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学者对于“境界”多有论述，其中最有名的是王国维。王国维摘引晏殊、柳永和辛弃疾的词句来描述人生之“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他是立足成就大事业和大学问的高度来谈“境界”的，这三种人生“境界”可以理解为理想的确定、追求和实现三个阶段。王国维的“境界说”影响很大，可惜仍停留在感性的诗性体悟，缺乏理论层面的阐释。宗白华也谈到过“境界”，他认为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的层次不同可有以下六种境界：功利境界、伦理境界、政治境界、学术境界、艺术境界和宗教境界，其中，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艺术境界主于美，宗教境界主于神。宗白华的“境界说”是以独特的方式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精辟概括，然而失之于简略，缺少深入阐述。

中国现代哲学家、新儒家代表冯友兰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认为人生境界理论是中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它在儒家思想中体现得尤其鲜明。冯友兰继承了儒家哲学重视精神境界的传统，并加以提炼和改造，提出了广为人知的“人生四境界说”。根据人对宇宙人生觉解的多少，冯友兰提出人生有由低到高的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处在这四种境界的人的行为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顺才或顺习、“为利”、“行义”、“事天”。冯友兰认为，自然境界中的人顺从自然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或遵守自己已有的习惯，他做事却并不懂得事情的意义，这与动物的行为从本能出发相似；功利境界中的人做任何事都是围绕“利”这个中心，他们对于“利”的观念有清楚的觉解，他们对于为自己增加财产、发展事业、获得名誉等都有极其精细的打算，他们是利己主义者；道德境界中的人做事以“义”为出发点，因为他们认识到个人离不开社会，社会制度及其相应的道德规范是帮助人成其为人，帮助人得到发展，因此，他们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更注重“贡献”而不是“占有”，更强调“利他”而不是“利己”；天地境界中的人行事的目的是“事天”，他们具有最高的完全的觉解，不仅认识到人是社会的人，也是宇宙的人，他们“知天”、“尽性”，自同于大全而与天地参，超越了对名利的追求，自然行事，实现了大仁大义。冯友兰区分不同的“人生境界”是依据人自身的修养不同而对世界的不同理解和觉悟，作为一种人生哲学理论，冯友兰的“境界说”弥补了王国维和宗白华的不足，产生了广泛的认同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作为新儒家哲学代表，冯友兰的“四境界说”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理论的源头之一就是儒家哲学的创始人孔子。据《论语·为政》记载，孔子晚年自述他的生命历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人们常据此来讨论孔子的人生境界论，认为这是孔子的七种境界。其实，这里讨论的只是历时角度的生命境界，或者人生阶段论。不过，孔子也从共时角度对人生境界有过精彩论述，只不过并不是那么清晰，需要仔细梳理，然后才能把握。

孔子认为，人们如果只是满足于吃喝住行等生理物质层面的需要，那么就还处在人生的最低境界，即自然境界。人不能活得像动物一样，停留在依本能或习性而生活，而应该有精神上的需要和追求。有一次，子游向孔子请教关于“孝”的问题，孔子反问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非常重视孝道，认为孝悌是“仁”的本质。他坚决否定了当时流行的“能养”的孝道观，因为，人对于犬马也能养，能够给它们提供食物维持生命，如果子女对待父母也像对待犬马一样，“能养”而没有敬爱之心，对于其本心并无觉解，便不是真正的“孝”。犬马与人皆能有养，子女对父母行“孝”不仅在于物质层面，而且也是精神层面的事情。犬马也赡养它们的父母，但人高于犬马之处就在于还有敬爱之心。由此可知，“孝”决不是自然境界中之事。

孔子论述最多的还是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孔子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君子”本来是阶级意义上的称呼，是指有位者，到孔子这里则成为道德意义上的称呼，主要是指有德者，“小人”的内涵也相应地从无位者转向无德者。孔子对“小人”深恶痛绝，曾多次对“小人”痛加贬斥，并常用如下语句来形容：“喻于利”、“穷斯滥矣”、“常戚戚”、“怀惠”，“比而不周”，“同而不和”、“忧贫”......反之，孔子对“君子”则推崇备至，极力赞扬，并概括其主要特征如下：“喻于义”、“固穷”、“坦荡荡”、“怀德”、“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忧道”......

