陈克夫向内地来的太极派吴公仪下战书,以比武分高下,以解决门户之见。两派掌门人还签下生死状。如此具有古典主义气质的事件,轰动一时。

对于此事,《新晚报》差不多天天都有相关报道。1月17日下午,比武在澳门开始,可是两位主角的交手只维持了短短两个回合,以吴公仪打破陈克夫鼻子而告终。《新晚报》报道比武结果的号外,上市便售罄。看到比武如此受欢迎,《新晚报》决定连载武侠小说,吸引读者。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在做学术研究时,很重视这一段历史时期,他会考虑同一时间节点上,华人世界各地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通常不会想到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是跟左翼在海外打破冷战僵局的企图有关的。”王德威说,“《新晚报》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殖民社会里,为了延续左翼思想,需要迎合小市民的趣味,复活了鸳鸯蝴蝶派里重要的门类——武侠小说。”

在《新晚报》上打头炮的是陈文统。澳门比武结束才几天,陈文统用“梁羽生”的笔名连载《龙虎斗京华》。这是新派武侠小说诞生的时刻。梁羽生一炮而红,《新晚报》果然销量猛涨。

年梁羽生与金庸在悉尼作家节对弈

查良镛是梁羽生的忠实读者。他从未想过自己也要写。但这么连载了两部小说后,也不能靠梁羽生一个人一直写下去。报社又想到了查良镛,他就这么被动地答应下来,准备写《书剑恩仇录》。

截稿日到了,编辑派了一个老工友上门等他的稿子,他必须在当天晚上9点交出一千字的稿子,不然第二天就要开天窗。他干脆就照着这个老工友写,所以,《书剑恩仇录》的开头是一个白发老先生。

“金庸很多时候都是被动的。”潘耀明又一次提起金庸的“被动”。

《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以“金庸”的名字连载了天,直到年9月5日。

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年,身在内地的诗人穆旦,在臧克家的邀请下复出,连续发表了多首诗歌。穆旦是查良铮的笔名。他于年出生于天津。但他在所有表格上填写的籍贯都是:浙江海宁。尽管他从未到过海宁。从名字上我们都能看出来,查良铮和查良镛来自同一个大家族——浙江海宁查家。海宁的金庸旧居,可以看成是查家的博物馆,里面有查家历史的陈列,包括对穆旦的介绍。

50年代初,金庸去往香港,而穆旦从海外回到中国内地。他们的人生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可想而知他们命运将会有怎样的不同。

两人发生交集,已经到了上世纪90年代。北师大的王一川和张同道在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时候,重排座次,把穆旦列在了中国现代诗人的第一位。那套文库另一处轰动的地方是,在小说家座次上,金庸被排在了第四位。查良铮把“查”姓拆为“木”和“旦”,取笔名穆旦。查良镛把“镛”名拆为“金”和“庸”,取笔名金庸。两位查氏后人用一种相似而又奇异的方式为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名字。这是后话。

年,《书剑恩仇录》在经历了开始连载时的平淡之后,受欢迎度忽然直线上升。继梁羽生之后,金庸将武侠小说推向又一个高潮,甚至超过了梁羽生,一时金梁大热。金庸就这么“被动”地成名了。

年电视剧《射雕英雄传》

年,金庸从《大公报》辞职,全身心投入创作,《射雕英雄传》开始在《香港商报》连载。倪匡说,“在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不看《射雕英雄传》,简直是笑话。”

金庸开始连续创造这样的阅读高潮。他当初只是为了完成《新晚报》总编辑罗孚交给他的任务。可是上了“贼船”就难以下船,一直写了下来。

年5月19日,《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刊登完期。第二天,《明报》创刊。金庸在“全书完”之后写道:因最近我其他的事务比较忙碌,实在抽不出时间,只好与各位读者暂别。

金庸已经是香港最受欢迎的作家。那时候,香港盗版盛行,金庸的武侠小说更是重灾区,各种盗版版本出得又快又多。

此时,巧的是,金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在香港重逢。沈宝新建议,与其这样被别人盗版,还不如自己出一本连载武侠小说的刊物。在和报贩聊起此事时,报贩建议不如出日报,赚的钱更多。这个报贩的建议被金庸采纳,他们决定办日报。已经从《长城画报》过来跟金庸创业的编辑潘粤生想到了“明辨是非”的“明”字,大家觉得好,最后决定叫《明报》。

年5月20日,《明报》创刊。金庸亲自写了发刊词,并把“公正、善良、活泼、美丽”作为信条。《明报》最初是一份四开一小张的报纸,真的是“小报”。四个版面看上去都是副刊内容,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连载的武侠小说。

创刊时的员工只有三个人,金庸是社长,是总编辑,还是主笔,负责编辑工作,沈宝新是总经理,负责报纸经营,编辑则只有潘粤生。

靠着金庸写的武侠小说和副刊内容,《明报》逐渐做大,版面内容涉及各个领域,最后成了香港最有公信力的报纸。“‘公信力第一’,这是无形的资产。”潘耀明说。

潘耀明到《明报月刊》工作之后,金庸曾经对他说,《明报》当初上市时的股票,实质资产只有一幢北角的明报大厦,每股港币一角,上市后第一天的股价上涨到二元九角。换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价值。“他说,文化品牌是无形财产,往往比有形资产的价值还要大。”

“金庸的书被盗版太多,他并没有外界想象那样获得太多版税。”潘耀明说,“他主要的财富来自《明报》。”

学者陈平原曾评价说,有了《明报》的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人,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金庸奇迹出现以前,实在不能想象。“金庸自办报纸,并且‘赤膊上阵’,下午褒贬现实政治,晚上揄扬千古侠风。有商业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负。长期坚持亲自撰写社评,实际上认同的是新文化人物的担当精神——这才能理解金庸为何对作为一种‘娱乐性读物’的武侠小说评价并不高。”

年电影《笑傲江湖》

年,《明报》上市,节节上升,日本、英国、新加坡的许多传媒机构都盯着这个金蛋,可是,金庸把《明报》卖给了没多少人认识的于品海。这让许多人费解。后来有媒体问金庸:有人说,这是因为于品海长得像你死去的儿子?(金庸的大儿子在美国上大学时自杀身亡)金庸的回答是:理性上我没这样想,但他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潜意识里不知不觉有亲近感,相貌是有点像。

“事实证明,这是做错了,当时于品海和金庸有一个默契,报社重大的事情,还是要尊重老人家的意见,金庸是荣誉董事长。但实际上,金庸被架空了,《明报》跟他没有关系了,这对金庸打击挺大的。”潘耀明说。没有金庸主持大局的明报集团,各方面开始失控,加上经营不利,阵脚不稳,《明报》集团快要垮掉。此时,马来西亚商人张晓卿接手了这一烂摊子,经过好几年经营,使其重入轨道。但此时,整个香港媒体的经营环境已大不如前。

年1月10日,金庸探访《神雕侠侣》剧组,与导演张纪中交谈

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办了一次《金庸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几十位国内外的重要学者参加。

参加会议的有学者陈平原,他称赞了金庸之值得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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