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温海明教授为（美）安乐哲先生的新著《孔子与杜威——跨时空的镜鉴》一书写的序言。0１—儒家实用主义是百年杜威和千年儒家的对话，是一场世纪性的思想马拉松，其对话成果必然超越时空、影响深远。如今，恩师安乐哲先生的著作《读懂孔子，会通杜威》（ReadingConfucius,ReadingDewey）出版在即，这标志着百年前来过中国的杜威思想，旧貌换新颜重回华夏大地，新生的儒家实用主义思想带着一个世纪的风霜，吸纳着千年儒学的沧桑，正在汇入人类思想史的洪流。百年杜威与千年儒学之间的对话是一个合二为一的过程，二者百年来的发展，都不仅为了成就各自的学问，也是为了致力于一种更好的中西文化对话与更成熟的世界公民之思考和行为方式——儒家实用主义。应该说，儒家实用主义这种新的可能方式植根于彼此都讲求实效的思想与文化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千年儒家思想和百年杜威思想都是“实效主义”的，因为它们都不仅强调有用，更强调有效，都以“实效论”作为先导，都对未来有明确效果期待，更是力求付诸实践，并期望思想的实化状态能够改变社会现状、推动社会进步的学说。正因为学说的共同性如此，所以儒家和实用主义的对话是一场世纪性的思想努力。从杜威百年前的中国之行和他对中西文明的思考那里，中国人可以学习如何致力于思想的当下实践，美国人可以学习如何跟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对话。从千年儒学那里，从儒学的美国之行和儒学运用于当代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实践当中，美国人可以学习如何让古老的思想焕发青春，中国人可以体味儒家刚健有为、与时偕行的品格。一百年前，杜威来到中国，宣讲实用主义和美国精神；今天，杜威的思想又一次来到中国，这就是安先生带给我们的百年杜威，让我们品味杜威哲学韵味的丰富深刻、隽永绵长。在某种意义上，百年以来，杜威思想已经前所未有地融贯进儒学传统之中，如今，随着儒学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一个书写杜威思想与中国近现代儒学对话的时代工程正在展开，很多华人学者在中西比较思考之余，能够品味安先生的胸襟和抱负，我们从中无疑看到了杜威的影子，那种由杜威的实用主义定义的美国精神，似乎早已或隐或显地嵌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前进历程之中。02—安先生的近著是对百年杜威和千年儒学对话这一历程的深度反思、理论建构和前景展望。首先，安先生在书中对百年实用主义的历程和千年的儒学传统作了深度反思，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走向其初衷的反面，成了社会不公正乃至全球动乱的根源；孔子的“仁”本哲学有利于解释个人主义存在的严重问题，对治其病症并力图加以消解；儒家学说在汲取了实用主义的哲学精神之后，将对目前东西方的社会问题更加深入地加以反思。美国实用主义精神之父爱默生追求个体的独一无二为最高品质，即所谓“自我最独特的行为”，并以这种真正的“个性”为思想计划的终点。可是，百多年来，实用主义的发展使得爱默生的理想堕落为一种自私且有争议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美国精神的流毒，贩卖给全世界，如果杜威重生，必然继续为此深感悲痛。美国文化之中的“新”个人主义，伴随着商业模式的全球化，导致了泛滥全球的零和思维，和非此即彼、你死我亡的善恶之战，这是整个全球性危机的风暴之眼。要想从这一风暴之眼当中逃离出来，全世界就要形成新的思想文化战线，从彼此竞争、有我没你的思维方式当中解脱出来，进入互联互通，彼此学习的全新思想对话时代，这就是“儒家实用主义”这一全新思维模式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它带着当今人类文明发展两股最为强劲的阴阳之力，这种全球性的思想文化之间的阴阳互动之力，必将改变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面对春秋时期的百年血战，孔子提出关于人的“仁”本哲学，在那个动荡、冲突的时代，提倡仁爱似乎不合时宜，但其哲人气度跨越时空，为世人永远铭记。今天，安先生以孔子的气度，强调人的关系维度，也就是人是关系之中的人，是关系的产物；重申儒家文化中人是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可谓振聋发聩。如今，儒家文化面对的全球性危机，必将证明儒学的“仁”具有全球性的时代意义。千年以来，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说法，从未如当今一般具象和实际，从宋明时代的家庭、社群观念，延伸到今天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西方文明诞生于缺乏生机的、资源匮乏的沙漠和地中海沿岸，从文明诞生之初就打着深刻的“有限游戏”烙印，千年以来，西方人在有限资源的前提之下，奉行有我没你的生存原则，今天美国文化当中的个人主义也承继着这样的印迹，认为他国的人民生活得更好，就必然会对自己的生存构成潜在威胁，所以必须要千方百计削弱之，如此方能有利于自己。这跟儒家文化当中从孔子开始的“己欲立而立人”的生存原则大异其趣。孔子认为，帮助别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是对自己之存立于世的最好帮助，这种“无限游戏”的生存哲学，带着对充塞天地之间生生之机的无限敬畏和巨大信心，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天地之间阴阳力量转化的正常现象，人应当顺应天地之生机而动，这种生机无限的哲学思想，可以说与上帝掌控之下有限空间之中的善恶之战意义上的零和游戏思路完全背道而驰。