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编三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孔子热爱读书、勤于读书的真实写照，他所开创的儒家学派之“儒”，其广义就是“读书人”。可以说，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读书传统，读书已成为读书人的生活方式。然而，时至当下世俗化、功利化弥满的快餐时代，真正的读书人越来越少，一些人迷惑于为何读书？读书何用？甚至“读书无用论”时有泛滥。从互联网时代到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在给人们带来各种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了人们的思想惰性。一些人已被“绑定”为手机的俘虏，眼不离机、机不离手。纵是读书，也是沉浸在“表象阅读”“碎片阅读”之中，缺少系统化、专业化的深度阅读。因此，倡导读书，促进全民阅读，提升公民整体素质，就成为亟需国家推进的战略行动。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年以来，“倡导全民阅读”连续3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年6月国务院审议并通过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年10月，中央宣传部又下发了《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到年，通过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

言先生是全国政协第十一、十二届委员，更是个读书人，就读书之事，他曾先后提交了《关于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加快书香中国建设的建议》《关于深化实施“全民阅读书香中国”工程的建议》两个提案。他在《传统的滋养生命的律动——我的学书历程》一文中说到了自己对读书的认识：

读书（包括读通碑帖）明道，换气质，积学理，开眼界，自然有电光石火般的省悟，而不将其诉诸文字，便会稍纵即逝。故我十分重视做散叶笔记（每将读书或交友谈艺中有裨益之语记录下来）。读黄宾虹、李可染、潘天涛、朱屺瞻等谈艺录都是如此。邓逸梅老人的《艺林散叶》值得借鉴。读书、写作、砚边点滴，思维由蒙眬到清晰，长期积累，逐步“胸有成竹”，才能在濡毫落笔中渐入“得意忘形”之境界。学贵勤，尤贵专，一艺之成，良工苦心。我以为五分读书、三分习书、二分写作是从事书艺创作的合理结构。（《抱云堂艺评》）

现在提倡“全民阅读”“经典重读”“书香社会”，为什么要读书？言先生已告诉我们：“读书明道，换气质，积学理，开眼界”，这就是读书的意义所在。韩愈《答李翊书》云：“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意思是说根系茂盛的树木，果实才能生长好；油充足的灯，火光才会明亮。那么，读书就像是在做培植树木根系、为灯盏加油的工作。书画家本是读书人，理应要读书，因为读书多了才能通达书画之道、提升个人修养、明了事物本质、开阔学术眼界，从而成为文人书画家、学者书画家。强调书画家的文人化、学者化，并不是说文人、学者一定是写字画画的高手，但真正的书画大家一定是文人、是学者。书画史上也有不读书而专事书画的人。明代的周臣，其技法是院体高手，画艺可比戴进，然其艺术成就及声誉远比不了学生唐寅。究其因，周臣自云“祗少得唐生数卷书耳”，就是说周臣自认为只是没有唐寅读的书多，差别因此而起。潘天寿说：“画者必修文史”，启功告诫青年书家：“文史不通，下笔空空”，实在精辟。二老要求书画家要多读书修行、具备文史功夫，这种读书未必动辄就去读个硕、念个博，而是在做好临池练技等“内功”的同时，还要注重书法本质、书画艺术史、哲学、美学、艺术学等“外功”的学习，以“外功”为“内功”所服务，将二者和谐交合于漫长的书画创作中，以技道双修来实现艺术创作所必须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言先生说：“习书必定与习文结合起来。没有不读书就能把字真正写好的。”他曾在《当代中国书法文化的哲学思辨与艺术创作》一文中指出书家不读书而在创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缺乏文字学、诗文学养，不熟悉《说文解字》与通借字；缺乏自作诗联的训练，仅抄录古诗词楹联；即便试作诗词，也是不符文体韵律，楹联不合平仄，上下颠倒；尺牍、跋语、长题句式不通，文白欠到；书体字法不规范，繁简混杂，用词遣句常识性错讹。尤其篆、隶、草不谙书体文字演变，往往以楷法相套或随意造字，故作、变形或增饰不当而致错误；随意断章摘篇，尺牍列行乱断句，扭捏做“自然”书写状。（《抱云堂艺评》）

要改掉以上书法创作中出现的弊病，必须以知识积累来深化对书理的领悟、以文化素养来深入对传统的认识，这就要靠“读书”来实现。李瑞清《玉梅花盦·书断》云：“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贵矣。”曼翁老在谈到读书时认为“学习书法、绘画、篆刻，首先要懂得好与坏、雅与俗。见到一幅古人或近人的作品，要能懂得好在何处、坏在何处，这就需要具有鉴赏能力。如何使自己有鉴赏能力？重在多读书，多见古人原作，多研究，这就叫做‘书外功夫’。”可知，书家在不断深化书内功的同时，应高度重视加强相关文化素养，这也是当代书家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当代书家周俊杰也曾强调读书对于书者的重要性：“我搞书法创作，与其说得力于临帖的基础，毋宁说读书给了我更多的灵感和理性上把握书法发展的能力。”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读”。读书很重要，但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书都读，而是要懂得选择和取舍，注重思考。读书是讲究方法的，郑板桥的“点面结合”“博而后精”的读书方法就很实在有用，他说：“善读书者，曰攻，曰扫。攻，则直透重围；扫，则了无一物”。所谓“攻”，就是精读少量最基本的书，抓住实质、把握精髓，进行重点突破，深入专研，并能消化融通，举一反三。所谓“扫”，就是博览群书，横扫无遗，这是一种粗读、略读，以了解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正所谓开卷有益，只要书选得正确，粗读也会有所收获。梁启超言“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读书亦是如此，“攻”“扫”之法就是读书的专工与博涉。于读书而言，或“攻”或“扫”，用的是一种巧力，读得巧，读得实，读得深，这是一种善读。不是死读书，更不是读死书，要把书读“活”，就是要善读善用。因为读书结合了使用，才能深固读书的效果，也就是以读书所学来促进创作，以创作验证读书所得。李光地说：“读书须要融洽，不然撑肠拄肚，便为害”，就是主张读书要融会贯通，学用并举。

“青灯黄卷伴更长，花落银缸午夜香。”面对“青灯黄卷”，读书除了要善读，更要能吃苦，不吃苦是无法得到真才实学的；因为静闻“午夜香”，读书也是苦中有乐的。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曾说：“演员必须是一个刻苦读书并从中得到读书之乐的人。”推衍之，书画家也应是这样的人。为人生而读书、为修身而读书，是快乐的；为读书而读书，那读书便成了苦差事，也无快乐而言了。有人苦于书读过往往不记得，王阳明说：“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读书不是背书，读书知其义才有助于明道，这比“要记得”更重要。所以，读书不必苦于记不住，而应乐于读得懂，知其义。钱钟书先生在“文革”时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思想改造，当时被分配到一个小窝棚。杨绛先生指着这个窝棚问钱先生：“可否终老于此？”钱先生回答：“没有书读。”只要有书读，即使终老于窝棚也不成问题，这就是读书带来的享受。

当读书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时，就恰如一日三餐，看似平常，然不可或缺。因此，书画家不应把读书当作是任务，而是一种生活状态。董其昌《题倪迂画》云：“谁知简远高人意，一一毫端百卷书。”真正的书画家，一笔一画都蕴藏着百卷书的基础，这是文人综合素养的体现。潘天寿说：“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陆俨少说：“六分读书，三分写字，一分画画。”言先生说：“五分读书，三分习书，二分写作是从事书艺创作的合理结构。”无论是“四分”“五分”还是“六分”之说，都说明了读书对书画创作的重要性。

（文/彭庆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