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峰

（文章节选自：《“五十自化”——王铎书法审美特征解析》）

王铎书法审美特征形成的原因

王铎崇尚“二王”书法，兼学汉、三国、唐、宋等历代诸名家法帖，并能融会贯通，创造出雄强沉郁、跌宕起伏、严谨而又浪漫的书法风格。这种特殊审美特征的形成，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以及个人的人生经历和书法学习历程分不开的。

晚明社会思潮对王铎书法美学思想的影响

明代晚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政治、社会习俗的变化对当时社会思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思想文化开始由传统儒学向近代思想转变。由于政治的黑暗、封建经济的高度发达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促使长期被压抑的人性开始向往自由、追求个性解放。

弘治、正德年间思想家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对传统儒家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直接启迪了以李贽、汤显祖与“公安三袁”为代表的晚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为晚明浪漫、奔放、宣泄的个性化书法风格提供了独特的艺术思维和理论基础，进而形成了奔放、恣肆、张狂、浑厚的审美风尚。这种追求个性解放、强调个人主体意识表现的书风影响至今，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书法的创作。

身处这样一个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王铎的精神境界深受其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潮的影响。在其撰写的《拟山园选集》卷八十二《文丹》中，王铎就大胆地提出了“怪”“狠”“怒”“狰狞”“气”“力”等激进的文艺变革思想和美学观。这些词句虽然指的是诗文，但同样也是王铎书法美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怪”:“怪则幽险狰狞，面如贝皮，眉如紫棱，口中吐火，身上缠蛇，力如金刚，声如彪虎，长刀大剑，劈山超海，飞沙走石，天旋地转，鞭雷电而骑雄龙，子美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文公所谓‘破鬼胆’是也。”王铎书法结构新颖奇特以险绝取势，超越了前代任何一位书法家，也突破时人常规的审美习惯，从而使其笔下的字具备奇倔狰狞、怪诞诡异、惊人心魄的审美特质。

“狠”:“为人不可狠鸷深刻，作文(书)不可不狠鸷深刻。”“文要斩钉截铁，如临阵者提刀一喝，人头落地!”“寸铁杀人!不肯缠绕。”王铎书法用笔非常干脆、肯定、果断，刚硬挺拔，从不优柔寡断，其下笔或藏或露，或方或圆，或逆或顺，刚狠勇猛、铿锵有力。

“气”:“文有矜贵气，有壮丽气，有兵戈气，有寒酸气，有死亡气，全无气，不名为文。”王铎在其巨轴行草书法作品中，笔笔铁画银钩、屈曲盘旋，似龙飞鹤舞，其气势壮丽、弘贯长雄，犹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一泻千里而沁人心魄，令人荡气回肠。

“力”:“文要深心大力，如海中神鳌，戴八肱，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清代书家梁巘:“王铎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建，全以力胜。”在这些独一无二、惊世骇俗的文论中，已无法找到传统儒学的踪影，而是充满了怪、怒、狠、力等反传统的、叛逆的、激进的文艺思想。有学者把王铎这种雄浑奇诡、激情四溢的美学思想，称之为“魔鬼美学”。

这种“魔鬼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文论虽然不是针对书法的论述，但却对王铎书法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致使其书法作品中充满了各种情绪的张扬与宣泄。在王铎的文艺思想中，诗文和书法是一体的:“诗与古文皆然，宁独字法也。”

特别是王铎对力的赞美真可谓是不遗余力，称只有将力熔铸于作品之中，作品才具有生命力，才具有美的感受。这虽然说的是诗文，但同样也适用于书法。正因如此，王铎的书法作品中，处处充满了力量感，力随快意入纸，使作品生机盎然，气象万千，爱不释手，令人久久回味。正如康有为所说的“飞腾跳掷”。钱谦益的“蝇头小楷，擘窠狂草，风雨发作于行间，鬼神役使其指臂”，直言其书法雄强豪迈、狂放恣肆、全以力胜的独特个性特征。

家庭变故与仕途失意对王铎书法美学的影响

王铎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幼时家境贫寒，过着“不能一日两粥”的生活，以致其母亲告诉王铎兄弟姐妹说:“子勿忘我饼尽腹饥时，女勿忘我钏珥鬻币时也。”崇祯十一年王铎的幼女、次女相继病故，崇祯十三年其父亲病故，崇祯十四年母亲病故，崇祯十五年妻马夫人病故，崇祯十六年幼子无争、四子无技因逃难避祸而死。王铎曾云:“父母之死，妻女之亡，吾数年肺腑如刺，形神不全，己自不堪，况又折翼中道。”亲人的相继亡故，悲情满怀，苦不堪言，给王铎的精神以沉重的打击，凡此种种的家庭变故，令王铎悲愤不已。