罗思文（HenryRosemont）在《反对个人主义》（）中指出，历经迭代重复的基础个人主义（foundationalindividualism）作为一种恶意的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西方中心的全球正义的反面，所以基于儒家立场对社会、宗教、政治等问题作哲学反思势在必行。同样，安先生深刻地指出，不受拘束的个人观，已经伤害了全球正义，使得整个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离追求公平、自由和平等的初衷越来越远；西方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在个人主义问题上丧失了判断力，沦为论证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理论帮闲；伤害他人利益基础上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其实最终必然伤害自己的利益，由此可见个人主义的短视和狭隘；把“自我实现”等同于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是滑向危险和堕落的轨道，脱离人根本上是社会动物、是社会关系的节点这个共识，允许个人从社群的网络中滑向堕落的私利至上的深渊，将进而导致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万劫难复的巨大危机。诚如怀特海所言，杜威和孔子都是过程哲学家，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的过程性本质有着深刻的洞察和体悟。在百年来中美文化与哲学交流的过程之中，千年儒学与百年杜威之间，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沟通潜台词和交流的管道机制。其实，二者的对话远远超越了哲学本体论、宇宙论的层面，甚至超越了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层面，涉及教育学、经济思想、国家治理等多个面向，其影响之广早已超过其表面的相似性，深入到了中美文化、社会交流的各个层面。作为美国实用主义精神的继承人，安先生和郝大维力图在中美哲学与思想的对话过程之中，开创出富有新意的对话和交流方式，甚至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可以通约的行为方式。借助他们的学术努力，儒家学说走向融会美国精神的历史阶段，开启了中西文明交流的新纪元。儒学走近了西方学术的殿堂，成为西方学术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我们看到，吸收了西方哲学与文化精神的现代儒学，其充满古意但富有新意的思想与哲学品格，正通过安先生的学术努力，对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形成全新的挑战。这股力量在十六到十八世纪中西早期交流之后已经很久没有如此强劲了。可以这样说，吸收了实用主义精神的儒学，正在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学问，对西方文化与文明的新发展提出了更多富有意义的全新课题。其次，安先生在书中的理论建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儒学是仁学，仁爱世人是儒学的原点；这一原点有必要通过“焦点-场域”的新视野加以全新的理论建构，尤其是对“心”做出系统性的解释；进而提出一种全然不同的“人”论，这样的新“人”观有助于儒学对人和世界的关联关系问题做出进一步的理论发展。儒学是“仁”学，似乎毋庸置疑，但千年儒学，需要百年杜威的重构。安先生对于儒学之“仁”，运用杜威哲学解读出了新意。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尝试推进安先生的思路，儒学的“仁”，首先是仁爱、孝顺父母，其次是仁爱他人，进而要求人们具备仁爱全体世人的心意力量，最后当然是延伸到对世界、天地、万物和整个宇宙的仁爱。可见，仁爱是一种心意的力量，是我们的心意具有“能动性”（agency）而去仁爱他人的力量，有了这种爱人的能力，我们才能去“行动”（prattein），即“产生”（poietin）并实化出言语和行动。可见，仁爱的心意力量是引发一切变化的动力因（efficientcause），是世间一切动者（kinoun）的根据和原点。这种“仁”的原点，古人认为来自对天地生生之力的领会，也就是说，不存在外在的、物质的、最终的原因，一切动因都需要人的心意加以领会，恰如安先生指出的，独立能动性、以行为主体为中心的生产性活动的假设并不是孔子的出发点。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人的心意体现在人类群体中正确、有效地使用语言的言行之中，人心时刻的实化过程都是情境性的，其背景是人类经验的整全性。可见，对“仁”的理解的奥妙之处在于，“仁”既是人与世界打交道的出发点和开端，后来孟子引申发展成为“四端”，又是人与世界交流的经验整体，仁爱之情可以流布天地之间，构筑成为儒学的有情世界。安先生认可米德（GeorgeHerbertMead）指出的心灵的社会基石，认为是因为我们不断进行交流，我们才能够具备“心”，因为我们沟通彼此，才能够心意相通、志趣相投。也就是说，我们先有社会交流，其次才有“心”，不是我们先有“心”，之后才引发社会交流。