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上世纪初我国美学的建构阶段起到了“启蒙”性的作用，然而时间已过去近百年，他的美学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新世纪初，章启群著《百年中国美学史略》中，才让梁启超有了一席之地，可惜的是，还是作为“蔡元培”一章里的附录出现的，即为《附：梁启超的“趣味”说和美学观》；另外是陈文忠著的《美学领域中的中国学人》，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丛书”中的一种，终于将梁启超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王朝闻、李泽厚并列，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九大美学家之一的。令人欣喜的是，后来相继又出了两本研究梁氏美学的专著，其一是金雅的《梁启超美学思想述评》，其二是方红梅的《梁启超趣味论研究》。

梁氏美学的这种遭遇客观上也有一定的原因，那就是虽然梁启超发表了不少关于趣味主义美学的文章，如《趣味教育与教育工作者趣味》、《美术与科学》、《学问之趣味》、《美术与生活》等，但梁启超并不是专业的美学家，他不象王国维等学者那样出过美学专著，并形成自己的鲜明美学体系，而他更多的象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启蒙宣传家，他的美学思想散见于他的演讲之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文章是用来“觉世”的，而非为“传世”，所以这大大影响了他的美学影响与地位。

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是以“趣味”为核心的，可以称之为“趣味主义”美学，他一生对“趣味”情有独衷，诚如他自己所言：“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梁启超还曾说：“问人类生活于什么？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生活于趣味’”，“人若活得无趣，恐怕不活着还好些，而且勉强活也活不下去”。

对于梁启超美学思想，金雅作了既恰当又简洁的概括：“是以趣味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石，以力为中介，以移情为目标的人生论美学思想体系”。而方红梅作出了进一步的深入与发掘，指出：“梁氏对趣味意涵的理解，从逻辑上看，呈现出从艺术到审美到人生不断开放扩大的逐渐广义化特点。从根本上而言，他对趣味的阐释，则总是以人生为出发点且以人生为归结点的，而这人生，又应是与审美、艺术内在贯通的人生”（《梁启超趣味论研究》第19页）。

梁启超对于趣味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过生动的表述，一方面认为趣味在生活中具有着“本体”意义，趣味即生活，生活亦即趣味。他说为趣味而忙碌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有价值”的生活；另一方面，认为趣味对于生活具有“动力”意义，他说“生活的原动力”就来自于趣味。与“趣味”相反的却是“干瘪”与“萧索”，有如“石缝的生活”，其特点是“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开拓的余地”；或者如“沙漠的生活”，其特点是“干透了没有一毫润泽，板死了没有一毫变化”。

在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中，同时还有一个与“趣味”不可分的一个范畴，那便是“情感”。梁启超认为，趣味构成了生活的动力源，情感构成了趣味的动力源，情感具有着最基础、最内在的意义；没有情感的激发，就没有趣味的萌生；没有趣味的实现，也就没有理想的生活。有趣味，并且是有情感推动着的趣味，才能构成生命的活力，让生命呈现出勃勃生机和盎然意趣。这就是梁启超心目中的趣味的境界、美的境界，也就是趣味的艺术人生境界。

我们还应当看到，梁启超的“趣味”，不是普通的“趣味”，更不是下等的“趣味”，而是有崇高与博大的品位，是一种潜蕴审美精神的生命意趣。他认为趣味的本质就是“无所为而为”与“为而不有”的统一所达成的有“责任”的“兴味”。梁启超把“为”视为人类个体存在的本然姿态，强调真正的人不仅要“为”，还要超越个体之“为”的成败、得失之忧，从而达到“不有”的境界，实现并体验个体与众生、与宇宙“迸合”而成的所谓“春意”境界。他心中的“趣味”境界，是通过情感教育来实现的，是一种升华了的“趣味”境界。强调“趣味”的升华，其实是梁启超美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梁启超的“趣味”美学的理论是对中西哲学的融合，其中康德与柏格森对他的影响最著。

从康德始，美开始走向情感、走向个性、走向人的完善与人自身的价值。梁启超把康德誉为“近世第一大哲”，受康德影响较深。他对趣味之美的本体构想，主要就是在康德意义上的哲学美学范畴中来观照的。梁启超把情感视为趣味的内质，强调情感是趣味之美实现的基质。这种关于美的思考的情感视角与价值立场，也明显地折射着康德美学的身影。另一位对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创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是20世纪生命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柏格森。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是宇宙的本质，是最真实的存在。但生命不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心理意识现象，是一种意识或超意识的精神创造之需要。梁启超从中西文化中借用了“趣味”的术语，但却注入了自己的新的内涵，梁启超所界定的“趣味”，既非中国传统文论中单纯的艺术情趣，也非西方近现代美学中纯粹的审美趣味。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审美人生，也就是要人生艺术化、审美化，与之相近的有朱光潜的“情致”说、丰子恺的“童心”说、宗白华的“情调”说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强调人生的艺术化，艺术人生。这种“人生艺术化”美学思潮，在上世纪三、四年代引起了诸多学者和艺术家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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