仕途上，王铎几度沉浮，历明、清两代，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弘光、顺治六帝，特殊的宦海沉浮经历是研究王铎书法美学的必要条件。

王铎三十岁中举人，三十一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步入仕途;崇祯十一年，任礼部右侍郎等职位，初入仕途的王铎旗帜鲜明地支持“东林党”的政治立场，直接参与了同“阉党”的政治斗争。面对晚明政治腐败、官兵横征暴敛以及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王铎不畏皇权直言崇祯皇帝:“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剥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

如此逆耳忠言却遭到崇祯皇帝的严厉训斥、谴责。此时每况愈下的晚明王朝，已是百业凋敝、蛮烟瘴雾、腐败成性，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犹如一座即将倒塌的大厦，摇摇欲坠。在尽忠无望的仕途上，一次次的失意使得王铎不得不“乞归省亲”，同时又因李自成义军占领洛阳一带而使王铎不得不带着全家流落于黄河两岸，无法安居故里。

年李自成率义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在绝望中自缢于煤山而亡。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建立南明政权，王铎又被授予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等职位。但同时又由于南明小朝廷内部争权夺势的政治斗争而造成的“伪太子案”，使王铎又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牺牲品，招来了朝廷内外的唾骂和误解。“赵监生率百姓千余人，摛王铎至中城狱，群殴之，……须发俱尽。”真乃无奈之致，可叹之极，人生之悲剧。

清顺治二年()，王铎见明王朝大势已去，随弘光朝廷礼部尚书钱谦益、赵之龙等率文武百官归顺清廷。归顺后王铎被清廷授予礼部尚书、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等职。由于王铎接受清朝的任命，因此既被明王朝的遗民所鄙夷，同时作为明朝的亡国遗老，又被满清朝廷猜疑和防范，致使其背负着沉重的心灵枷锁，备受煎熬，随于入清八年后，顺治九年()三月在郁闷中病逝。乾隆皇帝时，朝廷又借编制《四库全书》之由，查抄了王铎的全部诗刊文稿，将其列入《贰臣传》。王铎终因一臣侍二主，违背内心所愿投降清廷，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生逢晚明这样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乱世，书法艺术的创作成了王铎排解郁闷、宣泄彷徨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他不再“如灯取影”地模仿古人的作品，而是任由情感驱使、恣肆挥洒地书写着自己的情感，正如其文云:“每书当于谈兵说剑，时或不平感慨，十指下发出意气，辄有樵晋鄙之状。”

时至年，王铎流落河南怀州时，为答谢张抱一的知遇之恩，创作了《赠张抱一行书卷》《赠张抱一草书卷》两幅作品，此时王铎的书法用笔更加成熟老辣、笔力雄健，通篇字势变幻、体魄险绝、欹侧灵动，章法跌宕雄逸、起伏绵延。在失意、战乱、悲苦、愤闷之中，王铎经历近40年的书学生涯，其书法艺术创作已渐入佳境。这一年他正直五十一岁，正如其好友黄道周所说的“五十自化。”

临帖习古对王铎书法美学的影响

王铎十二岁开始临习王義之《大唐三藏圣教序》，时人称之“神笔王铎”。“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王铎曾云:“予书何足重，但从事此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王铎书法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与他精于临帖，取法古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朝大臣、书画家董其昌与王铎在探讨书法复古与创新时，王铎就极力倡导“书法以师古为第一要义。”“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善师古者不离古、不泥古。”强调临习古法对书法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他还尖锐地批评当时一些不守古法的书法家:“近世书家以臆骋，动无法度。如射不挂鹄，琴不按谱。”

王铎一生对“尊传统，尚古风”的书法实践，可谓不遗余力。据不完全统计，王铎传世书法作品约余件，临帖作品约占一半，其中大部分是《淳化阁帖》中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诸帖。在崇尚“二王”书学的前提下，王铎还广泛研究临习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唐、宋各大书法名家的法帖，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为我所用，最终成为明朝书坛“中兴之主”。

王铎临习古代法帖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横卷或册页的临习作品，这类形式的书法作品较好地忠实于原有法帖的风貌，如《琼蕊庐帖》《拟山园帖》《圣教序》《兰亭集序》等;一是以大幅巨轴式的书法作品，这类作品常常是以背临的方式进行书写创作，是将个人情感融入其中，对古人法帖进行重新诠释，这类书作常常以连绵不断的线条、奔腾澎湃的气势的大型条幅行草书最具代表性，如《临王義之阔别帖》《临王献之鹅群帖》《临王義之小园子帖》等。王铎这种习古临帖方式，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有法帖的规范和风貌，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情感的宣泄和表达的书法创作。

王铎在广泛汲取古贤书法的精华之后，又自觉地把自己的审美理念融入其书法艺术创作实践之中，从而开创了雄强博大、拗峭诡奇、卓尔不群、独具特色的严谨而又浪漫的书法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