这种重视心灵之社会交流基础的观点，已经被心理学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成长的相关例证所证实。可见，血肉的心不是“心”的基础，而必须是社会化的意识心，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心”的根据。语境论（contextualism）是古典实用主义的标志特征，但也跟儒学的意识心不可以脱离家庭和社会完全相通。这可以说是百年实用主义与千年儒学传统之间能够进行有效哲学沟通的坚固基石。借用杜威的哲学语言，安先生重构了千年儒学的心灵言语，他写道：心灵被“置于”“有机活动的属性之中”（qualitiesoforganicaction），他还以此概念阐述了心灵作为“互动的典型方式”（acharacteristicwayofinter-activity）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杜威所认为的“心灵”是一种动态、延伸到日常习惯的概念，与上文我们描述过的孟子所认为的“心”（body-heart-minding）这一既发散又集中的过程产生了有趣的共鸣。在试图寻找一种方式以对这种“处于社会中”（socially-located）的心灵进行讨论时，杜威想要绕过“哪里”（where）这个独立的问题……可以想见，杜威式的对心灵加以建构的语言，可以转换移植到对儒学关于“心”灵问题的理解上。因为对儒家的“心”加以哲理性的重新建构，所以我们找到了百年杜威和千年儒学对话的坚实原点。我们无疑首先要反对那种还原论和物理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心灵”的“位置”（seat）或所在（locus）就是机体的活动，是机体的物理和化学过程，尤其是身体或者大脑的血液和神经活动等等，这种理解似是而非。其次我们要反对关于“心”的教条式理解，以为心灵必须依赖某些无可更改的教条，以为灵魂是人们必须加以信仰的外在之物，这是外在论的心灵观。再次，我们要反对僵尸式的心灵观，不知道心灵其实是日日更新，与万化同流，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机体。这种对心灵的重新建构，成为百年杜威和千年儒学的核心议题，等于为儒家实用主义安了一颗心，如果这颗心能够持续有效地跳动，就可以开创美国精神和中国文化精神沟通交流的全新历史时代。在全面重构儒学心灵观的基础上，安先生彻底重构了儒学的“人”论。正如所有的哲学都是一种新的关于“人”的观点一样，儒家实用主义无疑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中美之间的“人”的新观点，这种人的观念基于中美文化关系，是儒学关系中的“人”的中美延伸版本，仍然保留着儒家之人充满动态的、处于有机境遇的、无限互联互通的习惯，并以具有原初之“心”灵动力作为体系中的焦点。杜威实用主义和儒家都基于富有前景的“经验主义”（experimentalism），都摒弃外在超越的、绝对性的实体主义，而相信人类经验的全体是思想和文化更新的根本动力。人类思考和生存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论证永恒不变的根源性实体的绝对性和真理性，而在于从日日更新的全新人类经验之中，为新的哲学思想对话注入活力，从而为实现“日生而日成”的新哲学对话做铺垫。史无前例的历史机遇压迫着人们做出对于“人”的脱胎换骨的思考。有史以来，人类所面临的生存情境和社会问题从未如此密切地相互关联，全球化的物流配置，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朝发夕至的出行效率，经济指标的跨国联动等等，都说明人类进入史无前例的彼此关联共生的情境之中，而人是这种情境创生（contextualcreativity）的产物，所以人应对一个世纪以来的新情境，从肉体到精神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感化，这种迅变必然催生对新“人”甚至新人类的定义和思考。儒家实用主义的核心是孔子和杜威“关系构建的人”(relationally-constitutedperson)的观点。人是关系的产物，当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人也必然发生相应的重大变化。过去一个世纪当中，亚太地区的迅速崛起，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和文化风貌，先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如今是中国大陆。远东地区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人类文明最为发达的地区，只是在最近几百年的中西交流之中衰弱了，如今带着“睡狮猛醒”的气势重回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与欧美共同成为转动小小寰球的两极。换言之，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从未具备如此力量和气势，与几百年来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主导力量，即欧美文明达到阴阳相互平衡的状态。正是在这种东西文明相持的历史性机遇中，人不应该被理解为“存在”（Beings），而应理解为“成人”(Be

转载请注明:http://www.falalicar.com/rsljg/220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