通过这些对比强烈的描述可以看出，“小人”永远把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缺乏教养，不讲道德，自私自利，结党营私，损人利己。显然，“小人”常常生活在“功利境界”之中。君子则永远把仁义放在首要地位，注重修养，讲究道德，舍生取义，杀生成仁，他们往往超越功利境界而进入了道德境界，这才是孔子大力倡导的人生境界。在《论语》中，孔子讨论的重点就是道德境界中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君子”应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仁”的境界就是道德境界。“仁”首先是指善良、正直、诚实、质朴的品质，其次还是人在社会中所应遵循的特定的行为准则和由此表现出来的优秀的道德品质。孔子对“仁”做出两个方面的规定：“爱人”和“忠恕”，前者是最基本的仁爱之心，后者是正反两方面的推己及人，即他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既“有养”，又有“敬”，才是真正的“孝”，行“孝”不是自然境界的事情，也不是功利境界的事情，而是道德境界的事情。孔子指出“君子不器”，君子不能像器具那样，仅仅具有某一个方面的实用价值，君子还要超越实用价值而追求道德价值和意义价值，也就是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

除了“君子”之外，孔子还提到了“仁人”、“贤人”、“士”、“成人”等，这些人都是具有较高道德品质的人，他们完全不同于“能养”之人和“小人”，通过不断修炼进入了道德境界。他们能明辨义利，对于物质利益和精神道义、私利和公义，会作出明确的区分和选择。“为利”还是“行义”，这是辨别君子和小人的试金石，也是区分两种境界的标准。求“利”反映的是人的低层次物质需要，求“义”才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觉悟，但它须以长期的培养锻炼为前提。

对于孔子所描述的道德境界，后来的孟子有更细致的补充和发挥。孟子认为，道德境界中的人应该具有“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通过“配义与道”的方法养成的，一方面要明白仁善之道，具有正确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又要做符合善良人性的事情。如果说，孔子强调的“仁”还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动机，那么孟子提出的“义”则是外在的道德效果，因为它是指符合“仁”道的行为。孟子也认为，达到道德境界是一个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道德修养过程。

然而，在孔子看来，道德境界并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先进》篇记载了孔子与弟子的一次对话：“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伺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在这次问答中，孔子询问弟子四人各自的志向，他对其他弟子的回答要么“哂之”，要么不置可否，却深深赞同曾皙的回答。曾皙喜欢音乐，师生对话时他一直在弹琴，当孔子问到他时，才“舍瑟而作”。他所描绘的境界超越了“师旅”“宗庙”等治国理政的实用层面而达到了非功利的精神自由层面，也就是暮春优游、怡然自得、潇洒风流的审美境界。

冯友兰认为天地境界是一种哲学境界，然而，据彭锋的分析，天地境界只有作为审美境界才有可能。笔者赞同这种看法，因为天地境界中的人具有一种风流潇洒的审美悦乐精神，超越了一切限制和束缚，实现了心灵的解放和自由。实际上，孔子就是一个达到了天地境界的人。他虽然在生活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却依然充满了乐趣，即使过着“疏食饮水”的贫贱生活，也能处之泰然，以守道为乐。《雍也》中孔子夸赞颜回，他虽身处贫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种“乐”的精神既是平凡生活中的安贫乐道，如《述而》篇所说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更是艺术所带来的审美乐趣：“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术的熏陶对于陶冶情操，对于个人修养和境界的提高是绝对必要的步骤，所以孔子提出“成于乐”，认为君子人格的修养最终要靠“乐”也就是艺术来完成。据说，孔子非常迷恋和享受音乐，《述而》记载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沉醉于“尽善尽美”的《韶》乐，以至于忘记了吃肉的味道，说明他在其中获得了至高的审美享受。孔子描述的这种“乐”的境界与“天地境界”非常接近。

冯友兰认为，只有“圣人”才有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最高的觉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虽然有学生称赞孔子“圣矣”时孔子谦让地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然而，后来的孟子却十分推崇孔子，认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并称他为“圣之时者”。可见，孔子的确是伟大的“圣人”，他不但有崇高的道德修养，而且热爱熟悉艺术，善于在平常的生活之中找寻自由和快乐，“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具有一种审美的悦乐精神。

在孔子看来，人生的四重境界分别处在由低到高的不同层次上，处在自然境界的人停留在“能养”的最低层面上，处在功利境界小人以“为利”为全部的生活追求，处在道德境界的君子以“求仁”为理想目标，而达到了天地境界的圣人则充分实现了自由，以审美“悦乐”为其显著特征。“君子上达，小人下达。”道德境界中的君子仍会自觉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而处在功利境界中的小人却庸庸碌碌、不思进取，可能会下降到自然境界，这是君子与小人在人生态度上最重要的区别。孔子高度赞美君子和圣人的人格修养和道德情操，强调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这也是孔子终生践行的目标。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孔子是中国哲学史上较早论述人生境界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始终围绕人生展开，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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